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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敌》像大导张罗的游戏场

2016-05-23 09:27:30来源:新京报    作者:波莉(剧评人)

   
由林兆华、韩清联合导演,北京人艺正在演出的《人民公敌》,开场伊始,饰演主角斯多克芒的胡军从幕后走出,观众鼓掌迭起,胡军却并未直接回应观众,而是向着声控室喊了句“音乐怎么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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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文化谭】


  饰演斯多克芒的胡军成了全剧始终在场的导演/演员,手拿台本,不断在角色内外跳进跳出,人艺版《人民公敌》整场演出看起来更像是导演张罗起来的一个游戏场,同时也让我们得以反思林兆华舞台上“陌生化”的特点和意义。这一不乏趣味的陌生化视角,并未能引导观众看出创作者当下排演《人民公敌》的意图。


  1 将演出处理成了一场排练


  由林兆华、韩清联合导演,北京人艺正在演出的《人民公敌》,开场伊始,饰演主角斯多克芒的胡军从幕后走出,观众鼓掌迭起,胡军却并未直接回应观众,而是向着声控室喊了句“音乐怎么停了?”随即音乐响起,大幕拉开,然而观众并未等到一出《人民公敌》的演出,而是看到了一场完整的《人民公敌》的排练。


  这样的演出不难让人联想起林兆华20年前所排演的布莱希特的《二次大战中的帅克》,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帅克”一剧中,导演也是在演出中融入了演员训练、排练的元素。更重要的,是面对布莱希特这位因在西方戏剧史上倡导“陌生化”而闻名的戏剧家的剧作时,林兆华更多源自中国传统戏曲美学原则的陌生化手法与其剧作形成了有趣的碰撞。


  不过此次面对易卜生的这出社会问题剧,林兆华是彻彻底底将演出处理成了一场排练。台上的演员手拿台本,不断在角色内外跳进跳出,以排练的名义对剧中一些细节进行有趣、有意的重复和强调,这让整场演出看起来更像是导演张罗起来的一个游戏场,同时也让我们得以反思林兆华舞台上“陌生化”的特点和意义。


  2 独立自由人格追求的角色楷模


  易卜生(逝世于1906年5月23日)写于1882年的这出社会问题剧讲述了挪威小城医生斯多克芒发现家乡温泉浴场的水被污染,准备登报公示,但当本来支持他的人发现整修或关闭浴场将直接影响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时,便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于是斯多克芒被迫成为了“人民公敌”。自新文化运动被译介至中国起,易卜生的名字就与“社会问题剧”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虽然演出次数远不及《玩偶之家》,《人民公敌》中的主角斯多克芒,却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中国各个时期对独立自由人格追求的角色楷模。


  萧乾曾这样形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人们在看到《人民公敌》时的感受:“当斯多克芒医生在剧终勇敢地说出:‘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中国青年感到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时期,这句话的力量远远超出孔子的《论语》。”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所引发的金钱与环保、与人文精神矛盾的突显,斯多克芒更成为了创作者表达对这一现状不满、坚守独立自由的悲情英雄形象,如2006年吴晓江导演的版本、2014年南京大学改编的《<人民公敌>事件》等。


  3 陌生化手法源自戏曲美学


  相比起来,此番人艺舞台上的排演,最为难得之处无疑在于创作者并未着力于斯多克芒的孤独与悲情,而是有效挖掘出了原作中的喜剧元素,赋予了观众对剧情演进一种“陌生化”的观察视角。饰演斯多克芒的胡军成了全剧始终在场的导演/演员,利用排练过程中可随时停止、重来的自由度,时而跳进斯多克芒的角色与演员/角色对词,时而纠正其他演员的表演、节奏,赋予了演出过程以独特的趣味。


  然而这一不乏趣味的陌生化视角,却并未能引导观众看出创作者当下排演《人民公敌》的意图。作为中国话剧的探索者,林兆华在执导、表演层面的实验无疑远胜于其对文本的开掘,他在表演上的追求往往让人想起他所说的提线木偶:“演员的表演状态既是木偶,又是提线者……演员与角色时而交替、时而并存、时而自己都讲不清此时此刻我到底是角色还是我自己……这种中性的状态能使演员获得心理的、形体的、声音的解放。”此番《人民公敌》的舞台上,可谓是一次较为彻底的解放,而胡军更成为了这木偶与提线者实践的范本。


  然而也许正因为林兆华对“陌生化”手法的汲取更多源自中国戏曲美学原则,由此也先天性地将戏曲中情趣胜于理智的特征带到了话剧场。虽然全剧不乏带有导演意图的舞台意象,如当斯多克芒问:“我背后站着的是什么,是多数派”时,他转身背向观众,试图将观众纳入剧中;或是彼得被要求大声重复“公众用不着新思想,公众只要有了大家公认的旧思想,日子就可以过得挺不错的”;又或是第四幕“市民大会”一场观众席亮起的灯等。但即使这样,全剧对于原作简化的处理依然明显,如对斯多克芒等人物性格的简化,对易卜生笔下家庭因素作为人物动机处理的简化等。


  4 如何与当下观众有效对话


  整场演出中,胡军作为“导演”在场时,强调最多的无疑是“态度”二字,然而这种强调,让人看到的更多是创作者对中国当下舞台表演的不满,而不是对这种态度背后人物行动动机的挖掘。而这种对于“动机”思考的不具体、不完整,在“市民大会”一场被直接放大,即使观众席亮起了灯,舞台后侧出现了大批群众,这种图解式的排演,依旧无法将观众有效地纳入到这场漫长的讨论之中。


  在易卜生的剧作中,《人民公敌》也是少有的不依靠人物“过去的秘密”推动当下剧情发展的作品,剧中的一切都是向前推进、滚动式的发展。然而易卜生想讲透的道理,不一定对于今天的观众全部有效。德国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在排演该剧的同一段落时,曾直接让现场观众加入到讨论中,通过与斯多克芒演讲细节的对话,观众逐渐摆脱了对斯多克芒简单的同情,逐渐形成质疑或异见,进而形成自己的思考。


  今天的中国观众身处一个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飞速涌来、又飞快更新的社会里,对事物判断力的丧失、对现实变得麻木也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走向,如何让《人民公敌》这样对大众有着鲜明批判力度的作品,与今天的观众进行更加有效的对话,这将成为舞台创作者们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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