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延信
摘要：昆曲具有依赖民俗传播的深厚基础，在内容和形式上均适于在民俗场合表演。民俗的观念和组织形式有利于昆曲的传播，民俗的文化价值值得昆曲关注和利用，昆曲应当基于民俗文化进行定位并扩大传播空间。
关键词：昆曲；传播；民俗
昆曲是在南戏和北曲杂剧的基础上形成的剧种。因此，它继承了南戏和北杂剧传播的基本特点。南戏始于村坊小曲，顺口可歌；北杂剧源于民间百戏和说唱。二者均有深厚的民间传播传统。如果说南戏在最初还以较长的时间流播于民间的话，那么北杂剧一经形成便很快进入文人圈子，文人渗透得较深。因此，南戏与民间的关系比北曲杂剧还要密切。但这两者最后殊途同归，汇合于昆曲，经过魏良辅等人改革后从风格上分流，一方面在民间作为“草昆”流行，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另一方面进入文人士大夫圈子，被高度雅化，形成新的习尚，在社会高层流行。
昆曲形成后虽然在雅、俗两条道路上传播，但均未脱离民俗轨道。二者的区别是，昆曲在雅化的道路上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民俗的新的习尚，如文人士大夫宴会侑酒助兴。这些习尚是文人士大夫有闲阶层的权力和地位所致。但即使在文人士大夫阶层表演，传统风俗的制约也相当明显，也就是说，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并没有拒绝传统民俗，相反，传统民俗活动成为他们的习好，他们欣赏昆曲在更多情形下还是借助了传统民俗活动的闲暇和人气。而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没有多少闲情逸致和多余的财力观赏昆曲，更需要依赖传统民俗的力量为他们提供欣赏昆曲的机会。从这些情形来看，昆曲依靠民俗传播已经形成深厚的传统。那么为何昆曲要依靠民俗进行传播呢?
民俗不是空洞的，它是在一定观念支配下由各种民俗事象组合而成的活动体。笔者曾在《昆曲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把民俗划分为四大系统：“第一个是节日时令系统，这个系统是以节气和民间传说为基础形成的风俗习惯，贯穿在一年四季当中，调节着民众的生活节奏，如春节、元宵、端午、七夕、中元、中秋等；第二个是神灵信仰系统，这个系统是以神灵信仰为基础，伴随着百姓的生活，如佛、道神灵祭祀，各类俗神祭祀以及春祈秋报赛事；第三个是人生礼仪系统，伴随着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节奏，如满月、婚事、寿诞、丧葬等；第四个是社会风尚系统，这个系统有别于民俗，但因在一定时期形成了一定的风气而被作为一种习惯保持在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人群当中，它是以城市经济发展和特定的社会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如宴集之风、蓄优之风、品妓之风等。”在这四大系统中，每一种系统都是在一定观念支配下的人的行动。这些行动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人们心理的调节。通过这种调节，使人的生命畅快起来，给人的生活赋予了一定的意义。在昆曲产生之前，这些民俗都存在。与昆曲产生之后有所不同的是，昆曲在其活动的地域和人群中代替了先前的乐舞和声腔剧种。因此，昆曲依靠民俗演出并非昆曲自身的创造，而是人们因时而变，对传统乐舞与声腔剧种的舍弃和对昆曲的接纳。由此可以看出，昆曲在特定时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那么，昆曲靠什么样的竞争力战胜了其他乐舞和声腔剧种呢?
昆曲的雅、俗主要集中于其表现形式，昆曲剧目描述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细琐之事、凡俗之情。这种情形满足了各阶层人的基本需要。与传统乐舞和声腔剧种相比，昆曲对于人间的细琐之事、凡俗之情表现得更加细致入微，其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才会被不同阶层的人所接纳。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记载：“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燕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筝、、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只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今则吴人益以洞箫及月琴，声调屡变，益为凄惋，听者殆欲堕泪矣。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昆山，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这段记载是昆曲战胜其他乐舞和声腔的最佳注脚，也说明了昆曲打动人心的深层原因。
