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军
施蛰存先生
1934年底，施蛰存编辑出版第六卷第一期《现代》后，因复杂的人事原因离开现代书局，以“做书的人”为己任的施蛰存便闲了下来。不久，他接受了康嗣群的建议，两人联办了一个短命的纯文学期刊——《文饭小品》，该刊为文艺月刊，大三十二开本，于1935年2月5日创刊，1935年7月31日终刊，共发行6期。编辑人为康嗣群，发行人为施蛰存，代理发行的书店为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文饭小品》月刊除以主要篇幅刊登各种散文之外，也刊登短篇小说、诗歌、文学论文、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和报道世界文坛的情况。
之前，施蛰存编辑《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和《现代》等文学杂志，一直担任编辑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刊物的经验，办《文饭小品》时，他却成为发行人，康嗣群为主编。康嗣群是四川财阀康心如的儿子，北大毕业后，在上海美丰银行任经理。他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第三卷第二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第三期发表过文章，由此看来，他和施蛰存是有文学上的交往的。施蛰存回忆：“我自不编《现代》杂志后，康嗣群即劝我自己办一个小刊物。他愿出钱助我，因而办了一个《文饭小品》，但他不愿意作为发行人，于是来了一个‘反串’，我做发行人，他做主编。”事实上，“他（指康嗣群）出资金，我（指施蛰存）负责编辑，交给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由此也可窥见施蛰存在当时文坛的处境——脱离现代书局，似乎无事可做；且因施鲁之争，以及与现代书局内部的复杂人事纠纷而郁郁寡欢。
《文饭小品》是由个人力量创办的刊物，除了将发行任务交由上海杂志公司外，其他一切工作由施蛰存和康嗣群，更确切地说，是由施蛰存一个人承担，而没有实质性地挂靠大型书局。缺乏由书局提供的雄厚资金作后盾，这对于刊物的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施蛰存等人创办《无轨列车》，依托刘呐鸥全力出资开设的第一线书店；办《新文艺》，依托刘呐鸥出资开设的水沫书店；主编《现代》，依托由张静庐、洪雪帆主持的现代书局。1934年被誉为上海的“杂志年”，而这些新生的杂志，背后一般都有书店支撑。如当时的《文学》和《太白》挂靠在生活书店，《论语》挂靠在时代图书公司，《人间世》挂靠在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文饭小品》临时决定交由上海杂志公司代理发行，并没有得到其资助。施蛰存晚年回忆，他将《文饭小品》的发行“交给上海杂志公司，钱都给上海杂志公司拿去了，所以就难以为继”，可见《文饭小品》面临的经济压力及其艰难处境。
《文饭小品》延续了施蛰存办《现代》等刊物的编辑思路，是他低迷处境下的一个文艺结晶。施蛰存在主持《现代》时，力求维持刊物的“非同人性质”，但在1933年，他还是与鲁迅狭路相逢，正面交锋，在1933年10月-11月的《申报·自由谈》以及《大晚报》、《海燕》、《涛声》等刊物上，就“《庄子》与《文选》”展开较为激烈的论战。一时间，茅盾、高植、曹聚仁、致立、陈子展、周木斋、陶徒然、梁园东等人撰文抨击施蛰存，对其形成“围剿”之势，使得施蛰存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决计休战的《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一文后，又于1933年11月29日-11月1日在《申报·自由谈》上连续四天发表回应文章《突围》。这场论战使得施蛰存处境尴尬，各派文人纷纷远离施蛰存及其主编的《现代》杂志。这一时期的施蛰存苦闷无助，他感到了深深的寂寞和孤独——似乎将要被排挤出文坛圈子的忧虑。1934年7月，他在给当时身在法国的好友戴望舒的信中写到：“这半年来风波太大，我有点维持不下去了，这个文坛上，我们不知还有多少年可以立得住也。”由此可见，与鲁迅的论战对施蛰存打击巨大，一种不稳定感与无立足之地的惶恐时时困扰着他，他急于需要一个发声的平台和阵地，《文饭小品》的出现，正好支持了施蛰存继续前行，于是他整装待发，重新振作，期望以《文饭小品》为契机，改变在文坛的尴尬处境。
