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伟

　　【摘要】张艺谋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从叙事方面而言难逃窠臼；从主题方面而言虚空模糊；从制作方面而言商业气息浓重。笔者在对上述层面分别剖析的基础上，并探讨了其深层成因。

　　【关键词】《三枪拍案惊奇》　张艺谋　商业
　　
　　张艺谋三年之后的电影新作《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粉墨登场。但我们看到的是，继《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张艺谋电影在商业元素与艺术元素的统合中愈发捉襟见肘甚至畸形异化。“第五代导演”的“主体理性精神、理想主义气质和致力于深沉的民族文化反思和民族精神重建的品格”，①在张艺谋作品中已经难见。有的只是一味迎合市场、取悦观众的小品式插科打诨与舞台式服装景别，内容的空洞和主题的苍白使整个影片降到了水准之下。
　　
　　一、空洞叙事与模糊人性：形式引诱下的内蕴缺失
　　
　　与以往的张艺谋作品一样，《三枪》继续采用时间和空间上的封闭策略，《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影片中通过时序的正面体现而给人的逼迫感在《三枪》中仍然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记述方式呈现出来；同样，类似于《红高粱》中的酒坊、《菊豆》中的染坊、《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皇宫、《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深宅，《三枪》用“麻子面馆”把故事的发展基本锁定在一个封闭性空间内，试图达到“小空间、大人性”的叙述效果。此外，影片在人物设置上也尽可能地抽象化与符号化，不但只设六个主要形象，而且名字也以“张三”、“李四”、“王五麻子”、“赵六”、“陈七”等简洁到了极致。在情节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以往熟悉的“封建伦理”、“性虐待”、“女性抗争”、“偷情”、“寻仇”等惯用编排，可以说未脱窠臼。

　　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无非是想用一种写意的手法来展示“深刻内涵”——文化痼疾、社会阴霾、人性悖论等，但影片结束后仍然令人费解。即便是寓理于中，也被后现代式的狂欢风格冲到了九霄云外，抑或完全变味。与以往类似，影片期望通过

　　模糊历史年代的方法来更“专注”地塑造人物，但却变成了无视环境的抽象人性论做法，这其实是张艺谋电影的一个顽疾。它使人物的性格、行为、心理活动缺少了时代背景的依托和孕育，成了切断地气的空中楼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纯自然的、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应该注重对人性与社会历史之间内在关系的把握。《三枪》在主线索上非常忠实于原著《血迷宫》，没做太大的变动，最后的杀手之死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在次要环节上添加了两个人物——饭店“服务员”，进而感情戏码上多出了几个角，“程野”恋“毛毛”“，毛毛”恋“小沈阳”，“小沈阳”恋“闫妮”，人物关系复杂了一些，但却完全丧失了原作的人性深掘与“黑色”神韵。纵观影片，正如某位评论者曾言：“导演把注意力集中在挖掘几个奇观场景中的种种‘景观’资源中。环境的选择充满机心，视觉的‘调料’配备齐整，景观唯美、新奇、富于韵味并尽可能地追求极致……张艺谋把他原本颇有天分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从过去的人物塑造和故事编排中移出来，几乎全部放在了景观的设计与运作上。电影的结构要素取代了故事和人物，被置于决定影片艺术形态特性的崇高地位，甚至为了各种景观的呈现，反倒有意牺牲人物和故事，一味追求对观众视听感知的强制性剥夺。”②

　　即便影片对人性有些许表达，也仅仅是将“恶毒”一面拿来展示：对金钱的渴望与不择手段、对封建夫权的变态维护、对家庭的灰心绝望、对偷情的无限热衷。如果说有对现实中家庭暴力、婚外情、工薪拖欠、官商勾结等问题的影射，也显得过于突兀与牵强。整部作品让观众在阴暗中将近窒息，而几乎感受不到道德火焰的温暖与人性曙光的照耀，即便是结尾“小沈阳”对“闫妮”的感人表白和“闫妮”对“孙红雷”的致命一枪，也不但明显乏力，而且最终被冲淡于末尾的“全民狂欢”之中。因此，内涵的乏善可陈，使得在宣传上绞尽脑汁的《三枪》成了人们的精神鸡肋。

