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柴静本人非常看重自己作为职业女性的公私界限，她认为，作为采访者，应该有一个“群己界限”，不问私人问题，因为“这个信息对心灵产生共鸣没有任何意义”，同理，她自己也不想被人关注私生活：“我不想消费他人，我也不想被人消费。这不是我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而是我觉得这是群己界限所在。”

　　所以，在签售时，被读者问到何时结婚生子，柴静讲了小时候的经历，在屋里写作业，邻居走进来，和她的父母谈论她，那时的她想的就是：“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我的私生活，因为这是我的事，不希望任何一个人都来问我什么时候结婚生子。”

　　但身处宣传期，却又难免被赋予娱乐性，不论当事人宣传的是书，还是专辑或者电影。《看见》首印五十万，上市不久就加印，到我写稿时，豆瓣上有八千多人评价，总分9.4分，高过《复活》，与《卡拉马佐夫兄弟》持平。这种盛况之下，不引起反弹，似乎不大可能。更何况，引人注意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往往与失控捆绑，既无法规定别人注意你的方式，也无法预知后果，不可能规定观众只望向这边，而不望向别处，只紧张严肃，而不团结活泼，只看见客厅，而不望向卧室，哪怕是捎带。这是引起注意后，必须要忍受的副作用。

　　对柴静的娱乐期待，还有另一层原因。男权社会，女性进入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必然会被另眼相看，一如《沉默的羔羊》里那个意味深长的镜头：朱迪·福斯特扮演的联邦调查局见习特工，进入电梯，被一群膀大腰圆的壮汉环绕，接受他们不屑的目光打量。

　　尤其公共事务领地，一向是男性的地盘，女性进入这个地盘，被轻慢并不意外。前艺人、现台湾地区“原住民民意代表”高金素梅，谈起“立法院”众人对待女性的态度，依然耿耿于怀：“会有一些男性用很粗暴的语言对待女性……（他们认为）女人不要管太多事，回去煮饭生小孩才对。”而消解她们的重要性、削弱她们存在感的最好方式，不是粗暴的语言，是将她们娱乐化，谈论她们的着装、情史、她们和男性同事的关系，似乎那才是她们的真正作用。我在体制内工作十年，对此深有感触，女性得忍受登上议事名单时，名字后的注解——（女）。

　　柴静和最近在微博发声的众多女明星，所遭遇的，就是这种轻慢。柴静的才情、正义感、职业素养，她文字和节目中深切的悲悯，和她的个人生活被捆绑在了一起，她的娱乐性几乎漫过了她的思想价值。而同是央视主持人，同样为公共事务发声，崔永元、白岩松、赵普、邱启明等等，就没能成为娱乐人物，不是他们欠缺话题性，而是因为，男性天然具有被谈论的豁免权。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面对同时代人的窥视，我们喜欢厚古薄今厚此薄彼，凡是过去了的，都是白衣飘飘的唐宋传奇、民国风流，与我们同时代的，就锈迹斑斑、光怪陆离；远处的（不论是时间上的远还是距离上的远），都是星光，近处的，都是腐草里的萤火。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