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新磊
提要：本文论究了一种特殊的审美之径，它与传媒思想存在潜在关联。笔者所言之径乃是一种阐释行动，它要求避免各种价值判断或实证主义结论，不仅是一种媒介文本建树，也是一种媒介文本间建树。此径关注媒介文本的社会历史元素，并据此敦促审美之径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秩序。笔者强调审美之径并不对各种媒介问题与媒介思想提供一个切实的、当下的答案，但试图通向潜匿于形而下表达深层的思想预设与符号蛊特别是其哲学根基中的存在论、认识论及逻各斯，使学者体认隐遁的各种后景，朝觐媒介研究之话语导播权。
关键词：审美之径 符号蛊 己外传 预设 话语导播权
引言
在纵论审美之径[The aesthetic route]之前，笔者深知，关于审美之径的结论总是暂时的，它不是超越媒介话语和媒介文本之外的真理，它是一条批判性的、自反性的林中路。批判性，意味着展示各种潜藏的预设与媒介话语的生成机理，也意味着介入，这使得审美之径自身暗中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秩序。自反性，则意味着时时提醒侪辈学者去理解什么是审美之径自身的机制性约束。笔者要建言一种特殊化审美之径，此路不是一种理论，甚至也非严格的方法论，而是一种批判性的和自反性的媒介话语实践与社会历史秩序。⑴如是推来，它的目标不是要提供确定性的解读，而是去扩展我们的视界，并使我们意识到当代传媒学林之良莠。
如何来研究传媒思想？怎样来研究审美之径与传媒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传媒思想话语中，对审美之径的研究，怎样切入？比如，在面对传媒思想最基本的两种话语存在——自由主义与新生代时，笔者应该处在一个怎样的媒介话语位置上？若笔者本身将自己理解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从坚守一系列规范性立场（如抱守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论”而食古不化等）出发，那么我对审美之径的研究，很可能会被视为对另一些知识分子的论战。然而，如果笔者将自己的研究理解为价值中立，即客观地来研究审美之径，那么需要反思的是，笔者是怎样取得这一价值中立的位置的，笔者真能做到价值中立么？当笔者对自己的思树[Thoughtarbor]⑵作上述诘难后，似乎揭开了传媒思想研究的两难困境。
诸多对传媒思想的研究，是不是根本上也正参与着媒介话语的生产，同样接受着一个特定的媒介话语生产机制的规约？在研究者所生产的理论文本与被研究的当代文本之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文本间关系? 以及，学者们各自不断生产着各种媒介思想，为什么有些被不断地研究、转述、引用、评论、关注，而另一些则被遗忘、边缘化? 同一媒介话语，在某个时段内反复被主题化[Subjectization]、中心化[Centerization]甚至经典化[Canonization]，为何在稍后的另一时段内则根本无人问津，仿佛不曾在传媒思想话语场中存在过？以上这些反思，导引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时时警醒：在展开对传媒思想的研究时，哪些可能构成了自身论证中的限制与盲区？自己有意识地或不自觉地、习惯性地采取了哪些媒介话语策略？
在本文中，我将通过建言一种特殊的审美之径，而研究传媒思想，并与当下被广泛采用的两种对传媒思想的研究之路——规范性的因而也是争论性的研究之路和客观性的、描述性的研究之路——作比较和阐发。
一
审美之径，并不陌生，然而它在传媒思想各类具体实践中几乎缺席。因此，从审美之径出发，这种缺席和阙失，本身就昭示着传媒思想的某些隐征话语与思想预设。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之径并未立足在一个同传媒思想生产场保持距离的、超脱的中立位置上，而是同样居于该生产场中的某个特殊位置，并不可避免地在根本上也在参与着该场内的各种媒介话语对抗[Antagonisms]。同时，审美之径不对自身作出真理宣称，使它成为了一种温和的、自反性的媒介话语介入[Intervention]，而避免成为一种围绕福柯所说的“真理的政权[Regime of truth]”而展开的符号蛊[Μνθικ of sign]⑶。
自不待言，存在着各种具体的有差别的审美之径，笔者之径与这些路径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们全力关注的是媒介话语，而并非直接来讨论、赞同、批评学者通过其媒介话语所表述的内容、观点、见解、主张。学者们说话、表达、谈论、写作，就产生了各种书面的和非书面的媒介话语。然而，我们往往关注于己外传[Exterior-communication itself]的内容，却忽视己外传的各种方式，以及媒介话语产生的过程及其语境，后者不但影响了己外传的内容，而且也牵涉到了未己外传的[Unexterior-communication itself]和不能己外传[Abexterior-communication itself]。这些被人们所忽视的缺席者，构成了大量的场外存在体。[NextPage]
