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馗
1997年《中国民间目连文化》的出版，为持续多年的目连戏研究作了集大成的学术总结。在这部著作中，刘祯先生不但以扎实的传统学术功底综列了目连戏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而且用宏大的学术眼光观照了这个领域中的几乎所有的论题。时隔八年，刘祯先生将历年发表的有关民间戏剧形态及戏剧史学的研究，结集成《民间戏剧与戏曲史学论》。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他的第一部“关于民间戏剧与戏曲史学方面的论文集”，也是第一部有意站在传统戏剧史学的角度来总结中国戏剧特征的文集，其意义自不待言。
中国戏剧史上， “关、马、郑、白”、“荆、刘、拜、杀”、“五大名剧”，因为其文学成就，成为传统戏剧的代名词，用文学统观戏剧的研究思路也自然成为通行的法则。而在普通民众生活中许多影响广泛的戏剧及其演出形态，例如目连戏、傩戏以及众多的“小戏”等，渐渐不为士林学院关注。突破了上述传统学术研究思路的刘祯先生，在《目连戏：文人与民间》一文称：从戏剧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来看，可以有文人与民间两个群体，当然，这个划分是相对的、整体性的，是可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如水火的。因此，刘祯不是平面观看文人、民间的种种异同，而是着力展现各自视野中的戏剧艺术观念，在作者的研究中，民间对“演出行为”的重视与文人对“创作主体”的强调，都是再现中国戏剧本质的重要内容，而目连戏正是因为凝结着来自不同方面的观照，也就更能够体现中国戏剧精神及其本质。作者关于目连戏的六大艺术特征：祭祀性、质朴性、诙谐性、技艺性、俗言性、象征性的概括，与其说是属于目连戏的，不如说是对中国民间戏剧特征的最基本的判断。正是基于这一观念，作者眼中的民间戏剧，“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参与和共融，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识，而非纯艺术的审美咀嚼”，更多的是“历史的价值”，直接将民众的戏剧艺术及其蕴含的文化精神，提升到戏剧研究的重心位置，放置在戏剧发展的主流。
作者的这种刻意，显然不同于单纯的艺术分析和文本研究，实际兼有对研究客体——民间戏剧的主位、客位的辩证考察，从本质上超越了戏剧研究在二元或多元的价值分立，用整体的眼光整合了戏剧发生、发展、演化的诸因素。这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用人类学视野研究中国传统戏剧的理念的重要展示。
正是缘于作者试图以戏剧的民间性来确立“戏剧的美学理论、批评话语”，他的眼光不单放在类似目连大戏这样的“集体自我创作、表现的参与艺术”，而且转向了基层社会中列为“小戏”的戏剧形态或剧目。无论是对《天官赐福》“仪式贺庆功能”和喜庆象征的揭示，还是对《王婆骂鸡》“真实性、冲突性、诙谐性、猥亵性、游戏性”的概括，作者始终把握的是民间生活的原生态及其审美意味。例如，作者将《王婆骂鸡》看作是民间的“文戏”，从成其为“文”的音乐说唱，体味它在普通民众的艺术趣味，作者强调戏曲曲调所具有的游戏性，“与其说是为了表达人物思想感情，毋宁说是夸耀技艺本领，带有极浓的游戏味道”。这种判断有异于传统意义的艺术分析，当然也不在民间与文人之间立意，而是把握中国传统戏剧的游戏本质，从这一本质发现戏剧剧目所蕴含的民间接受原则和民间表现逻辑，因此，戏剧文本中那些所谓“俗”与“雅”的内容与形式，不再对立，而是完美统一，为社会各阶层各自取舍接纳。顺着这一思路，刘祯先生的研究主旨自然也不再恢复那些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民间戏剧在戏剧史上的地位，而是着意凸现民间性在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和张扬。因此，宫廷上层、城市戏剧的群趋审美，同样成为戏剧民间性的重要表达。《元大都杂剧的勃盛论》、《论杂剧的繁荣与元代统治者的关系》、《大都杂剧的美学特征》等系列文章，从地域开放带来的文化整合、文化隔阂带来的艺术流行、城市发展带来的审美变化等角度，多视角、多层面地研究戏剧在社会整体的位置。显然，这种研究视角除了来自研究者的博学和见识之外，也来自中国戏剧始终不曾脱离的民众生活。这正是当代戏剧研究者最容易忽略的内容。
纵观刘祯先生的研究，民间、文化是一以贯之的两则标准，而标准的形成则重在构建一个更加符合中国戏剧发展史的标准体系。承认民间，意味着对戏剧发生、发展的本源基础给予充分的理解；张扬文化，意味着对戏剧演化、流变而成的各种形态能够充分的尊重；而将民间、文化作为中国戏剧一体两面的特征，则是重构传统戏剧史的必然，正如作者总结那样：“民间戏剧是中国戏剧史的主体主导，民间戏剧主体地位的确立，不是依据民间的数量，在数量上民间占有绝对的优势，更主要的是根据戏剧的民间属性、民间本质。”囿于传统以来文人对戏剧“小道”、“末流”的局限，囿于政治观、历史观的封杀，百年戏剧（曲）史向来缺少真正展示民间性的戏剧观念体系。但是，作者将“将民间戏剧拓展为戏剧文化，还原戏剧本质，让人看到了对民间戏剧认识、评价新的思维、新的话语和标准”，则无疑代表了这种“重构”的良苦用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构历史在文化界每每多被揭示，但是重构的标准是什么？重构的目的是什么？似乎缺乏更为冷静的思索，正因如此，众多领域中所谓的重构历史，有“破”而少“立”，多“重”而乏“构”，呼喊声重，而建树不多。在《民间戏剧与戏曲史学论》中，作者用将近一半的篇幅在回顾百年中国戏剧的学术研究，对文人戏剧史学观为主的剧学体系、对现代学术中戏曲研究的变化轨迹、对话语表达中民间精神的疏遗、对王国维戏曲史学的反思、对宗教祭祀戏剧研究的价值张扬，无不深入肯綮，全面地肯定了作为文化的民间戏剧在诸多历史框架中的地位，行文中展示出作者思维的冷静和缜密，而用意则饱含作者对民间戏剧与传统文化的热情和挚爱，以民间戏剧为主体的史学标准正是在这百年学术回顾中，被凸现，被张扬，被确立起来。刘祯先生对中国戏剧史的构建，不同于传统戏剧史学体系，但又是紧紧基于戏剧本体和戏剧现状，正如他对当代戏曲发展判定的那样，“戏剧在当代确实亟待改革、发展，但其未来既不是对传统的因循，又非扬弃传统的再造，也不是一种亦此亦彼的调和物，而是在体味、把握其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戏剧的整合创新，是在一种参与性极强的戏剧文化机能营建中发展的”，因此，他所构建的民间戏剧观，实质上是符合传统戏剧历史演变而又自具生命活力的戏剧文化机能，既能够看到中国戏剧史的主流、支脉，也能够看到沉潜于这些流脉之下的文化精髓。
（实习编辑：庞云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