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可
白鲁恂 Lucian W.Pye先生
冷战时期的美国有一个极其醒目的现象：为数众多的社会科学家，以各种身份和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参与了对外政策事务和冷战政治生活，集大学教授和“冷战斗士”（cold warrior）的身份于一身，成为所谓“国家安全权势集团”（national security establishment）或者“对外政策精英”中的基干成份。在冷战的启动和行进中，美国如何做出对世界形势和自身历史使命的基本判断，如何在冷战中界定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如何制定和实施冷战的大战略和局部政策，如何在冷战政治中动员和吸纳知识和意识形态的资源，又是如何达成符合冷战需要的国内政治气氛和全民共识，美国冷战的这些方方面面，脱开这些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些人不仅是那个时代学术史上的要角，他们还进入了冷战的政治史；而美国的冷战史不仅是一部由政治家、军人和外交官主导的外交史和政治史，也是一部知识史或者思想史——学术精英和社会科学家是其中的主角。
冷战已然终结多年，逝者如斯，那些在冷战前期曾经跨越了知识和政治的边界，并在两个领域里都声名显赫的人物相继谢世，这几年就有沃尔特罗斯托（2003年2月去世）、加尔布雷思（2006年4月去世）和小亚瑟施莱辛格（2007年3月去世）。今年9月5日，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也以享年86岁辞世。在政治和公共思想领域，白鲁恂的名气和影响力赶不上曾位居核心权力集团或充任舆论领袖的前几位。但作为声望崇高的学术领袖和有丰富经历的政策顾问，白鲁恂的生平事业也足够地丰富和典型，从中可窥见那个年代美国知识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些富有意味的方面。而中国人还有理由对他格外地感兴趣，因为他是当年政治学领域里研究中国问题首屈一指的权威，其地位即使比不上历史学中的费正清，也多少有类似之处。
白鲁恂于1921年出生于中国山西的汾州，父母是在华传教士。他自幼获得中英文双语能力，曾先后在汾州和北平上小学和中学。1943年他自美国卡勒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毕业后入伍，在驻华海军陆战队担任情报官。早年的中国经历自然是他成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的发端。这个经历也使他对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格外敏感和关注，而这是他终生学术思考的底色。1947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在那里完成了研究1920年代中国军阀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博士论文，并继续留在耶鲁担任研究助理至1952年。195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赞助下，白鲁恂前往马来亚进行了六个月的田野工作，目的是探究是什么样的心理学原因驱使当地华人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共产主义对欠发达世界的人们有什么样的吸引力。该项研究后以《马来亚的游击队共产主义》（Gue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1956年）为题出版。这部著作显示了作者研究一贯的心理学取向，也预示了他力图在深层的价值、态度和情感的层次上去观察政治现象的终生志向。
白鲁恂的学术生涯是在战后美国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中心地带展开的，具有特别的标志意义和典型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有三个相互交迭的主要潮流，即所谓“行为主义革命”的蔓延、现代化（发展）理论运动的勃兴，和以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为主的跨学科地区研究学术体制的形成。而白鲁恂的学术工作同时代表了这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自然有师承脉络：在他的老师当中，有“行为主义革命”的领袖之一，致力于将心理学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的哈罗德拉斯维尔，又有发起比较政治学、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但在第三个方面，白鲁恂身体力行地将对亚洲的研究引入传统上关注西方和本国的美国政治学，成为重要的地区研究专家和地区研究体制的建构者、领导者，致力于使经验导向的地区研究成为现代化理论的载体和试验场，这是他不同于其老师的特点和优势。1966年，他出版了《政治发展的诸方面》，确立了其作为最主要的现代化理论家之一的地位。作为学科体系的构建者，他还辅佐阿尔蒙德创建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而该组织一时之间成为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研究的中心，1963年他接替阿尔蒙德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达十年之久。他还参与创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系。1988年，白鲁恂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可谓名至实归。
战后年代，无论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潮流和特性，还是白鲁恂个人的学术生活，都与冷战的背景密不可分。冷战初期，社会科学家当中有将专业化学术与冷战的国家目标结合起来的明确主张，白鲁恂的老师拉斯维尔正是这种“政策科学”的倡导者，而白鲁恂则在冷战和对外政策领域倾力践行这一理念。
白鲁恂对亚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化目的论之下的“社会病理诊断”，也就是把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病症来加以认识。1956年，白鲁恂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随后前往缅甸，进行一项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政治、人格和民族国家建构缅甸对认同的追寻》，1962年出版）。他以心理分析方法出发探究政治文化的性状，以图揭示欠发达国家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而这正是兴起中的现代化理论的“常规智慧”。 [NextPage]
白鲁恂作为学者和政策思想家的双重生涯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密不可分。这个1950年代中期新近建立的机构是当时现代化理论中心和最主要的策源地，也是从事政府资助的“政策导向的研究”特别是对外交军事问题的研究的典型机构，汇聚了现代化理论在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如经济学的罗斯托和社会学的丹尼尔勒纳等人。在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精英学者形成了一种极具政策意义的共识，即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战后世界政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全球冷战斗争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地干预和影响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方向和进程。为此他们致力于构建系统的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发展政策和反叛乱政策的。而白鲁恂以亚洲问题专家的身份，成为“反叛乱”政策的一个主要理论家和设计师。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一次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内战的会议上，白鲁恂提交了一篇题为“造反的根源和叛乱的肇始”的文章，成为肯尼迪时期美国“反叛乱热”中的著名文献；他并将其对反叛乱问题的研究以报告形式提交给海军研究办公室（ONR）。此后作为反叛乱、心理战和发展援助问题上的专家，他不时向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开发署等诸多政府机构以及兰德公司提供咨询和建议，并在国防部的反叛乱研修班上担任担纲授课。
在相当程度上，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塑造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第三世界政策。而其中白鲁恂发挥突出作用的反叛乱思想又是把美国引向越南战争的一个思想要素。大学教授中支持越南战争者并不多，但白鲁恂曾在1965年与其它几个著名学者联名向《纽约时报》致公开信，表示坚决支持约翰逊总统对越南的战争政策。并不奇怪，1960年代后期反战运动兴起后，白鲁恂被他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们指责为犯有反人道罪行。而其与越南战争的这种关联至今还不断在不少学术著作中遭到指责。随着越南战争的失败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现代化理论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白鲁恂的学术生涯的高峰期也由此告终，其现代化理论家的身份逐渐消退，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回到中国问题上来。
白鲁恂对中国的研究也以政治文化为核心论题，同时也大量采用心里分析方法。他认为，现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是权威危机，而不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更常见的认同危机。他对中国政治的观察基本上以此为出发点，进而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和后果提出一整套解释。1976年，他出版了一部以其擅长的心理学方法为特色毛泽东传记，被认为既不乏洞见又充满学术上的危险性。1981年，《中国政治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台湾出版的中译本作《中国政治的变与常》）一书出版，该书是对中国共产党派系问题一个系统研究，也是他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著作。晚年的白鲁恂仍旧是一个勤勉不辍的对中国的观察家，比如，他曾经撰写了一篇探讨江泽民领导集团的政治风格的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白鲁恂中美和解过程中也有所作为。1960年代中期他曾在主持对外关系协会设立的一个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探索与中国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的可能性。1966年，他参与创建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而1972年正是在他担任副主席时，该委员会发动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乒乓外交”。 （本文写作中得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翟韬先生的很大帮助，在此谨表感谢。）
Lucian 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 Co.， 1966
Lucian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1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