媒介语言在漫长的年月中一直被视为用来外传的一个简单的、透明的工具，媒介文本的内容可以在无需关注媒介语言本身的情况下得到解读，这植根于二十世纪的语言学转捩[Linguistic turn]。因此，海德格尔认为语言说人，即Language speaks man，这反转了传者同其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并预示了其后更为激进的发展。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与福柯相继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即文本将作者杀死的权利。尽管结构主义这一激进发展随后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矫正，比如后期拉康[Jacques Lacan]、后期福柯与齐泽克[Slavoj Zizek]对主体的不同的重新关注，但语言的重要性则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语言逐渐被看作社会现象中一个更为中心的角色。由索绪尔（F. de Saussure）提出并经拉康等人批判性发展的“符号 [Sign]”、“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等术语现已在各学科的研究中广泛出现，甚至也频频显现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文本中。然而，在传媒思想界的各类论争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复杂关系却未有得到认真地对待，而审美之径恰恰瞄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各种浮动的、异质的、多重的符号指向及其过程，并关注能指在媒介话语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没有一个特殊的能指、一个特殊的所指是无法构想的，拉康曾在这一意义上将无意识[Unconscious]称作“没有能指的所指”。
我所建言的审美之径，首先便是一种文本分析，它专注于分析媒介文本被编织而成的新闻采访、现场报道、人类学纪录片、视听语言、叙事学、蒙太奇、时空、栏目与频道、Nonlinear edit、综艺节目、电视剧、电视电影以及各种媒介话语策略。语言不再被理解为透明的工具，它同政治性与制度性的结构、社会规范、文化价值与信仰有着复杂的尤其是建构性的联系。跳过对语言的谨慎性的关注，而直接读出一个话语文本的社会内容，这种看上去简单可行又颇具实证主义色彩、摆脱语言的羁绊而关注实质内容的解读方式，本身恰恰正是遭受语言束缚的一种特殊形式。传与受本身均是语言性的过程，一种缺乏或避开对语言关注的接受，以及一种缺乏或避开对语言关注的传播，本身正是被语言的力量所控制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性活动。要研究传媒思想，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学者们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思想和媒介话语：不是媒介话语的内容和含义，而是这些被生产出来的媒介话语本身。要达到对媒介话语的内容的某种理解，也必须对媒介话语进行谨慎小心的文本分析。这个我们有意识地居住的世界，是一个媒介话语与符号构筑起来的世界，受众乃至学者所见、所感、所思、所言，无不在一个预先建构的[Preconstructed]由各种媒介机制组成的秩序下得以进行，而当我们谈论整个思想世界时，情况更如是。媒介话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福柯对一般话语之所论，“话语可能实际上是幽灵性再现[Phantasmatic representation]的场所，是符号化[Symbolization]的一个要素，是禁忌的一种形式，是被派生的满足[Derived satisfaction]的一个工具。”⑷因此，当许多学者不自觉地假设他们的思想能够通过其媒介话语而得到真正的表达，以及通过接受其他人的媒介话语而能够直接得出其真正的含义时，他们便丧失了对媒介话语本身的警惕性关注与重视。
审美之径既是一种文本分析，关注文本的语言与其使用的各种媒介话语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文本间分析，从其在一个特定的媒介话语秩序中的位置，以及它同其它文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一个文本。文本间分析使审美之径同时成为一种历史秩序，就像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通过对“延异[Delairriue]”的分析，来将索绪尔的封闭静态的差异结构历史化一样。一般认为，文本间性意指历史社会插入进一个文本，以及这个文本插入进历史社会。文本总是通过其它已然经特殊方式表述的文本而被建构，并且回应、再中心化、再经典化过去的文本，如福柯所言，“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陈述：它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再度确实化[Reactualize]其它的陈述。”⑸Scilicet⑹，文本总是利用和转化其它当代的或历史性先在的文本，而媒介话语实践总是根据它与其它媒介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而被定义，并总是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利用其它的媒介话语实践。
