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西玲

　　摘要：为了研究日本女性传统角色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认同变化过程，以日剧《冷暖人间》中女性形象群为研究文本，从女性争取自主性和话语权的视角思考参与社会工作、回归家庭对女性自我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意义。提出东方女性可通过行动提升其话语权来争取自主性发展，从而获取新的主体认同空间，彰显女性在构建和谐家庭和社会中独特的能动作用。　

　　关键词：女性形象群；角色认同；女性话语　

　　日本电视连续剧《冷暖人间》（以下简称《冷》）展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日本普通女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时代变化。该剧反映女性为得到尊重所采取的积极行动，鼓励女性对其社会和家庭角色进行反思，在男权社会中勇于伸张自我话语权，提升自我价值。剧中女性群体积极改写她们过去沉默的话语模式，主动表达、创造更高境界的两性平等与家庭和谐，再现日本女性在争取话语权过程中主体意识和角色认同的表现状态，对于“女性与和谐社会”和“女性与传媒”主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对剧中女性形象群进行文化解读，剖析女性传统角色变化对和谐社会的影响，提出东方女性可获取新的主体认同空间，在和谐社会时代彰显女性独特的能动角色。　

　　一、女性角色变化与和谐　

　　（一）女性与家庭　

　　受男权文化和父权制度的文化塑造，日本女性的核心形象主要是对传统角色的无意识沿袭。早期的日本女训十分强调“谨慎”、“恭敬”和“柔顺”，妻子要做到孝养公婆，顺从丈夫。近代日本提倡女性要以“贤妻良母”角色来服务国家和民族，对妇女的要求重在以贞淑、忠孝、忍耐、协调来谋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家的安宁。这些驯化将女性生存空间界定在家庭领域，要求女性为家庭和社会牺牲奉献自我，丈夫对妻子绝对的话语权限制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发展。这种观念在战后表现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许多日本女性把做贤妻良母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种幸福观悄然打击和磨蚀了女性进入社会、发展自我的意识。　

　　剧中的母亲们正是这一代贤妻良母的典型代表，她们在心理和精神上依然受到传统的束缚，将贤妻良母观念作为对好女儿和好媳妇的评价标准。家庭代沟的不和谐因素便由此产生，并且在三个较小的女儿中尤为突出。三女儿文子的婆婆抱怨只顾工作的儿媳未尽到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四女儿叶子在考取了建筑师资格证后被婆家单方面取消了婚约，理由是拥有公司产业的婆家不希望儿媳在事业上抛头露面；小女儿长子提出夫妻共同承担家务的生活模式也招来婆婆、甚至母亲的不解。这些婆媳矛盾的根源更大程度上来自上一代女性群体自身的传统束缚与新一代女性群体新思维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在暗示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对女性主体意识与话语权的漠视。　

　　相反，年长的两个女儿都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两人的女性本体已经被“妻子”、“母亲”、“儿媳妇”三个家庭角色所瓜分，但她们为家庭而牺牲自己事业和个人追求的结果却不能令她们欣慰。孩子们习惯了被服务的悠然生活而对母亲缺失了爱戴，丈夫对妻子缺失了尊重使长女弥生感到心寒；二女儿五月整日起早贪黑经营餐馆，忍受着婆婆的管教和小姑子的蛮横。她们在家庭矛盾中受了很多委屈，但仍以家庭利益为重，为家庭和谐而隐忍着、努力着。然而与母亲一代不同的是，她们开始认识到自己不能以屈从的态度生活着，还应作为一个有社会意义的、独立意识的个体而存在。因此，弥生在孩子们长大后复出工作，五月也敢于挑战婆婆的保守思想。她们在继承并维护贤妻良母形象的同时，又敢于冲出女性话语权缺失的传统模式的束缚，并以各自的方式尝试新的家庭和谐模式。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赋予了女性不同的家庭与社会角色期待。剧中女儿们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寻找和追求理想的角色认同。她们的形象再现了现代社会女性意识自觉之后对自我身份进行定位的焦虑。她们对自我本体意识的思考以及自我价值判断的迷茫和苦闷开始浮出水面：是否继续按照传统的性别秩序来塑造自己，这已成为新一代女性不得不面临的选择。　

　　（二）女性与工作　

　　女性在工作中展示自我价值是西方女性运动最大的成果。战后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促使日本女性开始思考做专职主妇的意义、代价和风险，更具时代性的新型贤妻良母形象也随之出现。＜冷＞通过表现女儿们工作的起伏，使女性形象逐渐跳出传统意义的家庭贤内助角色。展现了日本女性精神觉醒的进程以及试图在家窿之外寻求自我价值的诉求与艰辛。[NextPage]　

