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志浩
舒芜先生
2008年，何满子先生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对记者说：我估计，舒芜在有生之年不会反省。一年之后，2009年5月8日晚，曾遭政治风浪侵蚀的何满子，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百日之后，2009年8月18日晚，政治风浪中摇晃了一辈子的文化老人舒芜，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也许，何满子人生的一大遗憾，就是没有看到舒芜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天堂里，应该没有政治风暴，舒芜见到久违胡风和路翎，还有那么多与自己紧密链接的胡风分子，能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吗？舒芜活了八十七岁，寿数不可谓低，是否在矜持外表之下，还有一个心事静静流淌的舒芜，只有上帝知道。不过，晚岁的舒芜，也许念叨周作人的一句话：寿则多辱。
一 桐城文化世家
追寻学者的成长足迹，不难发现，家学与师承是不能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民国时期，文化望族在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不断式微，但是，大宅门在子弟教育的社会化方面，依然有不小的相当。周一良、何满子两位都是在私塾接受的启蒙，富有学养的家庭教师，给他们进行一对一辅导。当然，舒芜的家境，比起周一良、何满子要逊色，毕竟身属文化世家，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尽出桐城。
奇怪的是，舒芜接受唯物论后，对于桐城文化，丧失起码的温情的敬意，对于文化世家对自己成长的积极因素，看得很淡。大概，舒芜出生的时候，新文化已经如火如荼，“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早被新文化巨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位桐城文化的世家子，对于桐城文化的背叛，所达至的自觉，不免让人惊悚。
所以，我们看到，舒芜迫不得已，述说自己的家世，条分缕析“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主动划清家族界限，人家方苞是“桂林方”，是“大方”，自己家族属于“鲁谼方”，是“小方”。人家“大方”才可称得上簪缨世家，锦绣文章。“小方”很晚才发达起来。
世家大族，难免存在错综复杂，历史上积累的矛盾，自然不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家族制度，直到民国，都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既然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之下的家族制度，耕读传家，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文化上，不仅是社会基本的细胞，简直可以说是基于血缘的文化共同体，乡土中国，文化世家俨然是教化一方的道德模范，对于族内子弟，它所产生的效应，自然不可低估。
舒芜的曾祖，已经开始诗书传家，祖父帮吴汝伦办理教育，父亲方孝岳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晚年任职中山大学，叔叔方孝博曾任职中央大学、兰州大学，文理融通，既教物理、又教文学。九姑方令孺与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诗人，母亲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老先生的女儿，文学史家马茂元是自己的表兄，邓以蜇、宗白华、张漱涵、包柏漪都是“鲁谼方”大家族谱系中的成员。难怪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方宁胜先生，在《桐城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以鲁谼方氏为中心》中赞誉：“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世家，自雍正、乾隆间方泽起八世薪火相传，墨香未绝，不惟桐城望族之仅见，即置之海内，亦足称道”。
现代新文学，正是在于桐城文学传统的决裂中，成长壮大的，但是，作为桐城文化世家子的舒芜，倾向于新文学，自然有一份不能承受之重。舒芜坦诚自己是桐城文化的不肖子，这一点，一辈子都没有改变。面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躁动，舒芜具有难得的清醒，不仅对故乡的桐城文化研究不上心，而且对国学热大泼冷水，可以见出，舒芜尊崇五四的一贯逻辑， 要说桐城文化，对于舒芜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也不够客观。晚岁的舒芜，有三十年的时间，可以进行一点反思，但是，反思必然消蚀有血性的灵魂，舒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觉，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NextPage]
二 学术和思想的师友
舒芜、王元化、何满子三位胡风分子，按理说，属于五四的产物，何满子生于1919年，王元化生于1920年，舒芜生于1922年，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他们属于第四代，这一代，可以说是百年学术史上最可怜的一代，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这些第三代学者，还是比较从容地吸取学术营养，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多了一份理性和平和。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责何满子、王元化、舒芜，而是说，时代已经不允许他们从容地选择了。1937年抗日战争，三位还不到十八岁，争取国家的自由，已经迫在眉睫，个性解放的议题，只能退居“二线”，激情的文学比起平实的学问，也许更能抒发愤懑，这就是为什么热血青年、争自由的国民，能够融入到讲究纪律和献身的集体？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很少不是“左倾”，我相信，这是舒芜和何满子两位论敌的“共识”。