昆曲不仅在形式上“清柔而婉折”，令人“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而且其丰富的剧目使其在内容上也可与民俗紧密相连。譬如，昆曲在喜庆场合用于开场和结尾的特定剧目迎合了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在不同的民俗场合，昆曲都能拿出与该民俗内容相适应的剧目，以使昆曲在内容上与相应的民俗血肉相连。所以，昆曲也构成了民俗演绎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昆曲不仅以艺术身份在民俗的轨道上运行，而且楔人民俗，成为民俗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民俗自身的时间性、观念性和强制性，所以民俗可以借助一定的事象预先暗示着民众，使民众在某种民俗活动到来之前就怀有一种心理期待。对于农耕时代的百姓而言，他们平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惯常性的生产和乏味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期待着生活节奏的变化。节日是定期进行的民俗形式，在中国古代，每个月都有相应的民俗活动。过完一个节日，相隔不久便会有另一个节日在等待。因此，这种情形就为人们的期盼带来希望。除了节日以外，神灵信仰、人生礼仪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着。这两种民俗形式与定期进行的节日时令交错进行，成为调节百姓生活节奏的一种有效方式。此外，一时形成的社会风尚也会对民俗活动推波助澜，形成了色彩绚丽的民俗景象。“人们在民俗活动中的心理取向是吉祥欢乐，是要在特定的情境下使自己的精神变得轻松起来、愉快起来，使自己的生活态度变得乐观起来。即使是在非常严肃甚或悲痛（如丧葬）的民俗活动中，人们也未忘记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得愉快的感受，使自己的精神找到获得平衡的形式依托。因此，中国的民俗活动又体现出乐观向上的特点。认识到这一点，方能充分理解民俗对于艺术的需要。”“民俗的休闲气氛和中国人民俗活动乐观向上的特点让为生活而忙碌的人们愿意在民俗活动中轻松起来、快乐起来。为了获得这种轻松和快乐，人们想了各种办法。其中观看戏曲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民俗演戏也由此成为一种习俗。因此，在民俗活动开展之前的一段时间，由活动本身的即将举行所暗示给人们的是一种心理期待。这种期待的持续让人们关注着各种演出信息，并为民俗演剧活动做着各种准备（如请戏、搭台）。这个过程就是昆曲深入人心的过程，也是昆曲艺术信息得以传播的过程。[NextPage]
民众参与民俗活动除了民俗观念的制约外，还有一种娱乐愿望。戏曲热闹的情景、变化多样的表演、动人的情节满足了民众在民俗活动中获得娱乐的基本愿望。昆曲形成并在特定地域和人群中流行起来后，便替代其他乐舞和声腔剧种进入人们的期待视野，从而成为人们在民俗活动中期盼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昆曲传播的动力。如果说这种动力还停留在心理层面，那么民俗的组织功能则为这种动力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民俗的组织是自觉的，也是自发的。它不需要行政手段的直接介入，更多情况下，行政手段也会协助民众做好民俗活动。这种情形是民俗观念支配下所显示出来的民俗的强制性所致。这种强制性使民间用于民俗活动的组织得以大量存在。在中国古代，民间都有神头、社首、会头等重要职务，这些职务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集中用于组织民俗活动的重要职务。民俗的组织作用首先体现在民俗的资金保障上。在古代农村，许多地方都有专供特定民俗活动的田产，这些田产所得的收入往往集中用于对春祈秋报、各种神灵的诞辰纪念等大型民俗活动的支持上。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捐助大型公益民俗活动的风尚，许多富人慷慨解囊，对民俗活动支持力度较大。为了表彰这些捐助者，民间组织往往会刻碑公示，让这些捐助者流芳百世。此外，在一些个体化民俗活动中（如人生礼仪），则有来自亲朋好友的捐助或其他例行性礼节支持。这就从资金上为民俗活动中的昆曲演出提供了基本保障。在这种资金支持下，各类民俗组织便会及时有效地组织昆曲演出。
在封建社会，民俗是把人们聚集起来的最为强大的动力。因此，民俗也就为艺术准备了观众。昆曲不仅借助民俗的聚众能力集结了人群、聚集了观众，而且还借助观念支持着戏曲演出。在民间寺庙当中，但凡成规模的寺庙都有戏台，这种情形遍布大江南北。这种现象表明，民俗已用建筑规制把戏曲“强行”纳入自己的活动规程当中。戏曲作为向神灵献礼的一种固定形式在民俗活动中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权利和地位。这种情形倒使民俗活动中戏曲演出的缺失成为一种非正常现象。
在民俗活动的强烈需求下，昆曲戏班也配合民俗，及时把昆曲艺术送往民俗活动场所。与民俗相适应，昆曲戏班也养成了特定的销售习俗。如昆班往往都有坐班、戏值码、承事、外写、掌班等职位。这类职位的人员主要用在各种民俗场合联系“台口”、签订演出协议、确定剧目、安排演出生活事务。为了适应民俗特点，“昆曲艺术把舞台表演和堂会表演相结合，把化妆表演和清唱相结合，把全本大戏和折子戏相结合，把专业表演和业余曲唱相结合，这灵活机动的表演形式，都与民俗的制约相关联，都满足了相应民俗场合的特殊需要。”
中国民俗是以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史为依托的。当现代文明进入中国之后，旧有的民俗逐步淡化，昆曲艺术也逐步失去对于民俗这种强大传播载体的依托，进入惨淡经营的状态。“但社会的变化是复杂的。当现代文明在中国大陆逐步成熟起来（不再以西方文明作为引导中国现代文明进步的唯一准则，而是以文化的多元性为准则，呈现中华文明的健康风尚），当传统文明被人们重新审视的时候（不再把传统文明一概视为糟粕，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树立民族个性、丰富世界文化），新的民俗文化则会逐步兴起。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逐步趋于多元化。新型的节日庆典、人生礼仪和聚会习俗将会逐步形成。”这种转机为昆曲借助民俗进行传播提供了良好机遇。