　　该剧给了女性为何工作这一议题丰富的答案。工作带给她们不同的感受和回报，又促使她们对工作和家庭和谐产生新的理解。弥生为了寻求尊重感，选择早年因家庭而放弃的护士工作，获得工作带给她的尊重价值后，又毅然辞职去照顾瘫痪的婆婆，复出与辞职这两次决定映衬了她对工作和家庭意义更高境界的理解。文子因无法兼顾事业和家庭而迷茫。被调离项且负责人职位后再次彷徨，最终意识到孩子的成长比公司业绩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更为重要，也逐渐在工作和家庭中找到了新的平衡。为了逃避姐姐们做贤妻良母的苦闷，叶子放弃了婚姻，毅然选择更能体现自我价值的职业女性角色。长子尽管遭到丈夫和婆婆的埋怨，还是坚持在家做翻译工作，同时又辛苦地照看孩子。工作带给她们尊重感、满足感、成就感，但同时也打破了家庭既有的平衡与和谐，促使家庭成员对各自的责任、对他人责任的期待进行新的思考和转变。　

　　在男权文化社会中，女性想争取事业，势必会肩负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双重期待，尤其在家庭面临困难时，男权社会无形中默认女性应为家庭作出牺牲。剧中女性群对工作和家窿的态度转变，反映了传统与现代女性价值观的碰撞，对女性传统幸福观的反思，对事业有成与女性幸福关联的反思。这种困惑源于相互矛盾的不同角色规范：如女性自我能力、自我心理与自我角色期待之间的冲突，社会对女性角色期望与女性自我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这类冲突在剧中表现为女儿们对各自工作不同程度的焦虑以及家人对她们工作不同程度的反对与阻碍。　

　　《冷》对女性工作议题的描述并非停留在女性为何要工作的简单诉求上，而是强调当工作和家庭生活相矛盾时，女性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深度反思以及她们的自我选择、自我完善在男权至上的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当女性的理想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的往往是前者。而与传统角色不同的是，在历经波折后女性的再次主动回归家庭，已不同于传统默认的女性只能做家庭主妇角色的陈规定型。剧中女儿们对以男性为主体的两性关系和家庭秩序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解构，女性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选择的权利，她们为建构一个女性独立自主、新的贤妻良母、新型和谐家庭和社会作着各自不懈的努力。　

　　（三）女性与自我　

　　社会角色改变及认同是人们相互关系不断变化的结果。体现了社会对某一个体或群体的态度的变化。日本的传统文化赋予了女性个体道德与精神的方向感，她们不自觉地演绎着被社会默认的家庭主妇职责。而处在传统与非传统之间漫游状态的女性时刻有着“我是谁，我身在何处”的自我定位的疑惑，她们承受着情绪上的挫伤、失望、彷徨，这些在短时期导致其身份的混乱和价值判断的失衡。漫游是否成功取决于女性所采取的方式与家人换位思考的配合；漫游者的最佳状态就是找到了另一个自我并且得到家人的认可与支持。　

　　想追求另一自我的弥生正是这种漫游者。受传统文化影响，弥生常年隐忍丈夫的话语霸权以及孩子的不解，却得不到家人的尊重。曾给她安全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的生活方式遇到了挑战，生存于传统角色与工作女性之间的这种漫游状态，最终促使她更深刻地思考她的人生选择。面对家人对她复出工作的不解，弥生以温柔的态度对待家人的抗议。我们看到的是她忙碌的身影、疲惫的表情和坚定的信心。最终孩子们改变了对母亲形象的期待，丈夫也重新审视妻子，认为妻子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该得到尊重，这比得到病人的尊重更加使她欣慰和满足。她找到了新的自我和新的家庭和谐，她的漫游无疑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取决于她争取话语权和尊重的独特方式。非但没有走向简单的两性对立，而是在批判男权的同时十分可贵地坚持了女性的自审，表达并追求个人价值，用宽容和以柔克刚的独特的女性化表达与应对方式，将女性主义的信仰和行动在不经意间渗透。这正是和谐家庭和社会中女性性别价值的独特力量。　

　　二、女性话语与女性主体的发展　

　　女性主义特别强调女性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存在，因此“主体性”提供了女性个人自主性成长的社会空间。女性主体性就是女性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一种肯定，是女性清楚地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的种种力量，自觉要求自身在地位、能力、生活方式、知识水平、人格塑造、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并为之努力奋斗而体现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自觉能动性。这种自觉能动性往往通过女性的话语和行动得以表现。　