施蛰存对所办杂志的封面要求非常严格，力求杂志（书籍）封面与内容相互应和，相得益彰。《文饭小品》的六期封面主要由字和画两大块构成，其中“文饭小品”题字位于封面的上端，从右至左按顺序横向排列，约占整个封面的四分之一；题名下方为由简单的线条构成的素描或石画。这六期封面在变化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有变化。封面刊名“文饭小品”的题字，前后六期保持了一致，均由陆维钊所题。对此施蛰存在每期目录旁均有交代：“志名制字：陆维钊”。而每期的封面绘画却决不雷同，各具特色。刊名题字前后保持一致，体现了杂志封面的稳定性原则，稳定性是为了凝聚成杂志的长期风格，使之具有品牌效应，成为杂志的标识。六期封面绘画决不雷同，各具特色。施蛰存说：“我做编辑一贯注重刊物上的图版，图文并茂从内容到形式，都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第一期封面绘由有“江南老画师”之称的吴观岱所作的“梅花图”；第二期封面绘选用“汉石画燕舞”；第三期封面绘由苏曼殊大师所绘“古城楼图”；第四期封面绘由美国著名的左翼漫画家William Gropper所绘“牛仔策马扬鞭图”；第五期封面绘由法国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Jean Cocteau所绘“读书者”；第六期封面绘由Bertram Hartman所绘“山水图”。这些绘画与陆维钊的题字一起构成一幅幅优美和谐的封面。 [NextPage]
《文饭小品》的封面设计与1935年前后上海同类型小品杂志封面设计有明显的区别。如由陶亢德主持的《论语》，在短期内封面变化不大，都是由同一孔子像构成，只是每期的封面颜色有所调整变化。后因卷期变化，也只是换了另一版本的孔子图像，再点缀以《论语》中的经典语句而成，且按照线装书在封面左上角以方框题字为标准刊写“论语”二字，体现出一种浓厚的古典趣味和“尊孔意识”；由林语堂主持的《人间世》，封面比较古朴，多用国画中的松、鹤、古代读书人山中行走图，以及其他中国古典图案为主体，其画面线条流畅优美，是典型中国国画中写意一派风格，体现出林语堂的性灵宗旨。相比之下，《文饭小品》的封面就显出了灵活生动，变化有致，中西结合，古今融汇的特点。
从《文饭小品》的作家构成看，施蛰存十分用心，几乎动用了他办《现代》时的所有文学资源，包括他多年的编辑活动积累起来的丰富出版经验，以及与众多作家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文学友谊，以此提升《文饭小品》的艺术品位，努力使读者更多一点，使其艺术生命更长久一点。《文饭小品》的多数作者，都曾在《现代》上发过文章，这些名家的文章树立了《文饭小品》的艺术高度。施蛰存杂志虽然继续倡导施蛰存主张的“非同人”性质，但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作家构成，都首推“性灵”一脉，追求闲适小品的恬淡风格，与当时另一小品刊物《太白》倡导科学小品的路数不同，用鲁迅的话说，是“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李金发、老舍、张天翼、李广田、俞平伯、阿英、林庚、丰子恺、粱宗岱、芦焚、戴望舒、施蛰存、赵家璧、郑伯奇、谢冰莹、陶亢德、孔另境、金克木、徐迟、罗洪、王莹、沈启无、康嗣群等人均在《文饭小品》发文，且文章风格类似晚明袁中郎性灵小品，与现实政治和实际生活关涉不大。《文饭小品》的整体风格与当时上海另两种刊物——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和陶亢德主编的《论语》接近，走“闲适幽默小品”路线，成为继《人间世》、《论语》之后又一重要的小品期刊。沈从文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说：“《文饭小品》编者能努力，且知所以努力，刊物有希望。惟编者若放弃与《人间世》抢生意，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保持昔日《现代》杂志性质，也许更容易办好。”
