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磊
已经播出的《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下简称《人间》)、《保卫延安》、《誓言永恒》、《我的兄弟叫顺溜》以及电影《南京!南京!》等,都是各个省市广电总台向建国60周年的献礼之作。但其中有一些备受观众追捧,有一些则乏人问津。
为谁献礼?
究竟什么是献礼剧?没有人给出过确切的定义,纵观建国以来历次大庆的献礼剧目单,有《开国大典》、《林则徐》、《铁人王进喜》、《有这样一个青年》、《刘三姐》,甚至今年的《牛郎织女》也被列入了剧单。献礼的题材大概不仅仅是表现革命和战争的,也可以是生活与爱情。
但有一个基本要求是不能变的,就是要歌颂,有的歌颂领袖,有的歌颂人民,有的歌颂战争,有的歌颂爱情,不同的时代歌颂的对象不同,歌颂的方式也不一样。至于歌颂得有没有技术含量,歌颂的对象值不值得歌颂,歌颂完了有没有效果,观众认可不认可,则常常被忽略。
一直以来,歌颂红色革命以及革命中功勋卓著的领袖和为革命献身者都是献礼剧的主要内容,今年中宣部圈定的50部献礼剧中,仍然以红色革命剧为主体。 在200多部各路文化机构献来的大礼中,有超过70%是战争戏,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
如果说1980年代之前的献礼剧着重于红色革命还可以理解,这大概与中国始于近代的现代性转向一直为激进主义思想所主导有关。但是最近30年的渐进式改良后,不仅宣传系统展示的依然是红色革命,而且民众反而比以前更加爱看战争戏、革命戏,却是为何?
在这一轮献礼剧的制作中,江苏广电总台算得上一个佼佼者,投资制作的影视剧包括张黎的《人间正道是沧桑》,陆川的《南京!南京!》,陈可辛的《十月围城》以及众多明星参与的《建国大业》。基本都是革命战争题材,这对于一贯以情感剧为主打,深谙收视率之道的江苏广电来说,是个相当大的转变。
“所谓的献礼剧就是在60周年的时候,按照我们党的宣传机构的要求,要有一些文艺作品推出来。”江苏广电总台台长周莉说,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我们觉得现在的献礼剧,已经和过去的献礼剧概念不一样了,很重要一点是拍的片子观众欢迎不欢迎。
在周莉看来,毫无疑问,观众越来越爱看革命戏了,那么为什么不趁献礼的机会多拍几部真正精品的革命戏献给观众呢?“献礼片有它一定的政治性,但是献给国庆其实也就是献给民众,老百姓的欢迎比纯粹的献礼更加重要。”这个具有创新思维的女台长说。
一直以来,献礼剧的投资拍摄主体都是国营的影视文化制作公司,省级广电总台构成了这些制作机构的主体。对于这些早已市场化了的制作机构而言,收视率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比政治意义上抽象的献礼更值得看重,在保证政治安全的前提下,经济效益才是第一位的。
也因此,新概念的献礼剧少了些政治说教的意味,而多了些迎合观众的妥协,不论是北京台的《潜伏》,还是江苏台的《人间正道是沧桑》,都显示出与过往的献礼剧截然不同的面貌,也无一例外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为谁审查?
6月底,荧屏热播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后,投资方江苏广电总台在北京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事实上,投拍这部严肃的历史剧,市场的回报并不是最好的,投了5000多万下去,收回6000多万,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在江苏台的历史上不能算好。”周莉说。
但是,这部电视剧却赢得了各方好评。当天到会的不仅有各路评论家,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李准,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杨胜群也都到会。这些中国红色影视剧的审查者也都对这部看起来相当“出格”的红色剧不吝好评。
一直以来,献礼剧、红色剧、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这些似是而非的称呼让人疑惑,三者有重合也有区别,大体的关系是,红色剧是献礼剧的主体,但不是全部,而红色剧又分两种,一般革命历史题材剧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
“影视剧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1987年中央专门成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刚卸任的广电部副部长丁潮同志。”李准说,文学作品、舞台剧作品、绘画作品,涉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最多是上级领导审查就可以了。但是只要是影视剧,必须到全国小组统一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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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查小组的标准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一般革命历史题材是有着严格区分的。杨胜群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要是还原领袖人物生平活动,正面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一般革命历史题材,则主要写一些普通的人物和故事,一直以来,二者都有严格的区分,比如说电影《长征》和《我的长征》,《长征》写毛泽东他们的长征,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而《我的长征》写一个普通战士的长征,是一般革命历史题材。
不同的性质有着不一样的审查标准。但《人间》的出现却给审查小组出了一道难题,全剧没有出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却把中山舰事件、412清党、武昌起义、重庆谈判、皖南事变、闪击延安、辽沈战役等等重要的党史事件一个不落地演绎了一遍。
对于这种擦边球,审查小组算得上是网开一面,《人间》拍摄前后并没有遭到多少伤筋动骨的删改。“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挖掘和开拓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创新,杨胜群说:“我们过去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一般革命历史题材严格区分开来,这个电视剧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值得总结。”
“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一般革命历史题材第一步杂交的新品种,一个新的非常有生命力的‘变种’,搞得好的话,以后的革命历史题材审查就能出现第三种样式,我现在不敢说,要领导来认定。”李准也说,这部片子通过大胆的艺术概括,用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的方法,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包括领袖人物的出身、经历、品格和文化身份的某些方面,融化在剧中,虚构人物塑造和虚构情节的描写,从而开拓了一般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历史内涵,提升了它的精神文化品味。
事实上,据李准讲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审查并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受冤枉的老同志,贺龙、陈毅等等这些真人真事一出现在影视作品上,马上问题就出了,既然是真人真事,符不符合事实,谁对谁错,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以至于从1980年开始,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不断对重大题材做一些局部的规定,到1987年最终成立专门的审查小组,定下了详细的审查标准。
这些审查保证了第一代开国元勋们的光辉形象,却也给历史剧的创作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呈现在影视作品中的中国现代史上两个最出色的政党,一个永远都是不堪一击、愚蠢可笑、凶残腐败,另一个永远都无坚不摧,英明伟大。惊心动魄的历史篇章,往往因此被淹没于这样的呆板和无趣中。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