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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怀大爱心,做小事情

2009-01-23 15:08:39来源:    作者:

   

作者:萧翰


茅于轼先生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春寒犹在的上午,一位眼神温和慈祥的高挑清瘦老者,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徐徐走在二楼的猩红色走廊上;他的脸上有常见的老年斑,可是在他的微笑中却可见神情矍铄(后来知道他有微笑的习惯,无论遇到什么他几乎总是微笑),显得精力充沛;他头发灰黑——夹杂了不少白发,梳得头路清晰,一丝不乱。一身铁灰色的西服,碎花领带打得圆润饱满,笔直的裤线下哑光的黑皮鞋一尘不染。

    茅先生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说他是天则的灵魂人物恐不为过,那是1993年7月,迄今15年有半。以天则后来的名声,很难想象当初的艰难。天则草创之初,条件、环境比较恶劣,要把这样一个民间的研究机构办好着实不容易,那时候茅先生常一个人骑车外出,带上天则编的书刊杂志到各个书店去兜售;茅先生还亲自出马,向企业募集研究各类课题的资金、跟政府部门协调,就是在这种看起来似乎微小而琐碎的持续努力下,一个个寒暑的轮回之后,天则逐渐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民间研究机构。

  茅先生不是个做“大事”的人,他喜欢做“小事”——这让我想起特丽莎修女那句名言:“怀大愛心,做小事情”。

  在农村搞小额贷款是他很著名的事情,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以助他们摆脱缺乏资金支持的困境,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小额贷款的金融主体无法自由吸储,只贷不存的经营模式意味它迄今基本失败的命运仿佛从一开始就注定,而这并非茅先生之过,他已经努力了,而且迄今为止已经发出的那些小额贷款,也都已经实现了他最初的愿望。

  茅先生还主持创办家政学校,为农村来城市打工的保姆做培训,给许多外地来京的姑娘们提供了专业的家政培训,由于社会的因素,在其创办的学校不当承揽过多责任之后,遭受了一些诉讼损害,便是茅先生所谓的“无妄之灾”。

  茅先生关心公共事务,他写文章参与大量事件的公共议论,在中评网讨论时政热点的许多会议上,茅先生都有精彩的议论,例如2000年7月份的苏萍案、2003年的孙志刚案、Sars、黄静案,以及王斌余案、聂树斌案……。在公共问题上,茅先生温和守道,但内容上往往犀利而不回避禁忌,即便是面对法轮功这种许多人回避的问题,他也一如既往温和而执着地为法轮功信徒的信仰自由说话,这时候他依然会是微笑着,用他略带沙哑的温和声调,平静地说出来,坐在椅子上的身体没有因为谈及这个问题而有非常态的表现。

  茅先生不仅仅是在言论方面关心公共事务,还在具体的工作中支持一些重要的社会调查,例如2003年茅先生曾因我写的关于警察权问题的文章而动念进行警察权现状调查,以便可以提出规范警察权的立法或政策建议。

  茅先生虚怀若谷,能够听取别人意见,在天则所或者中评网的一些会议上,他的观点也并非总是得到所有人赞同,他的一些文章的观点也并不能得到所有人赞成,例如,他写过《没有理由不纳税》,而我就不同意这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就有理由不纳税”——这涉及征税权的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宪政问题。在天则或中评网的那些会议上,我还记得偶尔会有的大家对茅先生意见的质疑,他总是微笑着看着对方,眼神还是那样温和,静静地听完,他才说话,而且从来不占用过多的时间,他的发言一般很清晰简洁,没有长篇大论,和大家讨论,他没有架子,没有情绪。对于不同意见,茅先生在去年接受《新财经》专访的时候曾经说过欢迎有不同意见的人与他交流,“骂我也可以的,但是不要谩骂,那样没意思。如果骂我能讲出道理来,我很喜欢的。”在我接触中,茅先生上述说法确实是说到做到的。

  茅先生有过不少著述,最著名的当属《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他以大量的实例阐发了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对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发出忧思,此书在国内影响巨大,并在国际上获得安东尼图书奖。

  茅先生有过许多名言,例如“用损害良心的方式挣钱,用损害健康的方式花钱”是他对一些暴发户的批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则是他在保护私有产权与关心民瘼方面最概括的表述;“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让穷人生活得好一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茅先生这么说,也这么做。他反对奢侈,但并不反对富裕,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地铁、打车,出门在外,住宿还自己带香皂,他认为摆阔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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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先生最讨厌的是特权,他对人的善意,是无差别、无等级的,曾有人提醒茅先生,说会有“特殊职业”的人在他周围,搜集他的言行,可能会危害他的生活,茅先生不以为意,他坐在沙发上,还是微笑着说:“我不去猜,成本太高了。”这种看似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背后却是一种善意,一种对他人的善意推定,同时更是内心的坦荡和无畏——“温和是力量的源泉”,斯迈尔斯的这句名言在茅先生这儿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和茅先生并无多少私谊,甚至从未有过超过五分钟的单独谈话——电话除外,有限的交往也都只是在天则所和中评网的工作中,2003年我辞去中评网执行主编后,基本上不再去办公室,与茅先生也就没怎么见面了,去年通过几次电话,也都是因为有事。我似乎一直不觉得有太大必要与茅先生多接触,他的所作所为公开、纯粹、益于公众,读其文,闻其言,观其行,以及工作上那些近距离的接触,足以让我对这位可敬的老人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康德在《论崇高感与优美感》中讲到男人到了一定年龄应该给人崇高感,茅先生的行走坐立、言谈表情,往往就给人崇高感。王焱先生《贵族的兴衰》说道:

  “真正的贵族,意味着与某种历时久远而又符合公道的制度规则之间,形成一种忠贞不渝的关系。真正的贵族意味着对于政治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更多的义务。”

  这是我见过的对贵族最精准的描述性定义,它廓清了漂浮在这个概念上的杂草泡沫,消除了多年来许多人对“贵族”的误解,倘以此衡诸当代国人,可称贵族者自然几希,在这少之又少的人里,茅于轼先生当属卓然而翘楚者。

  我至今还很怀念报恩楼时代的天则所,怀念跟茅先生和其他同事讨论问题的时光,春绿了秋黄,紫竹院里海棠依旧,报恩楼下的草地、花树也仍然逢季即发,飞来飞去的鸟儿们嘹亮的鸣声,仿佛还在耳边,四处嬉戏的猫儿们,估计也不会搬家…没想到七八年的时光弹指而过,天则所早已搬了好几回,到了万柳……

  往事如绘,想起这些是因为郭玉闪说过几天茅先生将届八十大寿,他建议我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些拉拉杂杂的话,聊以晚辈一点微不足道的敬忱恭祝茅老健康长寿。

  2009年1月5日於追遠堂

   (编辑:萧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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