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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表演,而是唱给上天和大自然听”

2008-04-28 00:23:39来源:    作者:

   

作者:蔡宸亦


萨顶顶

    在“放歌世博”2008 上海世界音乐周即将举行之际,多位嘉宾来到上海音乐厅,为听众介绍当今“世界音乐”的状况。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世界音乐”在世界唱片市场上所占的微不足道的份额表示了悲哀,并对中国原生态音乐的现状深感忧虑。

    萨顶顶的音乐获得了世界音乐领域里的大奖,但关于中国“世界音乐”的真正所指,却并不是很清晰,连念起来都有点拗口。事实上,“世界音乐”概念“创立”至今仅20 年的历史,起初完全是因为唱片业发展的需要。1987 年的国际流行音乐唱片会议上,各大国际唱片公司发现,越来越多的音乐既不属于流行,也不属于古典,为了推广和营销,大家把这些无法归类的音乐统一划入“世界音乐”的门类。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著名音乐学者田青指出, “世界音乐”这个名词其实来源于欧洲中心论,是近20 年来欧洲文明“自省”的标志,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人发现了在欧洲之外的音乐。中国的音乐可以分为文人音乐、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其中民间音乐占了极大部分,这些都可以算是中国的“世界音乐”。

    越来越多东西面临永远失传

    在“放歌世博”2008 上海世界音乐周(4 月30 日-5 月5 日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之际,主办方特意邀请了几位嘉宾展开讲座,为观众普及世界音乐的相关知识。

  艺术评论家、展览策划人李旭并不是音乐工作者,而是个“世界音乐”迷,光是收藏的唱片就有近千张,兴许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李旭竟是数位嘉宾中唯一听说过萨顶顶的。虽然还没听过萨顶顶的音乐,但李旭说:“能得奖,总归是件好事,对推动民族音乐的国际形象有好处,帮助恢复民族自信。我们不能只有一个萨顶顶,而是要出几百个萨顶顶,这样才能比较,谁在利用当代技术的同时,没有丢失民族灵魂。”

    李旭将自己的“世界音乐”聆听经验比喻为“爬出了井底来看天”。上世纪90 年代初期, “新世纪”(NEW AGE)音乐兴起风潮,音乐里常有大量的民族音乐的元素。“著名的Enigma 就是靠格鲁吉亚圣歌做背景,先采样再进行后期电子混音制作。他们甚至在第二张专辑里,采用台湾高山族阿美系的音乐做素材。”李旭就是那时候冒出来一个想法:听拼贴出来的东西,不如直接去听原材料。于是,他一下子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世界”。

    “原先概念里所谓的音乐,是音乐工业的产物,都是经过制作人、星探的寻找,经过包装,经过专业操作的。我发现,包括流行音乐、爵士音乐都是高度市场化的东西。”李旭说,“而很多搞世界音乐的音乐家,并不是职业音乐人。他们是‘素人’,不是为表演而学出来的。在中国,除了汉族基本失去了能歌善舞的能力,许多少数民族本身就是非常擅长演唱、表演、玩乐器的,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李旭认为,世界音乐概念的出现,可能来源于西方主流音乐出现了创作危机,但在寻找市场空间时,却的确引起了文化上的新关注。从90 年代至今,国外音乐商店内“世界音乐”的领地,已经从原先一个小柜台,变成按地域细分为非洲、拉美、中东、中亚等等好几排的一大块区域,说明唱片工业对这个市场的信心,也说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逐渐被抛弃。

    听世界音乐,往往不仅是音乐,还与当地的宗教、文化、历史息息相关。“比如信仰喇嘛教的地方,西藏和内蒙虽然地域相差得远,但他们的音乐有点像,发声的方法也有点像。”李旭说,“反过来说,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好机会,主动出口中国文化。然而,在国外的音乐超市,中国民乐非常小,有很多拉丁、非洲、伊斯兰的音乐,但中国的音乐很难买到。”

    世界音乐分为采样派和录音派。采样派排斥录音棚里的后期制作。纯粹的采样派会带着所有设备,不远千里到发源地,他们认为,在歌者的家门口录,状态最好,这样采来的音乐比在录音室里唱出来的真实。然而李旭在国外的唱片店发现,许多中国音乐,比如辽西秧歌,居然是由欧美的音乐公司出版的。他们深入中国腹地,先我们一步采样,很可能以后中国人要花钱买他们的版权。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民间老艺人纷纷去世,许多段子本身无人记谱,若无传人,就等于永远失传了。“就像《诗经》、《乐府》那样,现在只能是乱唱了。”李旭感叹。

    “就我所知,有些音乐人在用自己的钱,帮助建立一些音乐事业。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钱,需要政府,也需要人。”至于官方世界音乐专家或保护者对萨顶顶闻所未闻,李旭表示:“这正说明了中国世界音乐发展中的生态断裂,政府、民间、制作方尚未建立有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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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呼麦