在一个特定的媒介话语秩序中，或者说，在一个特殊的文本空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拉康所指出的“主宰性能指[Master-Signifier]”，即“没有所指的能指”。通过对主宰性能指的批判性审查，一些有助于理解媒介话语秩序的、极具符号重要性的关键词可以得到追踪与分析，这些关键词组织起各种普通的符号指向链，而后者则构筑着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轨迹。
从审美之径切入，similibus enim similia gaudent，⑺我们可以看到：在传媒思想界，媒介的“现代性”或“后现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好似一个“主宰性能指”，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问思，分析为什么这个本身极度含混与暧昧的问题，在进一步对其本身进行问题化时，会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意义？作为一个概念的“现代性”，既在其描述性的向度上、也在其规范性的向度上，深深根植于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大量关于中国媒介史的研究皆已提到，至少在明代之前，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现代”与“传统”这一二元对立及其所产生的各种支配性的思维方式。Scilicet，“现代性”对于前明的中国传媒思想乃至中国思想史而言，很可能是完全陌生的。在中国媒介史中，很难找到一个范式转变来对应于西方思想中影响深远的从全能上帝到我思[Cogito]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的诸种复杂结果。比如，从对上帝的信仰到对人的自主与个人权利的强调，从上帝的戒律到康德式的道德法，从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到世俗化的市场社会形式，等等。由于这个西方概念——“Modernity”很大程度上同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境况并不和谐，于是，当它进入中国语境后，其原初所指向的内容，有很大部分便已然丧失了。这一术语汉译的使用，实际上又开始了一系列的再度符号指向的过程。 [NextPage]
因此，在对传媒思想展开批判性研究时，怎能不对业已成为各类媒介话语的共同关键词的“现代性”的诸种再度符号指向过程作分析呢？从审美之径切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似乎具有实在内涵的事物的“现代性”，而是一个在传媒思想生产场域内被中心化的一个符号。于是，我们所关注的不再是现代性是什么，而是知识分子们将这一符号当作某种实在事物进行定位和论说的不同之路。Scilicet，我们不再试图去找寻或去建构现代性所包含的实在的含义与内容，而恰恰是关注种种将现代性这个符号同各种事物，比如第六代电影、大众DV、历史题材电视剧、民生新闻、深度体验配音、原生态译制片等对应起来的建构过程。特别是，在汉语语境中，这个被翻译过来的陌生术语是如何获得各种符号指向与蕴意的。换言之，根植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下是如何被实在化[Positivized]的？审美之径并不致力于去解答那诱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争论的后现代性论题，而是将现代性本身问题化，深切现代性是如何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关注焦点的、为什么是这一问题而非别的问题亟待知识分子们提供解读、自由主义者提出现代性这个媒介话语的建构物后它是如何在其他知识分子的文本中被再度确实化的？
这就是审美之径切入“现代性”的问思之径，它不是去寻找这个含混的问题所包含的实在内容，而是关注将这个问题再问题化，关注这个“能指”同其已有的并在不断增生的各种所指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在一个特定的媒介话语秩序中来考查主宰性能指，同时，我们还可以在不同语言性的诸种媒介话语秩序之间，来考查它的跨语言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s]⑻，审查它同英文甚至拉丁文表述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文本间关系。
二
现在，我们尝试把对文本间性的论究再纵深化。克里斯多娃[Kristeva]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了一对有洞见的分析尺度。她区别了两个向度上的文本间性，即水平的与垂直的文本间性，或者说，在文本间的空间中水平的与垂直的关系。⑼一方面，存在着水平的文本间关系，即一个文本同它在文本链条[Chain of texts]中或前或后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对话类型的文本间关系。另一方面，在一个文本和其它或多或少构成其直接的或遥远的媒介话语情境的文本之间，存在着垂直的文本间关系。在传媒思想界，水平的关系和垂直的关系在文本间的空间中均可被大量追踪出来。