　　二、杂乱拼贴与市场膜拜：商业规训中的本体迷乱
　　
　　从《有话好好说》、《英雄》等开始，张艺谋便越来越注重电影的市场价值。片中不厌其烦的民俗展示、奇观设置乃至媚俗包装仅仅是为了引诱观众的猎奇心理，常常与剧情和主题关系不大。本次《三枪》的拍摄，张艺谋仍迫于商业压力而启用时下最火的诸多“二人转”演员，使得原本黑色惊悚风格的作品变成把“嬉闹”与“恐怖”临时拼凑起来的“四不像”，从而成为令观众瞠目结舌的畸形怪胎。如果说《满城尽带黄金甲》启用周杰伦还是局部的商业化，那么《三枪》中小沈阳、闫妮、毛毛、程野等的加盟就使影片彻头彻尾地披上了商业的外衣。且影片的制作成本低廉，试图仅仅借助张艺谋的号召力和小沈阳的噱头来博取高回报。有人戏称《三枪》玩了一次彻底的“拿来主义”——故事架构从科恩兄弟那拿来，拍摄资金从张伟平那拿来，表演方式从“刘老根”那拿来，搞笑台词从“春晚”那拿来，本想诠释的黑色幽默变成一场诸多元素简单叠加的闹剧。媚俗、怪异、“无厘头”式的组合，解构了本片的风格。悲喜交加错乱，爱恨情仇移位，整个作品杂乱无章。台词方面，很多设置显得牵强附会：

　　“这个真没有。”

　　“这个一定有。”

　　“给你抢答了。”

　　“懂英语，有能力，很神秘。”

　　“你别糟蹋青春了，你已经立秋了。”

　　“恋爱分三个阶段：就是缠、粘、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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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者均照搬自电视小品，强行植入后破坏了作品的节奏；后三者则明显是为了制造流行段子而刻意设计，与影片的情节与叙事疏离。服装造型方面，“小沈阳”像个胡萝卜，“闫妮”像棵大白菜，在光线昏暗的小面馆里，当翠绿翠绿的“闫妮”和粉红粉红的“小沈阳”站到一起时，确实夺人眼球，另外“毛毛”、“倪大红”、“程野”等人的装扮也都让人眼前一亮，但刻意做作、低级搞怪的成分显而易见。细节设计方面，更加充斥着“二人转”的味道，不论是转手绢式的和面还是舞台戏剧化的摔跤，都不过是以形体的夸张达到“胳肢”人的目的，与原著经典的黑色惊悚格调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有人说，商业电影或者贺岁电影本就是博人一乐，观众来电影院是为了娱乐而不是来受教育的。此言差矣，这在无形中把电影艺术降低了一个等级，“喜闻乐见”当然是大众文化所必需的外在形式，但倘若把其当成作品的唯一追求就不妥。阿多诺对此曾批判道：“……这是资本的胜利，它作为绝对的主宰者，已经深深地在那些工作于生产线上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中刻上了印记；这就是每部影片内容的意义之所在——无论影片生产者选择了什么样的情节。”③

　　许多电影已经不是为艺术自身而存在，而是成为表达消费者欲求的符号。其实，即便处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并非势不两立，“要脸”和“要钱”是可以兼顾的。这方面，为许多人所不齿的好莱坞大片似乎倒能为国内导演带来启示。
　　
　　三、自我反思与生态审视：表象批判后的深层归因
　　
　　如上所述，《三枪》这一诞生在市场机制中的文化怪胎，在人们寻求精神生活满足的过程中成了一块“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缘何类似现象在近年的“大片”中屡屡发生？也许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１．电视、网络对电影的侵蚀。

