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培

    就在这几年，抗战题材电影、电视剧之泛滥，已到了让人不忍看的状况。如果不是因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编剧兰晓龙、《闯关东》导演孔笙以及一票值得期待的兼具实力与个性的演员，同为抗战题材的《生死线》不一定能让人提起多么高的兴致。《生死线》在山东电视影视频道的首播收视反响热烈，一遍完之后当天又开始重播第二遍，插播广告凶猛。11月底开始，《生死线》在广东电视台以粤语配音播出，随后将上卫星台，面向全国更多的观众。

    看了第一集就被吸引，于是连续鏖战数日、一鼓作气看完了《生死线》48集样片。随后时代周报记者与赴穗的“金牌编剧”兰晓龙相约，畅聊这部“非同一般的抗战电视剧”以及它背后的意义。

    传记：隐喻与角度

    八年抗战，可以追溯编写的历史有多少？值得叙说的人物又有几多？描写抗战的《生死线》故事并不复杂：一个虚构的内陆港口城市沽宁，因为战略位置的重要引来一队狡猾日军的侵占预谋，城市内身份各异的保卫者们抗争失败，只得转入地下团结协作，借民间英雄“四道风”的名号扯出一杆抵抗旗帜，一直与日军纠缠8年直至抗战结束。

    从难民、游击队到草莽，从平民、商会到黑帮，从共产主义者、国军到科学家，加上心态复杂的日军，兰晓龙将整个抗战历史上的各色人等困绊于一个小小的沽宁，无论他们如何希望出走、离开都不得其法，兰晓龙精心描绘着他们的面貌、由来、动机以及彼此之间的渊源纠葛、关系转化。

    兰晓龙是有情结的：“《生死线》如果和别的抗战戏有啥不一样的话，就是《生死线》并不是把抗战当作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胜利在做的，因为我们再承受不起这种胜利。抗战真是一场胜利吗？对着历史的话，我个人说不出这种话来。”所以放大来看，《生死线》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攻守得失，而是整个抗战历史的缩影；写的也不仅仅是抵抗组织“四道风”，而是在这段如同灾难的历史中各方各面的人物群像。“老老实实地去写，那就不是我的创作风格。”兰晓龙在剧本中加入了很多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有的是埋下一些隐喻，供了解历史的人去探究，有的则是提供一种思辨，让观众换个角度看待问题。

    例如《生死线》中让观者动容的配角蒋武堂，一个手下只有三百丘八，在沽宁占山养老的国军司令。他曾得到过中正剑，在国军中也曾显赫，后来因为站错队而被打入冷宫，面对打上门来的日军，他奋力抵抗，自杀成仁。兰晓龙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为了生活，蒋武堂很世俗，但骨子里有很崇高的东西在引导他。”再往深一层说，“蒋武堂，他的名字就已经折射出很多东西了，还有他的身世和遭遇，乃至下场都是如此。云南讲武堂的人，他们各自如何了？讲武堂很潦倒，洋务派很失落。”—这样的隐喻在《生死线》中不止一处。

    再例如装扮成女中国文教师潜伏在沽宁的共产党欧阳山川，在面对女学生们群情激昂要罢课出外游行的请求时，反而擦去黑板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字样，并且说道：“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习，别为日本人浪费太多时间。”“不要用你的一生去报复一条疯狗。”在国军士兵在揭发通缉犯欧阳山川和通报日军敌情之间摇摆的时候，欧阳山川喊道：“你们知道第一次碰见鬼子是什么感觉？你们有没有大半夜一个人碰见狼群？这时候你会不会想你姓国还是姓共？狼要咬断你们的喉咙，就好像蚊子叮人的血，它以为人就是它的食物—这时候它会不会想你姓国还是姓共？”抗战结束后，曾经“四道风”的战友各有归宿，共产党代表对国军代表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一切。”—这类明示更是比比皆是。

    在举着“四道风”大旗的抵抗组织内，国、共、草莽、“外国人”因为共同的敌人凝结在一起，产生超越兄弟的情感。兰晓龙说：“只要不是脑子进了水的中国人，看这种片子恐怕看到的都不是国军共军之别，而是中国人之同吧。”

    英雄：卑微并崇高

    兰晓龙善于创造人物。从《士兵突击》到《我的团长我的团》，他的笔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军人形象：许三多、史今、伍六一、高城、袁郎、龙文章、孟烦了、迷龙、虞啸卿……每个人都是如此个性鲜明、另类。

    兰晓龙说：“对于《士兵突击》，我的上级很希望我写一些英雄，但是在整个拍片当中，我觉得幽默、更有趣和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东西并不是在我们树立的这些英雄身上，而是在最没有出息、最被我们忽视的人身上。所以《士兵突击》我选择从另外的角度去写，让我们把世界看得更丰富、更立体些。包括《我的团长我的团》还有《生死线》都是按这样的逻辑去创作的。”[NextPage]

    《生死线》中的人物，也都有着这样的痕迹。兰晓龙特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觉得孔笙第一次拍出了一个真实的游击队，我说的不是‘四道风’，是大荷村的难民。”

    大荷村的难民在《生死线》中并不是浓墨重彩的部分，却真实得让人唏嘘：一帮因鬼子屠村而逃到山上的普通村民，组成游击队希望能够抵抗日军，救回村里可能幸存的乡亲，他们没有任何战争经验、主义精神，凭的只是一股悲愤，拿着鸟枪和镰刀，在山上被日军的精准炮火打得四处鼠窜、茫然无助，仿佛存在的意义只是当炮灰。兰晓龙说：“大荷村的难民来自我所看过—其实一点都不好看，不如说查过—的一些史实资料。他们被赶得满山跑，逮空就放一枪，为放这打不打中单说的一枪，哪怕付出几条人命。永远就那么十几、几十号人，多年来从队伍里也许走过的有七八百人，但都死了个球的。这从‘性价比’上说是难以接受的，这些数据让我再也没兴趣看那些从小爱看的‘抗战经典’。”

    最终大荷村的难民们杀回了村庄，看到的是祠堂内烧焦了的村民尸体，他们几近崩溃，村长烧着纸钱，等着日本人围拢过来，拉响了土制炸药。

    兰晓龙说看到剧中的这个时刻，他自己泪流满面。

    而作为《生死线》中沽宁地下抗战组织旗帜的“四道风”，人物灵感是来自一篇小小的报道，兰晓龙说：“那是在《百年大事记》里的一个豆腐块文章，没照片，主角名叫老北风，因没能力把日军赶出东北而郁愤而死的东北胡子老北风。”一个风字让“四道风”出世，杀鬼子如探囊取物，但这个“豪情到N多同类片中的英雄跟他比是孙子”的四道风，也许真实的状况 “同大荷村民的德行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为了顾及商业，兰晓龙将真实留给了配角大荷村难民，将希望送给了主角四道风。

    同以往的兰氏人物一样，《生死线》中的四道风、何莫修、龙文章、高会长、蒋武堂、古烁等等，每个人都有着极其世俗的形象以及崇高的内心。他一方面无情地反崇高化，一方面却不断地树立新的崇高感，兰晓龙说：“满世界都卖酱鸭脖子时，俺保留卖烧鸡的权利。”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