在水平的向度上，很显著的是，21世纪最初这五年诞生的纪录片，学者对其进行着激烈的思想论争，尤其以自由主义者与新生代之间的论争为最，可参复旦学者吕新雨与清华学者尹鸿之间的互文。在垂直的向度上，笔者发现，许多学者倾向于通过重新审查中国电视史尤其是晚近的电视艺术史、重新解读过去的文本与创作实践，来提出他们自己的诠释。在水平的向度上，我们可以来审视某一个特殊的媒介话语生产场域内的诸种符号蛊。在传媒思想界，符号蛊白热化，形形色色的媒介话语活跃于文本间的空间中。而在垂直的向度上，我们可以特别来审视符号蛊中觊觎媒介话语导播权[Media discursive hegemony]的斗争。笔者对话语导播权提供一个后结构主义的再定义：话语导播权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部分性固定，而围绕导播权的媒介话语之争，便旨在将各种浮动的能指部分性地再固定到各种对抗性的符号指向中去。
在这意义上，审美之径将聚焦于媒介话语的建构，以及长时段的媒介话语秩序构造。审美之径特别关注文本的生产、消费与阐释。就文本的生产而言，文本是在各种特定的文本间的社会的情境中、以各种特殊的方式如剧组、EFP、ENG、数字高清、MIDI等模式被生产出来的。这些文本间的社会的情境与特殊方式，就构成了文本被构造的关键要素。就文本的消费而言，尤其要注意，为什么一些文本被记录、保存、转述、翻译、解释、研究并经常得到引用，如中国电影博物馆馆藏影片，而另一些则成为转瞬即逝的文本，或被边缘化、抹除与遗忘，如马路片、影像浮世绘。德里达用“痕迹[Traces]”来代替“文本”，以此显示它们可以被很容易地埋葬，但也有可能在另一个情境下重新被激活。媒介思想就产生于文本的消费过程中，其无形但不灭，无无无有，有有有无。就文本的阐释而言，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作了一段很精到的阐述：文本经由媒介话语实践浓缩成为习俗的诸种形式，这些形式被赋予了含义潜力[Meaning potential]。一个形式的含义潜力普遍来说是异质的，是一个不同的、重叠的并且有时互相矛盾的各种含义的综合体，因此文本通常是高度含混不清的，并且面向多重阐释。⑽
文本的多重阐释，或者说文本的异质的含义潜力，主要产生于能指与所指之间巨大且不断变动的裂缝中。德里达的解构所反对的就是各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抹杀具有多元性的浮动的能指，而让所指出现并奉为不变的中心。对他来说，不存在先验的所指，没有所指能够逃避成为能指的一部分。在这意义上，解构不是一种系统的哲学或方法论，因此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解构。它是一种行动，一种类似于熟练驾驭Steadicam⑾的操作，一种媒介话语实践，scilicet，即一种自反性的审美之径，故只有在特定的媒介话语秩序下针对各种具体的媒介话语，才会有解构操作的话语事件。它不是要在解构一元性的同时杀死对象，而是要恢复其多义性。它不是追求视界交融，而是在由彼此确实化建构起来的、因而交叉重叠的众多文本所组成的文本链条之中追踪各种在延异中产生的思想幽灵和不断浮游的能指。[NextPage]
Cogitationes posteriores sunt saniores，⑿笔者对德里达的读本身是一种介入和干预，是一种延异。笔者对德里达的阐释，还经过了一个跨语言的翻译过程，而翻译永远存在着剩余。因此，德里达的媒介话语在笔者的这一文本中，本身成为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幽灵。审美之径之所以是自反性的，就是当一个人在写作时，须时刻反省自己的界限与媒介话语中的策略。因此，我的这一文本本身可以被进一步地作为审美之径，来追踪我在自反性的写作中仍未见的各种隐在的思想预设。也正因为文本所具有的重叠的、异质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各种含义潜力，以及在读、译、释中所产生的各种延异，因此审美之径有必要摆脱结构主义那极端化的“作者之死”的状态，署名对于审美之径来说是必须的。不仅本身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与操作的审美之径需要署上作者的姓名，并且审美之径中的对象文本，也需要同其作者的姓名关联起来，正如王一川笔下的“德里达”不同于王岳川笔下的“德里达”，复旦学派所言的“影视学部”不同于中国传媒大学扛鼎学者所言之“影视学部”。
对文本的生产、消费与阐释的分析，是一种文本间分析，所以应与对符号蛊和媒介话语导播权的审查结合起来。在《文本话语的秩序》一文中，福柯指出，“文本的话语不仅仅是翻译各种支配的斗争或系统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因为争论并且借助于争论而存在，文本的话语就是要被夺取的导播权。”⒀通过借用葛兰西[A.Gramsci]的术语，费尔克劳特别建议关注符号蛊中的对媒介话语导播权的争夺：“在一个给定的实例如一部参展电影中，那些先在的文本与文本类型被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叙述，统统依赖于这个媒介话语如何与各种导播权以及围绕导播权的斗争发生联系。例如，它是否同既存的各种导播权的实践与各种导播权的关系相抗争，还是相反，将它们作为既定的东西接受下来。”⒁当研究传媒思想时，从符号蛊与媒介话语导播权之争的角度来切入对文本的生产、消费与阐释的批判性审查，将是一个极富成效的之路。