新疆刀郎木卡姆

    得给他们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

    开创“土风计划”以保护少数民族音乐的陈哲,就像是这种“生态断裂”的牺牲者,当然他也许心甘情愿被称为“孤胆英雄”。作为80 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坚力量,《同一首歌》、《血染的风采》、《让世界充满爱》和《黄土高坡》的词作者,陈哲是90 年代初的第一批唱片制作人。在香港的唱片行里,他发现“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比例的五分之一,但在唱片架上却小得可怜”。陈哲对此感到屈辱,他反思说:“我突然意识到,中国流行音乐人的课才上了一半,像我这种从小拉小提琴、听贝多芬长大的,身上没多少传统的东西……”于是,他带着摄像机、照相机、录音机和笔记本,独身一人进了山,一去就是十几年。在找到“美国福特文化教育基金”的资助前,他变卖了香港的房产,自费帮助普米族地区建立“民间传承推动委员会”。

    刚去的时候,陈哲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无奈,比起唱歌,村里的年轻人更愿意到城里刷碗。“他拿着那个‘古董’没法吃饭。他要到你的文化系统和评价体系里去找新的生活。这就是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的问题。”陈哲说, “我原来是想帮他们记录、整理、留下,这也是作为音乐工作者必然的心态,后来发现,他们觉得那些没有价值,是我需要它、我热爱它,我是摄取者。”所以,这些录下来的音像资源至今仍留在陈哲的电脑里。“把它做成唱片发行,只是意味着我的劳动成果得到回报,但我更希望能使他们先受益。”

    随着去世的老人家越来越多,怎样让少数民族音乐“活着传下去”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本来这不应该是我的事,是政府和专门机构的事,然而,当你身在其中,刀天天在你身上刺,你就坐不住了。”陈哲想到,民间村寨里的曲艺歌唱常常是建立在自娱自乐、婚丧嫁娶等文化需求的基础上,要让音乐传递下去,就要恢复文化的公共需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毛在,就要皮在,羊在,草原在,整个文化环境要在。完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音乐工作者的工作范畴。这也就是‘土风计划’,保存最具特征的民族民间文化,维护一个民族的身份。”

    兰坪是陈哲最早选中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验基地。“上面有香格里拉,底下有大理,左边有丽江,谁也没往中间看。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我一呆就是6 年。”在这里,普米族的传统在群山隔绝中赓续,陈哲采撷了大量丰富的民间文化素材,服饰、歌舞、工艺、吟诵、对话,一切都纳入了他的声像资料中,建立了各个村寨完整的文化档案。在陈哲引导下,普米族人建立了世界上唯一一支能够合奏的口弦队伍。“口弦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簧片乐器的鼻祖。这批年轻人全学会了,这也是他们对祖国的贡献吧。”

    “他们不是演员,他们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使者’,我的态度是,既不能让他们孤立地在山村里死掉,也不能粗暴地丢给市场。得在不变质的前提下,让他们跟社会保持一个适度的交换。”陈哲感叹,“毕竟公路在通,电视在播,手机在覆盖,你要让一个这么小的民族独立承担自己的文化传承,我们全社会得给他这个坚持下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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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做越没信心的保护工作

    作为历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评委,田青是原生态唱法的主推者。他顶住学院派评委们一致的反对声,毅然在今年的比赛分类上开辟出与美声、民族、流行并列的原生态组,希望主流媒体能宽容并鼓励这些从“村子口”唱到舞台上的民间艺人。曝光率,毫无疑问,是让中国原生态音乐走向“世界音乐”这个西方发明的概念的必经之路。这些音乐需要曝光率,不仅在于它们要走向西方、世界,更是要挽救其濒临失传或无人问津的处境。

    田青说:“近200 年来,中国人的一大愿望就是要成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美国人,无暇顾及自己的精神文化体系。”在青歌赛中,一次,他将全场最低分打给了内蒙的二人台。“原先,传统四块板的节奏,非常精彩,结果旁边加了个大提琴,一来就乱了套。”在田青看来,“崇洋媚外”的社会氛围,是民间艺术传承的绊脚石。

    在日本,技艺的传承人被称为“人间国宝”,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中国也开始学习日本,开始重视民间艺术,建立一个四级保护体系,县级普查,再到市级、省级和国家级逐级上报。“比如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一个年轻人打起背包,准备到深圳去刷碗了,这时候县里的文化干部给身边的刘大爷发了一块匾,还有一个大红包,并且以后每月都有,就是因为他掌握的一门本来没人看得起的民间技艺,这时候这个年轻人会想,‘我何必到深圳去刷碗呢?我为什么不跟刘大爷学这门手艺呢?’”

    田青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官位不小,但他也有非常无奈的地方。“现在各级政府都非常积极,但‘重申报,轻保护’,或是借保护文化遗产的名义发展旅游,破坏大于保护的发展触目皆是。”田青感叹, “我现在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越做越没有信心,我总结我自己是一个强打精神,略带乐观主义情绪的悲观主义者。”

    迄今为止,中国有4 项文化遗产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古琴、昆曲、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其中,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是全世界保存最丰富的木卡姆艺术,然而自2005 年申报成功以后,新疆当地成立了不少木卡姆歌舞团,这些由俊男靓女组成的年轻人,甚至千里迢迢来到中央音乐学员接受科班声乐教育。田青说:“民间艺术家与职业演唱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是表演,不是唱给观众听,他是唱给自己听,唱给上天和大自然听,唱的是自己真正的感情,所以有极大的感染力,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相比科班的,我还是喜欢那些大胡子老头,尽管他声音粗糙,但是绝对能够打动你,这种真诚的声音在现在的舞台上,几乎已经见不到了。”

    (实习编辑:庞云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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