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英

　　冯乔寝室有一个姓韩的同学，高考前是上海金山的农民，样子很憨厚很淳朴。因为当时农场干活累，吃的东西又不好，被检查出得了肝炎。结果，他只能哭着离开了学校。
　　
　　后来，韩姓同学发奋写作，创作了很多农民的故事，再后来他培养出了一个不读大学，靠写作、赛车为生的儿子：韩寒。
　　
　　“我一分钱都不要，只要电影公映后给我一张碟片就行了。”《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拍着胸脯说，电影《高考1977》主题曲的音乐取自于他的当年《南京知青之歌》，就是因为写这首歌，他被逮捕而且差点枪毙，也因此错过了高考。
　　
　　对任毅来说，当年的高考可望不可及，对制片人熊晓鸽来说，高考的回忆就是下班陪厂里的书记打乒乓球，打了两年多，书记终于答应推荐他去读书。
　　
　　对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总裁任仲伦来说，1977年的高考意味着秋后黄昏的高音喇叭，喇叭里传出的是恢复高考的消息。
　　
　　2009年4月，《高考1977》在全国公映，这部制作不算上乘的电影，两周内票房突破千万，掀起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9月21日，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结果揭晓，上海市委宣传部选送的《高考1977》等获奖。在一个月前，《高考1977》在第十三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评选中，荣获了最佳故事片奖。
　　
　　对于电影《高考1977》的主创人员来说，他们只是想拍一部“机会来了”的电影，以纪念当年高考的故事。
　　
　　不要扎根农村一辈子
　　
　　参加高考前，《高考1997》的制片人任仲伦是上海市奉贤县市郊农场一个连队的生产队长。1974年他刚到农场的时候，那里正掀起一个叫“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活动，凡是担任连队以上干部的人，都必须填写报告，必须签名表示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当时任仲伦被列为培养对象参加学习班。学习班里，白天同学们都在抢话筒，表示响应国家号召在农村扎根，发言慷慨激昂；晚上，很多人躲在帐子里抽烟，坐在连队的田地里抽烟，放眼望去明明暗暗的全是烟头。
　　
　　任仲伦回忆说：“当时我还年轻，分不清白天和晚上哪个是真的，我甚至认为都是假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其实都是真的，白天是对国家号召的一种真，晚上想到家里、想到未来前途也是一种心情的流露。”
　　
　　不久，农场的书记找到任仲伦，想让他也在“扎根农村一辈子”上面签字。当时的政策是下乡去农场劳动表现好的知青，可以上调回城。任仲伦没有签字。看着书记失望的脸，任仲伦觉得自己辜负了组织对他的期望。
　　
　　他们所在的连队是新建的，除了高他们几届的十几个人做连队干部，绝大部分都是新下去的，总共有两百多人。后来，任仲伦找到书记说了一句话：“我们来的这批人里，我可以最后一个走。”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到来时正是冬天，任仲伦在连队干的话是挖泥、疏浚河道，他们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扛着铁锹、扁担赶过去，晚上天黑了再回来，走路都要走十几里。当时农场的书记怕动摇军心，就在会上说：“你们要复习功课可以，但是谁也不能请假。”
　　
　　白天要干活，体力已经耗尽，还要在夜晚点灯复习功课。大家想方设法创造机会学习：有人扛着农具在去农田的路上，在看书，有人劳动完坐在田埂上，马上掏出书本交流。这个场面，被搬进了《高考1997》。
　　
　　农场的书记姓汤，是当地的农民。一天晚上，汤书记把自己的得力助手任仲伦叫来问：“仲伦，你想不想考？”任仲伦说：“我想考，但是我没有时间。”书记后来给了他一个外调令，给他一个月的假，让他以考察团员、党员发展对象为由，回上海复习功课。
　　
　　任仲伦没怎么正规学数理化，学的都是工业、农业基础知识和喷雾机拖拉机的传动原理。有了考大学的机会，他内心却犹豫起来：复习一个月就能考大学了？他放弃了那年的高考。

　　
　　1978年的高考和1977年的高考只隔半年。有一天，任仲伦在农场里干活，忽然听到喇叭里书记喊：“任仲伦到连部来一趟。”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书记对他说：“上海有些工厂要招人，我想让你上调回上海。今天晚上开会宣布，明天你就走。”就这样，任仲伦结束知青生涯。
　　
　　过了两个星期，书记到上海出差，去了任仲伦家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应该读书的。”书记平时话不多，这句话却让任仲伦下定决心参加高考。刚回到上海围巾五厂工作的任仲伦，一边烧锅炉，一边复习功课。“当时我在更衣室里看书，更衣室里的炽光灯时间久了昏昏暗暗的，就放一个长的条凳，凑到上面看。我师兄在外面帮我把关，只要有领导来了，就在外面拿个铁锨敲两下，我马上把书往更衣室里面一扔，帽子一戴就出来了。”
　　
　　三个月的复习后，任仲伦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最后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因为在校期间是连续四年的全优生，后来又留校工作了二十年。
　　
　　一个姓韩的同学
　　
　　电影《高考1977》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天刚亮，一群农场的年轻人背着军绿色的书包在东北厚厚的雪地里奔跑，结果却错过了赶去考场的惟一一班火车，后来他们坐上了场长老迟的拖拉机。