　　作为一种强势大众文化，电视的触角已经伸向当今社会的各个角落，除新闻之外的电视剧、电视综艺、电视曲艺等对当代的中国文艺具有显著影响，不但对其有保存、传播和放大的功能，而且深刻作用于其创作内容、创作风格乃至创作规律。《三枪》中对电视小品、电视剧、二人转的过度嫁接已经影响到了叙事的节奏，其前半部分几乎是《武林外传》的电影版本，这些喜剧元素与人物性格刻画和故事发展走向基本无关，而且其中对“赵本山小品”中某些笑料的强行植入使该片在本质上成了造作的喜闹剧。另外，影片对网络流行语的生硬嫁接和潜心炮制也随处可见，再一次显示了新媒体的巨大魔力。这与其说是媒介融合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电视与网络对电影的规训，相较于后者，前两者的文化霸权与社会话语权要更胜一筹。面对此种境况，电影更不宜去献媚、迎合、照搬，而应深入挖掘其自身的独特性征，加强自主创新力，寻求核心竞争力。

　　２．导演对观众的错估。

　　在电影界经常从受众角度把电影作品分为两类：一种是给作者拍的；一种是给观众拍的。在文化产业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倾向于后者，包括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在内的大导演，其近来的作品都有意无意地奉行着观众至上的理念。其实，考虑作品的受众接收本身是尊重观众的表现，也符合当今的市场规律，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对观众的欣赏口味、欣赏水平进行了错误判断，或是让人感觉到用力很大但并未击中要害，或是感到过于随意而低估了观众智商，结果也就事与愿违。对于《三枪》而言，不但其主题挖掘、艺术手法等远低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就连张艺谋曾许下的“至少让观众笑二十次”的诺言恐怕也很难兑现。如果我们不怀疑张艺谋作为国际级大导演的艺术功力的话，那就只能说他藐视了受众的欣赏水平。[NextPage]

　　３．商业对艺术的浸淫。

　　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博弈古已有之，且是电影圈的一个永恒话题。电影的内在特性与生态环境决定了其兼具“艺术”与“商业”双重属性。本应该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踏实矫健，但如今“商业之腿”粗壮无比，而“艺术之腿”却孱弱畸形，结果只能是跛足难行。创作者理应“做到艺术与商业协商，艺术借助商业完成自身目的，但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不致沦为商业的附庸”。④在《三枪》中，我们看到商业对艺术的侵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演员的遴选到服装的媚俗，从成本的低廉到宣传的卖力，无一不是出于经济收益的考虑。对市场的无限膜拜一般会以牺牲艺术品质为代价，因此作品的叙事、基调、风格就不得不迁就演员的固有条件，最终黑色惊悚片变为“无厘头”嬉闹片也就成了必然。有人说，商业片就应该一切以经济效益唯命是从。一来，笔者不同意把电影作文艺片与商业片的简单二分法；二来，即便是要完全顺从观众需求，《三枪》也远远未做到，因为它连人们最低的视听期待都没有很好地满足。正如某位学者所讲：“如果说青年导演由于缺乏品牌影响力和资源控制力，拍摄制作这样一部极致化的二人转美学的娱乐片可能还无可厚非，那么一个国际级大导演，仍然完全放弃品味和趣味的底线，只要能够赚钱就行，而无视电影本体的特殊性，特别是对中国电影文化品质、中国电影娱乐品质、中国电影艺术品质没有任何责任感的话，不仅是张艺谋的悲哀，更是中国电影的悲哀。”⑤

　　注释：

　　①陈旭光．“影像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比较论［Ｊ］．文艺研究，２００６（１２）．

　　②颜纯均．观电影——电影史的又一个幼稚时期［Ｊ］．电影艺术，２００６（０５）．

　　③［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Ｍ］．汪凯、刘晓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９６）．

　　④陈长田．艺术与商业牵手之思——对“刘令华现象”的再认识［Ｊ］．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１２）

　　⑤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580270100hu1e.html．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