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作品
如果说50年代的台湾文艺界还处于被政治色彩浓重的文艺作品和远渡客的怀乡文学一统天下的时代，60年代则属于新一代年轻人热烈拥抱现代主义，寻求自我身份确认的历史时刻;及至70年代,作为对上一个十年过分西化的反弹，民族主义与本土运动又微波回澜;在随后的20年经济发展中，乡土台湾也迅速地被城市化收编，田园、小镇的影象渐渐淡去，货郎、刻印匠、邮差、雕花木门也被身处的空间渐次剥离。
就是在1950年，阮义忠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一户木匠人家，在西风初盛的60年代度过了懵懂的童年，又于忆往追怀的70年代真正长大成人，告别学校。初识摄影，先天的时代情绪便促使他用影像记录下了千般百种的乡愁：成年对童真的乡愁;游子对家园的乡愁;车水马龙的都市对田野农耕的乡愁……
他跋涉于旧日的乡土、温淡的老镇，记录下遇见的每一张淳朴面孔，寻找着某种恒定的价值与久远的呼唤，似乎是有意留待几十年后，把这些散落无踪的乡愁，投递给我们这些早已不识故乡的年轻人。
阮义忠说：“会用相机镜头去看一个人，已是用情了;会拍下一张照片，已是有亲了。对摄影家而言，被他拍下来的陌生人，在某个意义下，都成了乡亲。”
他多年保持着定期使用120相机的习惯。将双眼镜头的相机捧在胸前，垂头望着毛玻璃取景，似乎使用这种相机，就和童年、故乡有了联系，入镜的，也都变成了乡亲。而相较于长方形的外放，这些四四方方的构图显得格外内敛，也仿佛将乡愁框得更紧了。
pic1 台北万华1973
一个时代的刻痕
这种借店家走廊，在柱子旁摆摊营生，熬上大半辈子的事，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在我还不会拍照时，这位刻印兼画像师傅就在台北万华龙山寺的对面巷口干活了。
当时，我的午、晚餐多半在龙山寺附近的小吃摊解决，每次路过华西街，都会看到这位总是低头干活、从不出声的师傅。凳子是他的刻印台，座位是躺椅，累了往后一仰就可休息。画像则是把顾客交付的小照片拿回家，夜里加工，用炭笔画成一大幅。挂在柱子上的日本女明星与清末民初妇人肖像就是手艺证明。傍晚收摊时，画像与刻印工具箱放进柜里，连同躺椅、板凳一起用加锁的铁链拴在柱子上。
入伍服役三年后，我重返台北，在《汉声》杂志工作，发现这位师傅竟然依旧坐在同一个位置做同样的事。学会拍照之前，我觉得他只是一位刻印匠;但把相机对准他，低头注视对焦屏时，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刻痕。
pic2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1976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
老家头城虽小，庙宇却甚多，除了城隍、王爷、妈祖、关公，还有搞不清到底供奉什么主神的庙，间间不缺香火。母亲最常去的就是那三四间大的，逢到要紧事，那就所有庙都得走一遭。二十岁那年我必须服役三载，抽到的是海军舰艇兵种。对一贯踩在土地上的乡下人来说，汪洋大海最是风云不测，母亲忧心地领着我四处上香、供果、抽签、卜卦。我这才晓得，原来我们的小镇藏了这么多神明。
大多数的庙我都已印象模糊，但想起妈祖庙就会一阵悸动，掌心仿佛又有了沉甸甸的石头触感。妈祖庙位于上学途中的老街，从没喜欢过课堂的我每天都在小巷里绕来绕去，故意不走近路，来到庙前，必定骑上魁梧的石狮作乐一番。
小学一年级时，狮子奇大无比，攀爬时滑落过好几次，乐得同伴们直喊：“狮子发威啰!”最吸引我的就是被上下四根尖牙护住的大石珠。跨在狮背上，和它头并头，手就能伸进狮口，抓到圆球便使劲磨，盼望磨小了就能掏出来。
到五六年级我才恍然大悟，石珠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来。不只是我，其他小孩也曾这么干;不只我们，连我们的阿爸、阿公、阿祖，小时候也都这么干过。珠子没变小，反而把狮口滚得越来越深。想明白了，我就彻底死心了。