谢泳先生在《舒芜：回到起点》一文中，为舒芜没能进入大学深造，深感遗憾。并进一步设想：如果追求自由的舒芜能够进入大学，对于民主的理解，自然会有所不同，可以成为最后一批自由主义者。只能说，这是一种美妙的假设。一九二二年出生的舒芜，如果十八岁进入大学，应当是一九四〇年，如果舒芜如愿以偿，进入西南联大，依照舒芜的心性和志趣，西南联大岂不是多了一位学运骨干？西南联大作为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一九四九年，留在大陆的教授，还不是面对、接受、适应威权政治？假设舒芜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考取世界著名学府，获得博士学位，并于一九四九年服务桑梓，又会如何呢？
民国时期，重视学历，但并没有废弃学力。舒芜中学肄业，就开始为人师表，学术储备确实不足，通过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叔叔的举荐，担任黄淬伯先生的助教，舒芜把有关《墨子》的论文给黄老先生看过，经老先生首肯，得到先生的提携。结果是，黄老先生走到哪里，就把舒芜带上，老先生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舒芜从助教直接聘为副教授，二十二岁的舒芜，没有两把刷子，怎能胜任？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现代学府中少有的女儿国，成立于四十年代初期，校址在四川江津白沙镇，魏建功、李霁野、张维华皆一时之选。胡小石、黄淬伯、台静农先生先后主持国文系系务，副教授有吴白匋（著有《风褐庵诗词集》）、詹锳（著有《文心雕龙义证》） 、姚奠中（著有《庄子通义》）、宛敏灏（著有《二晏及其词》）、柴德赓（著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一九四九年以后都成为名教授，颖异好学的舒芜，既是桐城文化世家，又具有新文学的视野，又在白沙与学术俊彦切磋唱和，假以时日，理应创获颇多。
冥冥之中，舒芜人生当中，总是呈现复杂的张力，这位桐城文化的不肖子，把对桐城文化的偏见，带到古代文史研究的所有领域。舒芜天真的可爱，以为 “弄旧的东西，只是挣饭吃的‘职业’，而‘事业’另有所在，在新文学新文化方面。”舒芜，又没有先见之明，何以对古文化如此绝望？也许，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平衡吧！
三 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舒芜原名“方管”，舒芜是方管投稿所用的笔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了，据说，“舒芜”要用桐城方言来读的话，就成为“虚无”。这样看来，使用舒芜的笔名，就具有了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道义。对古文化的绝望，使得舒芜对新文学产生无限的神往，甚至连带旧文化做人的准则，舒芜都弃之如弊履。历史很有意思，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四位新文化的巨擘，其实，所秉持的道德底线，都不是新颖的，新文化所孕育的新型知识分子，无论对文化，还是道德，都是新颖的。这一点，在胡风事件中，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甚至鲜血淋漓，直至今日，展读胡风事件的文献，让我辈浩叹不已。
何满子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胡风分子，最大的悲剧在于，原本属于“非利益相关者”，他根本不认识胡风，也没有文字上的交往，但是，在全能政治中，政治领袖预设的囚徒困境中，无辜的何满子，只是由于和胡风的朋友有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交往，就被打入另册，发配宁夏，至于胡风的朋友，所遭受的迫害，更是令人扼腕，让人浩叹！王元化差一点精神崩溃，胡风更是“三十万言三十年”。整个胡风事件，株连多达二千余人，试想，这两千多人的兄弟姊妹，能不遭受株连？家属的家属，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学生的学生，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这些人的上学、参军、提干，都遭遇一票否决。
胡风事件，之所以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在于把私人信件当作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罪证，公权力堂而皇之侵入民间社会，舒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就在于，不管出于压迫，还是出于投机，迎合了全能政治的需要，成为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历史的吊诡在于：党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过后这么多年，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五十年代的胡风事件，这场特大的现代文字狱，尽管已经平反，但是，它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和恐惧，并没有随着胡风分子的逝世而自然痊愈。至此舒芜去世之际，理应不再纠缠舒芜的道德底线，而是深切反思“胡风事件”所依托的制度安排，建设容忍异见的自由空间，如此，才能告慰所有胡风事件中的受害者，才能产生不再令人左右摇摆的社会。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