概而言之，审美之径并不对各类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提供出一个切实的答案，但它激活了批判之路，导引其通向一个方案，一个陈述，或一种研究方法背后的诸种思想预设，比如存在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的假设、隐在的动机、共有的逻辑等。这些预设被文本的生产者当作业已确立的、给定的、自明的东西而隐藏在他们的陈述、主张或方案的背后。尽管在各种陈述、主张或方案中这些思想预设被省略、忽视或掩藏，但文本的表层结构上总是存在着各种关于这些隐在的预设的踪迹或暗示。由于语言当然包括视听语言在内，是各种陈述、主张或方案的载体，当小说家和导演用特殊的语言织体来表达他们的所想时，这种语言织体也表达了他们所没有看见或想要隐藏和省略的东西。因此，审美之径通过对文本语言的批判性审查，使得这些深匿在文本中的预设逐渐地显现出来。Scilicet，审美之径将不会对一个特定问题提供绝对的答案，而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在这个特定问题背后的各种媒介话语状况，使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与它的解决方案恰恰就存在于其假设之中，正是这些假设使得这一问题得以存在。
三
审美之径，对于传媒思想界是陌生的，甚至在一些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对文本的语言进行分析也未论及之。自由主义者要求把传统的媒介艺术史乃至传媒思想史研究中不加追问的前提重新作为追问的对象，并强调这一过程涉及历史写作及其方法与社会历史类型的复杂而丰富的互动关系，因为文本这一概念拒绝把文本仅只视为简单的文件，或更加基本的基础如现实、语境的索引。可见，尽管自由主义者没有提出用审美之径来研究传媒思想史，但其所建言的研究之路同本文所述的审美之径已有相当程度上的契合。
然而，在传媒思想界，审美之径却几近缺席，几乎无法在传媒思想铺天盖地的文本中找出主要采用审美之径的媒介话语来。甚至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曾在理论层面积极倡导过以一种类似于审美之径的方式来展开传媒思想史的研究，但在他们极具影响的形而下研究中，自己理论上的倡议则未见实施。
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更多地关注现代媒介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媒介（如窄播的局域网）的再生能力，进而重新检讨中国寻求媒介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媒介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考虑，却是迫切的理论课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媒介实践已经成为过去，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图景也并未消除韦伯所说的那种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后现代媒介仍在延续。这就是媒介批判思想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也是学者们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历史契机。
理论课题、历史机遇等，这些有时被用于作客观描述，但通常却是表达某些主观判断的词语，包含着笔者的一系列排他性的判断。这些是迫切的理论课题，当下际遇。在这里，笔者不是在描述这些理论课题、这种历史机遇存在与否以及是什么样的，而是在建言这些理论课题、在宣示一种历史机遇的到来。在这里，笔者并不担虑罗尔斯[J. Rawls]曾说的“判断的负担[Burdens of judgment]”，不担心他对所谓的“后现代媒介”所做出的诊断，不担心他所提出的那些迫切的理论课题以及他所预言的历史机遇，因为其本身可能也成问题。因此，上述那些诊断与主张，已被笔者预设为是正确的、妥当的乃至迫切的。[NextPage]