传统民俗观念根深蒂固，在新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譬如“情人节”是西方的节日，但中国近多年也把“七夕”作为中国的情人节来过。这都是在传统思想复苏的情况下参照西方节日概念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新的应用。因此，我们不能忽略传统民俗的保护。对于昆曲来说，保护好传统民俗就意味着保护了昆曲的生态。有了这种生态，昆曲就有生存空间。十多年来，苏州虎丘曲会年年坚持，吸引了大量演员和曲友，这就是继承中秋曲会传统为昆曲寻找传播空间的有效做法。
近年来，有不少昆曲院团意识到民俗文化的特殊力量，自觉地利用民俗开拓传播空间。2008年年初，“上海昆剧团率先推出了‘传统·中国’民俗节庆系列演出计划，从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起，陆续推出元宵、三月三女儿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与传统节日相呼应的主题演出，以体现对民族、民俗、民间的‘三民文化’的弘扬和保护，实现艺术与民俗的完美结合。”这种做法在强化传统民俗观念的基础上为昆曲搭起了舞台。据《新民晚报》报道，在2008年的上巳佳节，上海昆剧团举行“丽人上巳曲会”演出，“‘杜丽娘’与一批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同时出现在兰心大戏院的前厅里，‘丽人上巳曲会’尚未开演，观众的情绪就已被调动起来……演出开始前，剧场的前厅举办了主题文化活动，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两椅’搬到了前厅，‘杜丽娘’置身于观众中，在笛子的伴奏下轻声细气地开唱。引人注目的是，一批热心推广中国传统服装的年轻人也身着汉服，随着笛声从前厅两边的楼梯上缓缓而下，并在前厅展示了中国传统礼仪。昨晚上演的是《白蛇传·游湖》《孽海记·下山》《蝴蝶梦·说亲》《牡丹亭·惊梦》等一组经典昆剧折子戏，演出前在前厅展示汉服的20多位年轻人在演出开场后盛装进入观众席，成为剧场里的一道风景。”“上巳节”俗称三月三，是春秋时期就已流行的举行“祓除畔浴”活动的重要节日。但在当今中国，这个节日已被人们忘却。上昆借助演出唤起了人们对于“上巳节”的记忆，又为自己开拓出一片演出空间。这是将昆曲传播与对传统民俗的尊重有机结合的方式。 [NextPage]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尝试把民俗中的昆曲演出形式加以变化引入餐饮业中。如“苏州一家名叫吴地人家的酒店，将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昆曲搬上了餐桌，为了营造雅致的环境，从餐厅前的庭院、餐厅后的花园再到餐厅内部都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和调整。走进餐厅，首先看到的是一幅仿古的绢制线描画屏风，两侧的牡丹银箔画在同样的含蓄里透露着富贵。昆剧《牡丹亭》里的经典唱词洋洋洒洒地写满墙面，也让昆宴的主题呼之欲出。这样的奇思妙想真的让我们心中对昆曲又心生了些许好奇，同时也让人不禁感叹昆宴所有的旖旎色彩。”2009年6月，笔者实地考察了这家位于苏州李公堤餐饮区的饭店，发现这里是一派苏式打扮，从建筑的外观形式到内部的装修，都突出了吴地风格，并将昆曲的各要素点缀其中。饭店的大门由上下两层构成，上层把清代江南亭子和戏台建筑有机结合，匾署“深宅大院”；下层是正常的出人口，匾署“吴地人家大酒店”。进入大门，与昆曲相关的装饰与陈设让人耳目一新，如昆曲的乐器、脸谱、泥人、戏画都令人沉浸在昆曲氛围当中。饭店的包间均以昆曲的著名剧目名称命名，就连卫生间的男女标法都以包公、秦香莲标记。其中以《牡丹亭》命名的包间最大，包间悬挂着昆曲的推动者白先勇和吴地企业总裁段海飞先生的合影，表示饭店投资人对于昆曲的趣味。2009年，南京新开发的熙南里游览区也有一家名为“廿一”的饭店，店中大院赫然矗立着一座清代风格的舞台。在这座舞台上，每晚都有昆曲演出，主要服务于在饭店用餐的顾客。令人惊叹的是，这座舞台引进了多媒体和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把当代著名画家高马得的昆曲画做成动画作为布景，并借助多个摄像头在每个包间直播舞台上的表演，让未进完餐的顾客在包间也能从屏幕上看到包间外的演出。这家饭店与江苏省昆剧院签订了长期合作的协议，以昆曲为招牌，打造特色餐饮。江苏省昆剧院也利用餐饮业为自身的艺术产品开拓了传播空间。
苏州吴地人家和南京廿一两家饭店的做法都是在新的时代继承了昆曲曾经具有的在宴饮场合表演的传统，注意吸收与节日、生日等与传统民俗相关的聚餐，打造一种全新的餐饮时尚。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现代餐饮业借助民俗传统传播昆曲、促进餐饮兴旺的可取做法。
民俗是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形式。民俗又表现出强烈的平民精神和大众化状态。因此，昆曲艺术要求得生存空间，依然难以脱离民俗去思考。昆曲艺术要顺应这种规律，充分发现民俗新动向、深入挖掘民俗潜力、创造性地利用民俗资源开拓传播空间，并使自己变得贴近民众、雅俗共赏，而不应仅仅停留于“高雅”状态，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当中。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