施蛰存善于设计和调整杂志的专栏，这是他多年编辑经验的积累形成的艺术意识。《文饭小品》主要刊发散文，也刊发新诗和小说，注重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承袭了其之前主持的《新文艺》、《现代》栏目设计的路数，每一期《文饭小品》既有文学评论、生活杂感，又有短篇小说、散文小品，同时也刊载了大量的现代诗歌和西方文学译作，真正是一个小小的万花筒，杂而不乱，文体比例均衡，名家分布有致。较有意思的是，在一片温柔敦厚的文字中，施蛰存设计了两个小专栏——“絮语”和“微言”，专发篇幅短小的文章。如果说“絮语”栏刊发清新流丽、意境优美的小品文，那么“微言”栏则多刊发短小精悍、金刚怒目的杂文。因此，“微言”栏的存在，使得《文饭小品》充满了战斗的生机。
《文饭小品》杂志，与当时号称“中国最活跃的文艺杂志的权威”——《文学》杂志以及销路颇广、名家云集的《太白》杂志挑起争端，形成一次小小的笔战高潮。如《文饭小品》第一期“微言”栏中有文章不点名嘲讽《文学》杂志是“一个大百货店式的文学志”；同期发表的《小学》与《疑问号》这两篇文章，对新年号《太白》“掂斤簸两”栏中的文章的“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随即《太白》和《文学》发文反击，笔战就此开始了。
《文饭小品》与《文学》、《太白》展开了长达半年的笔战，如其“微言”栏中的《小学》、《疑问号》、《不隔》、《何谓典范》、《主观与客观》、《再簸一下》、《某刊物》、《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章矛头针对《太白》；《再说卖文》、《代人夹缠》、《过问》、《“彼可取代也”》、《傅东华的告白》、《漂亮的诡辩》、《朋友文学说》、《盾还是盾》等文章矛头针对《文学》。其笔战内容驳杂，涉及文学创作、编辑用稿、读者需要等诸多问题。现在看来，其论争多断章取义，往往纠缠于细枝末节，很大一部分属意气之争，火药味甚浓，论战双方利用各自的杂志为发声平台，极尽嘲讽之能事，互揭老底，各不相让。但这些笔战因鲁迅、茅盾、傅东华、施蛰存、魏金枝等人的参与而别开生面，同时，一些有重大意义的文艺问题还是从一片嘈杂声中突显出来。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战主题有“杂文的文艺价值问题”和“杂志与新进作家问题”等。
这场主题分散混乱、态度有失公允的论战，终因《文饭小品》杂志的停刊而终止。不可忽视施蛰存在此一阶段的办刊思路——领衔参与论战，且似乎有意识地期望论战升级，这与之前施蛰存编辑杂志时强调非同人性质的办刊思路不同。在连续五期《文饭小品》上，施蛰存发表了《创作的典范》、《何谓典范》、《服尔泰》、《代人夹缠》、《过问》、《彼可取代也》、《杂文的文艺价值》、《“不得不读”的〈庄子〉和〈颜氏家训〉》等文，分别针对茅盾和鲁迅等人，矛头对准《文学》杂志和《太白》杂志。是有其考虑的。首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文学趣味的对抗与竞争。《文学》和《太白》极力抨击以“闲适”和“幽默”为主调的小品文，批评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其与《论语》、《人间世》的互相攻击在当时文坛尽人皆知。《文饭小品》走闲适小品路线，推崇晚明小品，师尊性灵文学，自然取《人间世》、《论语》同一立场。从更深一层看，这样做有生存策略上的考虑——《文饭小品》想借《文学》和《太白》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吸引读者注意，提高《文饭小品》的可读性和现实针对性，以此来增加读者，维持刊物的生存。《文学》是当时最大的文艺杂志，有上万读者。早在施蛰存主持《现代》时，《文学》就后来居上，发展势头迅猛，施蛰存回忆：“第三卷的《现代》已不能保持每期一万册的销路。一则由于本身内容不免低落，二则生活书店的《文学》已异军突起，分减了一部分销路”。《太白》半月刊的销量也很大，每期行销八千本，而《文饭小品》印行五千本，实销仅有四千本，举步维艰。因此，《文饭小品》将销量大于自己数倍的杂志目为敌人，向权威挑战，不排除期望通过论战扩大自己的影响，扩大杂志的知名度和销路的战略考虑。
《文饭小品》因发行和资金问题，终于在1935年7月出完第六期后就停刊了。斯人已逝，其间的文字，生动地记录了当年文坛的风雨阵脚，成为那时代的一面小小镜子了。
(编辑：李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