展览城市： 上海-上海
    策 展 人： 黄丽霖
    展览时间： 2008-01-12～2008-02-16
    开幕酒会： 2008-01-12 17：00
    展览地点： 望东艺集
    主办单位： 望东艺集

    展览前言——汪民安

　　王轶琼找到了一些自然片断进行拍摄――这些片断有时候是一片幽静的园林，有时候类似于长久没有人光顾的废墟，有时候只是一片林子，一棵峭壁上的树，一汪湖水，或者是一片空旷的天空。随后，他用卡通玩具猴子将自己的头部包裹起来，置入这片被拍摄的景观中，并对这些照片进行框架化处理――这些照片被制作成椭圆形形状。

　　显然，王轶琼的这组摄影图片系列表达了一个文人（我不愿意说是艺术家）在现时代所遭遇的特有伤感。这种伤感是通过营造诗意而得以传达的。如何营造诗意？首先，这些照片被一种宁静的氛围所渲染，那些被拍摄下来的“景观”，通常是黑白色的，它们沉默无声，照片中的那些树木的枝丫在寂寞地伸展自身；天空辽阔；湖水波澜不惊；庭院，角楼，小桥，废墟，都处在一种无声的状态，通常，它们以黑色的形式同空旷的白色天空形成剧烈的对照。这种对照加剧了它们的沉默效果，也加剧了画面本身的诗意效果。画面的景观似乎沉浸在景观之中，沉浸在自身的历史之中，这些景观构造了自己的世界，它们在这个世界中自我感受，自我思考，自我诉说。这些安静的废墟气质一般的东西，使得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伤感的格调――很明显地，它是对某种境界的向往，但是，这种追求境界的意志，总是来源于某种现实挫折，因而它会倍加伤感。这种方式，显然是中国文人惯于在山水中表达自身这样一个美学传统的当代延续――这些无人出没的景观，却处处充塞着人的气息，这些看不到人的“景观”，却处处都是人。这些安静的景观，显然是感伤情绪的托付和寄寓。同时，王轶琼独具匠心地选择了这种椭圆形的图片框架。椭圆形所特有的曲线和缠绕风格，它的徘徊和蜿蜒，它所特有的对隐秘之地的透视化表达，瓦解了照片通常所惯有的方正形式的硬朗和专横，瓦解了那些乏味的明晰性。这种线条，一方面强化了照片的诗意特征，另一方面增加了文人气和书卷气，增加了感伤的氛围。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安静的画面，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书卷气和文人气的画面？显然，这些安静的画面，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它们同这个喧嚣的时代构成了激烈的对照。在这个空旷而寂寥的照片的另一面，是当代狂热而纷乱的生活碎片――王轶琼似乎是在表达对这个狂热时代的一个隐秘的不适应――这不是对抗，对抗是英雄主义的，不适应则是文人化的。如果说，今天的剧烈生活总是将人不自觉地卷入到某种漩涡之中的话，这种不适应，就是对这种躁进的漩涡的不适应，对这种动荡感的不适应。显然，这种不适，必定会驱使人来到这无人的地方，来到一个现代之前的宁静氛围之中，并享用这种宁静的氛围，同时充满个人主义地反复抒情。正是这种不适应，造成了画面的伤感，寂寥，唯美和忧郁的特征。造成了画面本身的抒情性――抒情性，这是这些图片的一览无余的气质。这一切，在当代，都是极其个人化的――纷乱的时代通常让人亢奋，它激起的是欲望。而伤感，则是典型的文人气质，是欲望的反面表达，或者说，是欲望和意志无法施展的表达。伤感，它不仅仅意味着不适应，同时还意味脆弱，意味着挫折，也意味着带有理想主义的情操的执意坚持――只是这种理想主义，这种文人情操，在这个摧枯拉朽的时代，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稀有了――这是感伤的重要源头。

　　问题是，图片本身中寄寓感伤的自然山水和景观，是否能够真正地成为抚慰之地？或者说，它是否就是单纯的感伤本身――从王轶琼的作品中对人物的处理来看，山水就是单纯的自然的感伤本身。在今天，它不可能像旧时代那样成为文人最后的托付之地。王轶琼并非让画面本身在单独地诉说，他还将自己强行置入到作品中。自己置身于作品中，但并不是和作品构成一种和谐关系，自身并不是去享用这种山水和景观。这里面的这个人物不是以一个旁观者，不是对自然景观的把玩者的面貌出现的。相反，这样一个人物存在在画面中，他似乎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周遭的山水景观视而不见。不仅如此，这样一个人物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卡通式的东西，他的面部呈现强烈的符号色彩，甚至故意带有明显的表演性，或者焦虑，或者忧郁，或者感伤，这样一个故意表演的面孔，却被一个卡通式猴子形状的帽子所紧紧地包裹住，这更加加重了这个人物的表演性――也可以说这个人物的人工性。显然，这种有意“制造”出来的矮小人物，同这个完全“自然”的景观形成了一个剧烈的对照――人和景观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调的关系――从形态上来说，图片中的这个人物同这个背景完全是冲突性的――他的滑稽感，他的装扮和表演，他故意的夸张，所有这一切，都和自然的安静的山水景观，和废墟一样的背景，构成了冲突。这个被装扮出来的人物，置身于画面中，并且常常处在画面中的一个小位置，在这里，人似乎变成了一个小动物，一个自我矮化的动物――既像是精神的矮化，又像是身体的矮化，既像是掩饰什么，又像是在装扮成什么，总之，人并不是以一种恰当的自然形象显身――他决不是在享用、呼应和默认这样一个自然背景。总之，这不是一个文人在放浪抒情，恰恰相反，这是抒情的反面。似乎自然的山水，激发的既不是人的休闲放松，不是人的豪迈慨叹，而是是人的自我压制和自我保护。人在自然山水中，感受到的恰恰是不适，不安，是紧张。难道从时代的喧嚣机器中逃出来，还是不能找到适当的平衡和抚慰？

　　在此，这样的被装扮的矮化的形象同这个自然的精致构成了对比。它成了整个画面的不协调的一个要素――中国画中的人物和山水的统一性似乎受到了嘲弄。王轶琼这样处理这个人物基于什么理由？他为什么要在画面中置入这样一个卡通式的滑稽形象？或许，这里面存在着一种反讽：即便逃离了喧嚣的时代机器，人们试图在某种诗意的，现代之前的氛围中再生存，问题是，这种生存的氛围，同样是可疑的，人在这样的氛围中，或许还是找不到自己的恰当形象和位置――犹如画面中的小人通常是悬浮的，收缩的，内敛的，它在这里，在一个旧式的想像氛围中，在一个前现代的语境下，仍旧可能是孤独的，是变形的，是游离的。自然的氛围还在，自然的诗意犹存。但是，它不属于人的诗意了，不属于人的氛围了。逃离了这个时代，也许并没有恰当的空间在安抚着命运的喘息。因此，一道红色的一瞥注定要出现在图片中，人们自然会问，这图片上方引人注目的红色的一瞥，到底是希望的指南，还是绝望的伤口？

    （编辑：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