拥有哈苏相机后，拍完家门，第一个要拍的当然就是石狮。到了才发现，以前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妈祖之家，竟然只是个小庙;门前石狮也缩得简直就像当年那一对的小孙子。石珠还在，可我的手掌已伸不进去了。
pic3 台北迪化街1976
迪化街的叮咚声
苏金醋——他的名字我已牢牢记住，就像他凝在底片和我脑海中的笑容。“叮咚、叮咚”，童年时，听到街上传来的拨浪鼓声，就知道货郎来了。那个年头，家乡的货郎手拉车就像流动杂货店，从油盐酱醋强胃散、胭脂花布绣花线到铁钉菜刀螺丝起子一应俱全，唯独不见小孩爱的糖果饼干，这也是我小时候对货郎兴趣不大的原因。等到会拍照，想记录这个老行业时，它已几近绝迹。
没想到，在台北大稻埕老街竟能遇见货郎——苏金醋便是当时仅存的两位之一。每次看到他，都是那么开朗、精神地摇着小鼓。“叮咚、叮咚”，板车由街头拉到巷尾，再由巷尾拉回街头，脚上永远是那双旧皮鞋。尽管生意一天比一天差，他的神情还是那么知足，仿佛还能在大街小巷穿走，跟那些与自己一起老去的顾客们聊几句，就是福气。但他终究还是歇业了，整个旧时代仿佛因他的消失而结束，街头的超市和便利商店愈来愈多。
再到大稻埕是大约半年前，儿子建议老爸老妈去看看台北的老社区新营造。到了才发现，除了几家老店铺被整建成现代化商店、咖啡馆，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内涵。2011 年是辛亥百年，台湾各地大搞活动，台北市政府也想借着大稻埕繁华的过往来推广文创产业及观光旅游。看到其中一个标语：“走进大稻埕，就仿佛走进一座历史长廊。”我不禁好奇，不提曾经散布在水门外的一摊摊露天茶室，不知在迪化街磨鞋底的货郎苏金醋，要如何谈大稻埕的过去?所谓的历史长廊又在哪里?
pic4 宜兰头城海边1981
记忆中的龟山岛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姓“蓝”，是最早从唐山渡海，于龟山岛落脚的七户人家的后代，分别嫁到对岸的头城镇，数十年后便有了我。1977 年，这个面积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为军事要地，所有居民被强制迁离，直到2000 年，因推广观光才开放登岛生态体验，但人数依然受到管控，游客必须抽签。
岛上有硫黄矿，风向刚好对时，镇上便闻得到时浓时淡的硫黄味，最浓时，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岛上。念初中时，我曾趁着一年一次的大拜拜上去过一趟，在亲戚家住了七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龟尾巴的那块沙滩上有好多石头，而且每颗都被冲刷得像圆球一样。潮起潮落，所有石头随着海水滚上来又滚下去，声音咕噜咕噜的，特别极了!
平时在海边玩，看得到它，却不会想着它。等回不去时，才思念得把记忆一遍又一遍地反刍，以至于到后来，龟山岛对我来说，就像是昨天才去过般地亲切热络了。
pic5 台北淡水列车1988
家园去来
那个年头，对我们乡下人来说，搭火车就表示出远门，带有浓浓的离乡背井意味。小时候在月台上经常看到的迎接、惜别，更是让我将火车与悲欢离合画上了等号。
火车才刚飞猛起来，却又立刻刹了速度。我像往日那样，观看着对面一长排的乘客。沿线上下的旅客就像人生舞台上的演员，展演着不同的人生短剧。然而，那天的感觉却像是看默片，一阵阵的惆怅。几位用扁担扛着箩筐的生意人在双连站上了车。人、货同车厢，在纵贯线的火车上是禁止的，淡水列车却还有着农业社会留下来的温馨。过几天火车停驶，这样的景象就看不到了。
出了双连，隔座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对窗外风景兴趣不大，却从手提塑料袋中取出一叠相片翻阅。画面上的景色十分抢眼，一瞥就能认出是桂林山水、长城、天安门……啊，是位刚从大陆探亲回来的老兵吧?神州之旅，是否慰藉了您四十年来的思乡之苦?那边是魂牵梦萦的故土，这边是安身立命的依托，两边都是家。家园去来，不知何处更贴心窝?
