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剧《成化十四年》临近收官，一边是观众对剧情“魔改”的抱怨；另一边，一位自称“方怡”的年轻编剧在4月21日通过微博发布了一篇万字长文，控诉自己在剧本策划过程中受到的不公待遇。
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编剧，写了一年剧本只得到了4万元稿费，没有签合同，只有口头承诺可以署名“助理编剧”，最后，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说好的署名自然也不见踪影。
方怡的经历，迅速引起了微博网友与编剧行业的关注。
除了万字长文，方怡还陆陆续续地发出了她与项目负责人的邮件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佐证自己的说法。
如今，这部剧临近收官，片方或许不可能在片头片尾再补上方怡的名字。而从这位编剧的表述来看，她如今所寻求的，只是一个能让她在自己的简历上标注上《成化十四年》的官方认可。
对于所有关心编剧这一行当，以及关心剧本策划流程的人们来说，方怡的万字长文远不仅仅是她的诉苦求助之作，而是再一次将编剧与影视行业之间是何关系这个严肃的议题，提上了台面。
“魔改”这口锅，有时不该编剧来背
在方怡的微博中，有一点格外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讨论。
方怡表示，她所编写的剧本中，并没有如今被观众所诟病的女性角色加戏、男性角色性格大变等问题，即剧本的大幅修改出现在她离开团队以后。
而据她所知，剧本的大幅改动是因为剧集的导演要求改剧本，并让编剧跟组，现场修改。
这也是方怡没有得到署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即方怡的剧本与最终定稿差距太大，并且人已经离开团队，自然不能有署名权。
因此，争取署名权的方怡实际上控诉的是两件事。一是她的创作成果遭到了篡改，二是她为此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换而言之，其作为编剧的创意和权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从目前的舆论来看，或许由于纠纷的起源是这部以年轻网络受众为主的《成化十四年》。在网络上，方怡获得了大量同情和支持。
这与剧本最终呈现的质量不无关系。在她发文前，就已有不少观众批评《成化十四年》在改编上极其不尊重原著。
由于原著是一部耽美小说，《成化十四年》面临着和其他同类作品一样的问题，即如何符合当下电视剧的尺度要求，并尽力保留原著中的人物关系。
据方怡表示，片方的确要求他们加入原创的女主，并让原著中的小女孩“阿冬”更为女性化，而这两个要求在方怡看来，都是不妥当的。
因此，她拒绝了加入女主，对于阿冬的处理，也只是加重了戏份，并没有让人物有与其年龄身份不符的感情戏。
但在播出版本中，原创的“朵儿拉”让观众大感不适，而新加入的角色也打乱了破案部分的节奏，同时，也影响了男主唐泛的人物形象，将其从原著中有勇有谋的年轻捕快变成了情窦初开的懵懂少男。
面对这样的剧情，有豆瓣网友评论道，“让耽美的受方跟女主恋爱，让痴种挑起侦探权谋大戏的大梁，把笔递给莎士比亚也一样没辙。”
然而这样的改编是否是因为编剧能力不足？方怡的文章和聊天记录给出了另一种回答。
在聊天记录中，与方怡交流的署名编剧之一明确表示，“我都排在第三了，前面都是导演的编剧。”
这似乎侧面印证了方怡文中所说的“X哥”的说法：导演在开机前介入，对原剧本不满意，直接带编剧进组，而原先的编剧团队，只有两个人跟着进组里，边拍边写。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年前从《有翡》剧组中传出的纠纷，似乎也与剧组在现场胡乱修改有关。
正如著名编剧余飞所说，“如今80%的公司剧本策划工作还在刀耕火种阶段，不出问题才是意外。”
只有剧本大纲便开机，边拍边大幅度地修改剧本，甚至边拍边写剧本，这不仅是编剧没有话语权问题，更像是有相当的制片公司，以及影视从业者人员，对于所谓的“一剧之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二月，广电总局发布电视剧网剧备案新规，要求电视剧和网络剧在申报备案公示时，制作机构须向有关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承诺已基本完成剧本创作，但对于片方的承诺，是否会有相应的监督或惩罚机制，却没有明确的条款。