　　《冷》强调女性话语的展现，揭示在与男权思想抗争中女性话语表达的关键作用。在女性身份转型与女性主义话语权的建立中，女性面临着传统和现代割裂的文化情状。在她们彷徨的痛苦蜕变过程中话语就是一切。积极诉说的欲望。使剧中女儿们认识到传统贤妻良母形象在父权制中的缄默。她们重视并争取自己的话语权，意识到仅有行动上的改变只会引发更多的冲突与矛盾，这些矛盾需要通过话语的交流和博弈来软化和消解。在争夺话语权的博弈中，弥生的个例尤为具有感召力。这种建基于新概念秩序的思考，将女性主义视线从争取新的空间权利和实质地位的斗争转到注重争取被理解的问题上，女性主义的注意力转向谋取社会文化理解，从人的心理、个体价值层面向男权意识、家族意识形态挑战。　[NextPage]

　　随着知识女性对自我世界的认识与超越，家庭的现代性也要求夫妻、婆媳关系有新的共处形式和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斗争策略在《冷》中贯穿到人物形象塑造上，突出女性主体意识。剧中人物间对话以及画外音都揭示了人物主体意识的产生和内心变化的缘由，提高了观众对人物形象的理解，从而昭示受众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理解，提升了该剧对女性主义的宣扬作用。　

　　除了从女性自身角度描述女性争取自主性和话语权之外，该剧还通过对女婿群的刻画，集中呈现了男权主义的坚冰出现融化、男性作为主要挣钱手意识开始淡泊动摇的现象。通过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刻画以及对男性本位文化现实的激情批判告诉观众：女性的全面发展不仅意味着女性主体的发展，也包括女性与男性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男性应调整自己关于女性社会和家庭的传统价值观念，改变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强烈期待。只有得到男性广泛的参与和支持，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该剧从人的主体性深层结构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角度再现女性主体发展，女性话语在不同的家庭议题中进行抗争。已经构成了对男性霸权思维的挑战，女性只有在行动中提升话语权，才能把握她们的主体发展。剧中女性话语权的成功争取，还说明争取话语权是两性相互博弈、妥协、认同过程中女性能够采用的有力途径。女性新角色认同已不仅仅局限于从女性自身权益出发通过工作争取男女平等，而是能够着眼于整个家庭的利益和命运来考虑自身的目标，这正是女性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女性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诸多矛盾的有效沟通，相互尊重彼此的多元与差异，最终实现均衡、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社会和谐离不开家庭和谐，女性的家庭姿态和形象、地位和作用对家庭和谐尤为关键。在诸多关系中，婆媳和谐、夫妻和谐、父母和子女的和谐是基本的和谐，《冷》从动态的角度审视女性角色在构建和谐社会话语权中的作用。现实生活需要和谐，社会发展呼唤和谐，东方国家更加注重和谐。家庭和谐需要家庭成员不断地调整自己对家庭内部关系的主观思想意识，达到思想的和谐。父权文化把“男主外、女主内”内化为女性的心理和观念，让女性群体对自身的生存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中，而女性对独立的渴望与追求成为打破这种传统和谐的本质力量。该剧正是在展现追求时代和谐的视觉下，女性在摆脱传统的性别意识过程中的矛盾及代价，并给予女性在新的和谐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如何把握自己，赢得他人的理解和尊重所能参照的“镜子”。　

　　《冷》以明显的女性主义思想和视角塑造当代日本女性形象群，强调女性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内心世界和家庭社会角色的重建，赋予了多位女性以声音和力量，将她们从一个被动客体转变成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从而挑战了男性话语的权威。该剧使我们看到日本女性能动地在试图改变固有形象过程中经历的据理力争、坚持、隐忍甚至彷徨，对考察日本家庭女性特征的变动、女性存在形态的演变、女性个体价值的进步与发展命题都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文本。　

　　影视中的女性形象不周程度地带有对社会性别的预设和假想，形成对大众印象的一种心理指向，对于女性的描绘极大地控制和影响着女性的社会性别在受众中的印象与理解。《冷》从宏观上向世界传递日本文化中有关家庭、社会、人生的朴素的理性一面。并鼓励女性为自己的权利和家庭的利益而在所有可能性中自由合理地选择。电视剧作为构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引导女性角色上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冷》就传媒如何促进女性发展而言可谓经典巨作。基于相似的东方文化语境，它在中国观众中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受众效应，为我们深入理解、思索东方女性自我超越的途径与方法，并试图寻找女性在与时俱进的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中的能动作用提供了思路。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