pic6 台北淡水列车1988
淡水线怀念之旅
一出关渡月台，火车立刻没入山洞，随即又从短暂的黑暗里脱身。淡水河从左方开阔地伸展，横跨其上的拱形关渡铁桥，是北淡列车沿途风光的鲜明地标。竹围站一过就是终点了，我端拿相机，调弄光圈、速度的手法，一时之间变得笨拙无比。从正方形观景窗所看到的一切，就像梦境般不真实。此时此景再也不能重现，我却无法按下澎湃的情绪，把行驶中的列车好好看个清楚。
来自全省各地的乘客，在车厢里晃了四十五分钟之后鱼贯下车，纷纷走向补票口，请售票员打上年月日的证明戳记，好把票根留下来做纪念。一旁还有纪念印章供乘客自行打印：“淡水线怀念之旅，自民国前十一年至‘民国’七十七年止。”除了这排字，印章还刻有此列车打关渡大桥旁驶过的风景图案。
我在随身携带的地址簿上打上印章，红色戳记正式宣告了淡水列车退出历史舞台。才出月台，我又买票进站，原车坐回台北。来时吊在车首的载货车厢此时成了车尾，是全车唯一没有座位的空间。唧唧吭吭，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车尾望着飞逝而退的车轨，仿佛望着一个时代渐行渐远……
pic7 台南南鲲鯓1976
唱《劝世歌》的盲妇
我将一组以肖像为主的单元取名“乡亲”，并写下：会用相机镜头去看一个人，已是用情了;会拍下一张照片，已是有亲了。对摄影家而言，被他拍下来的陌生人，在某个意义下，都成了乡亲。
这位在树下捧着月琴自弹自唱的盲妇，天生有副好嗓子，人们管她叫乞食婆，可在我看来，她比有些红透半边天的艺人还强，只可惜生不逢时，若是晚个五六十年，说不定会变成如今流行的选秀节目巨星。
那年头，乡下人口中有群乞丐帮，平时见不着人，可每当何处有庙会，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出现，仿佛有组织似的。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那些脏兮兮、缠着人不放的小孩，或是瘫坐在路边、不知是真是假的残疾人。庙方则是一见他们便立刻驱赶。
这位盲歌手却显得十分有尊严，经常会得到人们的掌声。我在不同的庙会见过她好几次，每回都忍不住驻足聆听，然后把身上的零钱全掏出来，轻轻放入翻转在地面上的斗笠中——里面的赏金总是只有一点点。
“我来念歌啰——呼恁听噫——不免却钱啊免着惊呀——劝恁做人着端正——虎死留皮啊人留名唉——讲甲当今啰的世间哩——鸟为食亡啊人为财死啊——想真做人搁着嗨嗨——死从何去生何来咿——”这首《劝世歌》台湾人耳熟能详，她却能唱得让人静下来抚心自问，是否仍记得老祖宗的教训?