可惜的是，和这一系列笔者的主张迥异，自由主义并未采取之，而是在确立了“正确的”、“妥当的”诊断与主张的前提下，采取了规范性的批评方式，他们所分析的各种媒介话语在不同的方面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中各种媒介话语所共有的问题便是以批判性为其特征的各种理论开始意识到在它们所进行的激烈的批判过程中，批判性本身正在悄悄地丧失活力。因此，传媒思想状况被诊断为传媒思想的批判性的丧失。面对这样的规范性判断，笔者并没有把主要的关注中心集中在文本、上下文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倾向于相信这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本的社会内容可以在不对语言本身进行关注的情况下得到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文本的内容展开规范性的批评。自由主义并没有探索那些他所分析的文本中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而是假设可以跳过能指链条直接通达所指。然而，由于种种能指在媒介话语场内是漂浮不定的，含义永不会得到最后的确立，它总是处于不稳定的流变中。自由主义在将他们所批评的各种观点与论点视作是它们的真实表达，并且，这些观点被判断为是成问题的而他们本人的则是正确的、妥当的。他们没有反思自己的努力，即试图在为他们的思想论争对手所共享的语言中使现代性的问题具有意义。所以，自由主义并未对其本身也包括在内的文本的生产、消费与阐释的诸种过程加以关注，而只是将文本视作为一种最终的成品。费尔克劳曾论述道：“文本有可能基于上下文、基于阐释者而向各种各样的阐释开放，这意味着媒介话语的各种社会含义（包括各种意识形态）不可能在不考虑该文本在社会分配、消费与阐释的各种模式与变化的情况下，简单从文本中解读出来。”⒂然而，在自由主义对传媒思想的批判中，这些复杂的与存在问题的过程，被全然忽视了。
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的这一切入之路，使得其迅速激起强烈的反响与回应，并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自由主义与新生代之争正式浮出水面的导火索。由于自由主义从自己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传媒思想的诊断及其相关的一套主张出发，对二十世纪下半叶各种媒介话语作了规范性的批评，诸多被点名的作者随后便作出了广泛的乃至激烈的回应与反批评，从而形成了一种针锋相对的、紧张的文本间关系。于是，一个对传媒思想的研究文本，本身在发表后却成为了迅猛改变传媒思想状况、形成新的思想状况的关键性文本。而这正是和自由主义对传媒思想的切入之路有关，由于文本中对当代中国各种媒介话语的规范性批评是基于他们本人的规范性基础，即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传媒思想的诊断以及相关主张之上的，正是这些被自由主义认为是正确的、妥当的乃至迫切的诊断与主张，在他们的思想博弈对手看来却同样是成问题的。
笔者对此作了简单化处理。审美之径正是促使研究者通过对语言的谨慎分析，来探索在传媒思想中那些未被看到的东西，包括在既存的特定媒介话语秩序中被遮盖和边缘化的社会问题与思想问题，包括潜藏于各个文本中的种种思想预设，等等。因此，采用审美之径的研究者，在这里并不站在某个超越的、更高的、更全面的层面上来判断自由主义还是他的对手的诊断是正确的或妥当的，而是通过分析提出这样一系列问题：研究传媒思想，是否必须先具有某种规范性立场或规范性基础，是否必须先提出一套自己的诊断与主张，非得如此批判性地切入传媒思想吗？以什么来确保自己的这一套诊断与主张之正确性、妥当性与迫切性？更进一步，能否在对语言尤其是浮动漂移的能指链条缺乏关注的情况下而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与传媒思想做出可靠的诊断，对其它的思想媒介话语作出建设性的批评？
一种超近距离的观察，往往无法消除观察者“自身因价值偏见和观察视点所带来的盲区”，因而也无法“洞察社会历史深处的复杂性”。笔者首先对研究传媒思想时“自身因价值偏见和观察视点所带来的盲区”作了警醒的自我反思，对“洞察社会历史深处的复杂性”⒃的困难也没有做充满自信的估计，即相信自己能够提供出一种正确的、可靠的洞察与评述。但是，笔者要提出同前面之警醒反思形成某种相对或相反的论述，这就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理应被确立为对传媒思想研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采用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意味着前述的观察者自身因价值偏见和观察视点所带来的盲区，还是有望在该研究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消除的。因而，社会历史深处的复杂性，还是有望得到窥见的。
结论
一种从特殊视角出发并宣称价值中立的蠡测，使笔者将审美之径理解为一种植根于各种艺术事件的时间秩序的当下历史化模式。达到一种纯粹中立的立场本身乃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一种实证主义的产物，因为任何描述都无法全然做到十足地符合经验验事实。笔者不可能避免其个人的诸种视角与媒介话语性预先构筑的诸种前理解[Preconstructed preunderstandings]，因此，无论我如何希望成为价值中立，我所描述的诸种客观的事实，本身已经是一种媒介话语性的建构物，而非真实的事实。在这意义上，其他的学者也可以提供一种对于审美之径的不同的描述，并以同新生代相同的方式宣称其论述同样是客观的与价值中立的。 [NextPage]