　　这个细节来自纪录片《77级备忘录》。《高考1977》上海首映式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那天，上海电视台编导冯乔是直播的摄影师，也是知青、参加过1977年高考的他很激动，手里还拿着当时进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单。
　　
　　1997年，在恢复高考二十周年的时候，冯乔拍摄了一部叫做《77级备忘录》的纪录片，描述“文革”后第一届进入大学的学生们的人生。
　　
　　冯乔是华东师范大学77级的学生。他有个同学姓黄，是上海崇明人。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在偏僻的乡村，离县城的考场很远。他参加了第一天的高考，结果第二天睡过了头，一醒来发现考试时间已经快到了，他牙也没刷、脸也没洗就冲出门，一路飞奔去赶班车，终于赶上车进了考场。
　　
　　冯乔有一个女同学张大记，是上海的知青，在黑龙江农场工作。她的对象阿牛的哥哥是大学生。没参加过高考的女同学写信请教，得知阿牛哥哥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张大记在高考前准备了一篇作文叫做《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结果当年的作文题正好是《每当我听起〈东方红〉的时候》，最后她考取了大学。
　　
　　张大记去拿录取通知单的那天，下着雪，阿牛在雪地里送了她一程又一程，一直把她送到火车上。在大学搭建的帐篷里，张大记一直挂着阿牛的照片。大学毕业以后，张大记没有回上海，而是到杭州跟阿牛结了婚。
　　
　　另外一个同学的遭遇也堪称奇遇。冯乔的一个福建同学，在莆田山区插队，他和“文革”宣传队的同事参加高考，一个是编剧出身，一个是拉二胡的。那年福建的高考题里有一道题，默写毛主席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当编剧的同学天天听《蝶恋花》的评弹，把整首词都写出来了。拉二胡的只会拉歌曲的调子，歌词什么也不会，结果那个编剧考上了大学，拉二胡的同事就落榜了。
　　
　　冯乔的寝室有一个姓韩的同学，高考前是上海金山的农民，样子很憨厚很淳朴。因为当时农场干活累，吃的东西又不好，新生进大学后要体检，结果他被检查出得了肝炎。按当时的规定，他要在学校的医务室里隔离三个月。当时治肝炎有一种特效药叫垂盆草糖浆，上海肝炎流行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种了垂盆草。三个月以后，他的检验结果还是肝炎。结果，他哭着离开了学校。后来，这个姓韩的同学回到金山以后发奋写作，创作了很多农民的故事，再后来培养了一个不读大学的，靠写作、赛车为生的儿子：韩寒。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任毅是南京市第五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小学时参加过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读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他和南京五中下乡知青乘坐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偏僻的生产队。那天漫天大雪，迎接的人有气无力地打鼓，风雪把墙上的标语都扯掉了。

　　
　　第一夜，他们住在生产队准备养牛的工棚里，看着农民家里几个小孩，盖了一条发黑的被子，铁锅里面什么也没有，桌上的菜碗里只有几块咸萝卜，“觉得人生很暗淡”，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呆了快一年，天天修地球，日子望不到头。知青中开始弥漫着失望、寂寞和孤独。大家找任毅玩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弹吉他，唱唱歌。有一首歌大家唱得最多，歌叫《流浪人归来》：“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一天晚上，几个知青又在一起唱歌。唱累了休息，一个人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任毅抱着吉他，在当时流传的一首歌曲基础上，重新编排修改，填词写出了《我的家乡》：“像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都是我的心里话。”

　　这首歌自然也成了附近知青点流传的歌曲。
　　
　　1969年下半年的时候，任毅的同学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任毅你有事了，莫斯科广播电台播你的《知青之歌》了，有大麻烦了。”当时中国正在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
　　
　　这个同学因为残疾没下乡，最擅长装半导体收音机，所以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
　　
　　莫斯科广播电台播的时候，改名《中国知青之歌》，改成了男生小合唱，配上乐器，增加多声部，十分好听。
　　
　　1970年2月19日深夜，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在任毅插队的江浦县永宁公社将其逮捕，关入南京娃娃桥看守所。
　　
　　后来任毅才得知，当时有人向上海市委进行了汇报，上海市委立即把这件事反映到中央。江青特别对这件事下了批示：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张春桥指示要成立有关《知青之歌》专案组进行调查。姚文元也批示：要查明作者，予以逮捕。
　　
　　1970年5月24日，任毅写《知青之歌》一周年的时候，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0年6月6日，当时的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签下意见“同意死刑，立即执行”。
　　
　　幸亏当时的江苏省军事管理委员会主任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将军，在审阅判决时，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在送上去的25个人的名单，硬是把任毅掩护了下来，其他24个被打钩枪毙了。
　　
　　后来任毅看到许世友秘书写的书《晚年许世友》，里面有一章就是讲为什么要救任毅：许世友看了任毅的案卷，说此人历史清白，就写了首歌，为一首歌曲判死刑，说不过去吧。这才枪下留人。
　　
　　1970年7月13日，江苏省“革委会”书面回复：判处任毅有期徒刑10年。
　　
　　不久，任毅被从榴园看守所送到石佛寺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又转送到溧阳县劳改队，开始长达9年的劳动改造。过了8年，任毅决定翻案，差45天就满9年，任毅翻案成功。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