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来源于英语“Reality TV”，中文直译为“真实电视”，其区别于电视新闻、电视剧与纪录片等其他的电视节目形态，是一种带有强烈的娱乐色彩的综合性节目类型。真人秀在理论上不赞同“表演”，而更加强调“真实”：记录参与者在节目中的真实经历、情感、故事。

　　中国真人秀的成长纪录

　　中国电视真人秀几乎与这一节目形态的世界潮流同时起步。2000年6月，广东电视台推出一档名为《生存大挑战·穿越中国陆路边境》的专题节目，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真人秀节目模式的初探者，距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真人秀《幸存者》启播仅三年。全新的节目形式和内容令此档节目不仅收视飘红，更引发国内其他电视台的争相模仿。随后，国内出现大批类似的栏目，比如中央电视台的《龙行天下》和《开心辞典》、浙江卫视的《夺宝奇兵》、欢乐传媒制作的《才富大考场》、北京维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走入香格里拉》以及其与湖南电视台合作的《完美假期》等等。

　　2010年前后，购入国外真人秀节目模式再进行本土化改造成为国内真人秀节目的主流制作方式。以《中国好声音》的巨大成功为代表，真人秀成为近三年来中国电视屏幕上最显著的文化现象，于总体上呈现出形态丰富、类型多样、制作精良等特征。截至目前，中国电视荧屏上的真人秀节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表演选秀类，如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情感类，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竞技类，如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东方卫视的《极速前进：冲刺！中国》；职场类，如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教育电视台的《职来职往》；益智类，如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中央电视台的《开门大吉》；饮食类，如东方卫视的《顶级厨师》，中央电视台的《厨王争霸》；其他，如《超级减肥王》等。

　　国内真人秀节目虽有丰富的类型，但其形态在本质上主要包括两大门类： 一类是所谓“高门槛”，以专业性为基准的节目，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其他如《我是歌手》、《谢天谢地你来了》、《舞林大会》等。参赛的选手需要在演唱、表演或其他特殊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节目的卖点也主要是由参与者的专业表现力所决定。另一类是所谓“零门槛”，具有强烈草根性质的节目，以《中国达人秀》为代表，其他如《超级女声》、《中国梦想秀》、《直通春晚》、《星光大道》、《笑傲江湖》等。大多数参赛选手的表演并不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甚至可以说比较“粗糙”，但是却有能够打动观众和评委的经历或精神气质。

　　上述两大门类代表着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两种气质或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制衡，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电视真人秀文化的内核。不过，从各个节目的赛制和社会影响上看，无论何种类型的选秀节目都具有“造星”的效果。参赛者通过节目向受众展现出的是被光环包围的形象，被媒体包装后神话式的“超我”，以及由草根到明星的“嬗变”。无论使用哪一种套路，此类节目都在强调个体可以借助专业性的力量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他们通过高水准的演唱表演或者是凭借动人故事博得观众同情认可，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专业性”，主要是以“娱乐”的形式来呈现，在大众的文化消费行为中得以彰显。

　　现实失落补偿与想象性话语权

　　真人秀在中国赢得巨大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深深嵌入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之中，通过种种方式缓解了转型期的中国民众的普遍性焦虑。

　　一方面，真人秀节目为观众建构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愿景”，使观众对社会变迁与阶层流动产生了美好的想象。各个年龄、性别和职业的观众，都可以在类型丰富、种类繁多的真人秀节目中，将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投射到节目参与者身上。这种角色的投射往往与社会角色形成逆向相关性，亦即，观众会将平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无法实现的愿望，转化成对节目参与者的一种期待。他们希望能够从参与者身上找到对于自己现实失落的一种补偿——通过他人的成功追梦经历来成全自己的“白日梦”。

　　另一方面，真人秀节目为观众构建了全新的文化身份。通过给予观众实际的或想象性的评判权，使观众感觉自己已经转型为意义生产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消费者。真人秀节目往往有较强的互动性。通过短信、电话、网络等互动平台，采用投票、评论等方式，观众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中来。这使得观众不再是原来屏幕前面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转变为具有评判权和影响力的参与者。有学者评价：“这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平民运动！平民的娱乐权利完全归还到了平民的手中。”2007年之后，广电总局叫停了手机投票、电话投票和网络投票等场外投票方式，“大众评委”遂兴起，作为电视观众的代表，参与“裁决”。藉此，真人秀节目赋予了大众一种想象性的话语权，具有了一种新的、更加积极的身份——不过是想象的身份。

　　在改革与转型中，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剧烈变迁。真人秀节目在当下中国取得的成功，是因其不仅在感官上迎合了大众娱乐和审美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于社会变迁与阶层流动的期待。大众津津乐道于普通人通过参加选秀而一夜成名、最后名利双收的故事，意味着在社会财富急剧膨胀、贫富分化日趋显著的当下，大众将对自身财富增长的期待投射到节目之中，投射到成名的参赛者身上，并在心理上获得某种安慰的过程。与此同时，真人秀对“真爱”、“成功”、“平等”、“梦想”等价值观的宣扬，也使得受众在情感上获得满足，弥补了现实社会中所缺失的部分——在人与人之间因科技、利益等因素变得愈加疏离，人际关系普遍浅层、淡漠的情况下，真人秀节目却持续不断地令观众因一首歌曲而泪流满面（《我是歌手》），因一个平凡的梦想而泣不成声（《中国达人秀》）。这种虚拟情境下的沉浸与狂欢，使人们打破了现实中的僵化和拘谨，给自己带来了一种情绪上的释放和情感上的解放。

　　人造的“真”难解现实的难

　　但我们也要看到，真人秀在本质上是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割裂的，它的“真”是一种人造的“真”，由消费主义文化所缔造并最终为消费主义文化所支配，其提供的内容往往与具体的社会语境脱节，是电子社会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它所给予大众的精神领域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性的，即通过文本的力量，为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重重“遭遇”和“困境”提供了虚拟的“解决方案”。大众从这类节目中汲取的“能量”，或许更多是一种狂欢带来的迷醉感，其在推动社会文化的变革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需要我们进行更多阐释性、批判性的解读。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