齐泽克曾精到地指出：“事实从不为它们自身说话，而永远是被一个诸种文本话语机制的网络驱使着说话。”⒄没有一种描述曾是纯粹地对事实的描述，纯粹的描述永远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其中立性正是基于一个既存的对这种中立性的习俗性理解[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因此，从新生代的价值中立的描述中走出的，也并非是一系列在传媒思想界中发生的事实，而是另一个媒介话语性的产品，其由缔造者个人的视角、体验和一个由诸种媒介话语机制组成的网络（这个媒介话语网络中包含着学者书写媒介史的各种话语习俗）所共同制作。因此，新生代的描述不仅是一个产生自他在传媒思想界中所见所体验的个人产品，并且也是学者描述媒介史习俗的一个产品。根据这一习俗，似乎媒介史乃至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它能够从站在这个过程尽头的外部观察者的更高的优势点[Superior vantage-point]所观察到。
Avec le temps et la patience， la feuille du mûrier devient de la soie，⒅从审美之径出发，新生代的文本所预设的直接评论与批判之缺席可以构成中立性，这恰恰告诉我们许多学者是如何来理解价值中立这一理念的。
注释：
（1）参研海德格尔经典著作。
（2）树，最常见的植物。但是，在生物学中，树十分复杂，树的分类、形态、历史等是重要的生物学课题，学术价值十分突出。同时，在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拓扑数学、非线性数学）中，“树”和“环”都是重要的基础课题。思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启蒙意义和运用价值，应不亚于自然科学。
（3）“蛊”，会意，从虫，从皿，本义为毒虫。传说取百虫置于皿中，使互相蚕食，最后所剩的一虫为蛊。理解“符号蛊”这一概念，必须由此入手。
（4）出自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M.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2， P68。
（5）出自上书P98，笔者意译个别语句。也可参Gloria Davies: Self-Made Map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ity， Voicing Concerns: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tical Inquir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25。
（6）拉丁语，意为“意即，也就是说”。
（7）拉丁语成语，意为“同理，以此类推”，引申为“同病相怜，同气连枝”。
（8）参见Lydia He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9）出自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 op.cit.， P103。
（10）引自Ernesto Laclau: Discourse，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3， P435。
（11）Steadicam是全球最优质的运动摄影减震器经典品牌。在大幅度无轨运动摄影中熟练驾驭和操作减震器可确保影视画面的稳定、平滑与流畅，其技术涵量与素养要求极高。
（12）拉丁语成语，意为“举一反三”或“三思而行”。
（13）出自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Language and pol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110。
（14）引自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75。
（15）同上书，P91。
（16）Marxism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论述。也可参Arif Dirlik and Meurice Mesiner: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Chinese Socialism，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Y.，M.E. Sharpe， 1989， P10 and P2。
（17）Slavoj Zizek:The Spectre of Ideology，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94， P11.
（18）拉丁语谚语，意为“水到渠成”。
作者：杨新磊，男，1972年生，陕西宝鸡市人，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博士，讲师，北京联合大学平谷学院客座教授。迄今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5篇22万字，出版专著一部，国家社科办“全球化时代数字媒体艺术前沿问题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曾赴日本短期学术交流。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