pic8 台北淡水1988
一个时代的典型
老人只是一位小镇居民，却是我拍过的最优雅的人之一。他并不是要去赴约或办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从家里走出来，坐在淡水码头晒一会儿太阳。堤防边的人不少，多半都是能靠就靠、能撑就撑，身体不是歪的就是斜的，唯独他坐得端端正正，老远就吸引了我。
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虽然稀少，却理得服服帖帖。那件不知已穿了多少年的西装外套，袖口已开始翻毛，却洗得干干净净，烫得笔挺，保养得很好。白衬衫领口有些磨损，但整件衣服都浆过、烫过，每颗扣子都扣得规规矩矩。他并不是读书人，但因自重自爱，再加上生活习惯良好，举手投足间便自然流露出谦逊与涵养，就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
这样的人让我敬畏。我很想拍，却不敢贸然行动，也不愿用平时擅长的抓拍——在他全然不会察觉的情况下捕捉我所要的画面。我走过去，鞠个躬，仿佛他是老师，而我是正要交作业的学生，恭谨地征询是否可以让我拍张照片。
老人点头微笑，把稍微后仰的帽子往前调一点，虽只是个小动作，却展现了对我的尊重。就在这一瞬间，我按下快门，捕捉了他对陌生人的接纳，也捕捉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老一辈的台湾人，受的教育或许不多，干的也多半是劳力活儿，却能从生活中汲取智能，学习道理。那种发自内心的和善、信任与礼貌，让人觉得处处有情、处处亲。我不知这位老人的姓名，彼此也没有任何交谈，可这张照片让我永远记住了他。
pic9 台北中华路1976
乡愁不再狭隘
天蓝得出奇，能见度好得惊人。那年头台北空气污染严重，这种景象可是罕见。拍这张照片时风很大，我站在台北闹市区最高楼的阳台上，没有护栏，生怕被风吹落地。我的任务是拍中华商场，位置要高，身体要尽量站挺，同来的文字记者怕我被吹下去，蹲在地上死劲拉住我的衣服。如今，画面里的房屋，除了远处的圆山大饭店，其他的都被拆除、改建了。
自从高中毕业离开老家，台北便成了我的新故乡。有一度非常不喜欢这个城市，但为了工作又不得不栖身于此，总想着一旦经济能力允许，便要回归田园生活。事实上，我也曾在山间置过一栋房子，空气好、景观美。头三年，猴子、松鼠在后院跳来跳去，云雾一来，四处白茫茫的还真像仙境。再三年，居民愈来愈多，小动物不见了;每逢假日，邻居呼朋唤友、欢唱卡拉OK，吵得人受不了。此外，山上潮湿，房屋易于腐朽的窘态也渐渐明显。
我开始明白，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坏，环境不能掌握，心境却可以。顺着城市节奏，调好生活节拍，依然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后我又迁居数回，充分享受了每个小区的特色，深深感觉，人在哪里心在哪里，所站之处便是故乡。对我来说，乡愁已不再狭隘。
pic10 台中1992
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过了梨山一路下坡，抵达谷关便进入台中县境。车子开到一片荒郊野外，竟然出现一座小小的火葬场。环境简陋，没有休歇之处，丧家的老老少少都站在焚化炉的附近等着。小孩被抱在大人的怀里，倒是十分安适。
这样的氛围，依稀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自己当时也被人抱过来抱过去。厅堂里挤得满满的，所有人都趴在地上跪拜、磕头，哭声、碰撞声、嘈杂声不断。当时并不懂得死亡的意思，而是被周遭人的反应给吓坏了，平日亲切慈蔼的人也大哭大叫、面孔扭曲。几天之后，突然感觉家里少了一个人，原来祖父不见了!
祖母过世时我已成年，带着新婚太太回家，整个头七都是在佛经的唱颂声中度过。岁月不饶人，父母先后往生，我自己的小孩也已成年。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有的人修持一辈子，也不过就是希望能够坦然面对生离死别、爱恨情愁。要无病无痛地往生，得有多大的福分啊!
一切都会灭，到底什么会留下来?我相信，那应该就是生命的感动。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被什么感动，因而做了一些也能感动别人的好事。所有的这些感动形成一个个善的循环，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注：图文摘录自《正方形的乡愁》阮义忠[著]
（编辑：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