这对编剧和剧本的需求量自然是一个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魔改”，但却未必会改善编剧的地位。
著名编剧李亚玲曾经在自己的微博分享过一个案例：一家制片公司向一名编剧约稿，要求编剧试写三到五集，平台或是资方评估通过后，才会付给编剧稿酬。
这样“空手套剧本”的路数，在新规通行后，或许会成为黑心制片公司节省成本的伎俩之一。邀请年轻编剧“试写”剧本，再进行统筹修改，最后可以以“成片与试写稿内容不同”的理由拒付稿酬。
应当说，“魔改”造成的后果，不仅是观众的骂声一片，更是剧本策划行业的混乱。
初稿到定稿的面目全非，定稿到成片的“相逢不识”，在这样的混乱中，编剧的著作权益如何得到保障，确实很令人担忧。
除了懂法用法，编剧最好还得是个“明星”
就像方怡在文章结尾处落下的一句，“我只是想说我能一口气写近万字，不是编剧可能码不了这么多吧。”
编剧的维权故事并不是新鲜事，而方怡似乎也不过是“隐形行规”之下的一个新的牺牲品。
2019年12月，笔名“三两松果”的一名年轻编剧发微博表示，自己被制片方拖欠了一半的稿费，在她开始询问稿费的问题时，制片方便“玩失踪”，最后，她更是被直接踢出了剧本策划的微信群。
在方怡的微博引起转发和关注后，《成化十四年》签约编剧程曦发布声明进行回应。
这份声明措辞严厉，并直接将方怡在微博上发布文章的行为称为“侵权和违法行为”。但在其声明里，并没有对方怡文章中提出的口头承诺署名一事，进行回应。
对比两人发出的文字，程曦的声明寥寥数语，公事公办，而方怡的文章情感充沛，摇旗呐喊。一个试图体现专业性，另一个再为自己争取同情分。而在具体内容细节上，两方也有出入。
例如方怡的文章中提到自己是在“2017年初”离开团队，程曦则表示其2016年就已经离开，因此，在这一年进行的剧本修改，方怡并没有参与；而方怡估算自己写了12集剧本，程曦的声明里，则是11集……
工作室或制片方之所以态度强硬，自然是因为方怡在一开始，没有与工作室签订任何劳务雇佣合同。
回顾往年来编剧成功维权的案例，往往步履艰难。
《十指连心》编剧吴迎盈维权案花了十几万打官司获得了两年前应得的稿酬，《莫语者》编剧武瑶被拖欠200万稿费，最后选择与制片方私下解决。
这都还是在有劳务合同的前提下。如今，对只有口头署名承诺和聊天记录，而似乎没有任何能在法律上能用作证据文件的方怡来说，情况可能更为不利。
影视剧中署名权的纠纷并不少见，编剧和制片方也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对关于著作权法的法条做出自己的解释。
而由于剧本的修改流程和话语权归属越来越复杂，便出现了文学策划、文学统筹、剧本总监、编剧等五花八门的署名方式。
因此，在合同中清晰详细地对各方的权利细节做出约定，已然成了编剧保障自身权益的唯一办法。即便如此，“维权”也渐渐成为了编剧们在写作能力之外的另一项必备技能。
《2019-2020中国影视行业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中有一组令人心酸的数据，受访青年编剧中有过“被骗稿”经历的比例高达75%，且近半数是入行不到三年的新手编剧。
对于这群普遍收入降低，行业影响力几乎为零的青年编剧来说，他们既不能放下手里的创作，砸钱去打官司，也无法像知名编剧一样获得来自业内的支持和支援。最终也只能“认倒霉”。
以欺骗的方式打压年轻创作群体的热情，对于行业的长期发展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健康的。
或许，对于许多颗粒无收的同行来说，拿到4万元稿酬的方怡已经足够幸运，而她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出来为自己的署名权发声呐喊，这种行为无疑勇气可嘉。
在转发了方怡的微博后，余飞又发了一条微博，有些调侃，却也相当无奈地表示，编剧被欺负，是因为编剧“是在别人多方博弈过程中被遗忘的存在”。
因此，他一直在促进编剧的“明星化”。当编剧有了明星光环，在观众和业界当中的“存在感”就会更高。这样，无论是在资本的博弈中，还是在制作方的较劲下，编剧都不至于成为那个被忽视的所在，也才有了所谓的话语权。
然而，编剧不能靠脸吃饭，也没有时下亟需的“带货”能力，要想出名，或是成为对业内事件件发声的“意见领袖”，若是口才不好，最后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但是，如果这是编剧保障自己权益的最有效方法，行业内那些在片头片尾消失的“方怡”们，又该如何是好？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