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新

　　最近几天晚上，开始习惯听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个节目——单口相声《君臣斗智》，改编自刘宝瑞的《君臣斗》。讲的是乾隆、刘墉、和珅的故事。表演者是刘宝瑞的亲传弟子殷文硕，语气乃至声音都酷似刘宝瑞，甚至小小结巴都模仿得很像，特逗。我之所以坚持听，是因为它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

　　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是我10岁时在电视里看过的。那时候虽然当笑话听，听了就哈哈一笑，不会当真，但因为那时候还小，没有什么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所以倒是留下了一个坚定的认识——刘墉是聪明的好官，和珅是只有小聪明的贪官，乾隆整个儿一个大昏蛋。这是孩童的想法，也是民间百姓的看法，虽然幼稚简单，其实也基本不错。

　　相声的创作者和讲述者代表了百姓的看法，也就把百姓的褒贬臧否放在了相声里。在这个作品里，和珅的如意算盘几乎每次都被刘墉挫败，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乾隆也每每被刘墉灭了君威，心里憋屈却还不敢说什么，往往震怒之下却迁怒于和珅。

　　我小时候看的电视版本里，下面是有听众的，大多是些老年人，我现在还记得，当他们听到刘墉获胜和珅傻眼乾隆哑火时，都会由衷地微笑，甚至拍手叫好，心里可能还在想：任你和珅奸似鬼，还是吃了刘墉洗脚水！

　　这微笑里包含了好多层意思。一是对奸佞小人的唾弃。对和珅的唾弃本来应该是正气凛凛的，但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往往是小人得志、奸邪获胜，平民百姓的正义控诉显得那样无力，所以才诉诸单口相声——笑话儿这样的载体，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让现实中强大的权势人物在笑话儿里变成小丑。

　　二是对刘墉这样的智者的赞美。对刘墉的赞美也带着很多附加的东西。刘墉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士人，但也是一个满肚子嘎古主意的主儿；他是一个正直廉洁的清官，但他绝不迂腐，很会跟和珅和乾隆周旋，一副陪着他们玩玩儿也不错的姿态。

　　另外，他不是高大全，而是一个“罗锅儿”，这点也经常被另两位取笑。所以，听者对他的赞美里包含了百姓对人情练达和洞明世事的认可，这种认可暗含着一种无奈：在中国文化里，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智者，才能迂回地实现正义。

　　三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嘲笑。大家都知道，乾隆是个功过参半的皇帝，那些功劳放在一边，真实的乾隆是一个大兴文字狱、杀人不眨眼的铁腕人物。可是在相声里，乾隆就像没长脑子的愚母一样，听了几句和珅的马屁就找不着北了，只偏袒这个老儿子。

　　对刘墉，却能刁难时且刁难，明明知道刘墉的意见对，可就是揣着明白使糊涂，要不就是还想治刘墉一把，但到头来还是钻进了刘墉设的套儿里，碍于君王脸面，有苦说不出。说相声的人敢把皇帝拉下马，听相声的人欣赏着落马的姿势，大家一齐用笑话儿的形式，让统治者的丑恶暴露出来，让位高权重突然一文不值，让九五之尊轰然倒地。在相声这个场里，大家享受着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脱冕的快意。在这个意义上，相声成了中国人狂欢精神的出口。

　　西方人的狂欢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场合是狂欢节。狂欢节上，平日里高贵的被脱去冠冕，变成被愚弄的对象；低贱的被允许披上高贵的外衣。西方文化里的狂欢精神，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酒神节和木神节。在中世纪的欧洲，异教的精灵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政治与宗教的高压而消逝，不但被保留下来，反而借基督教的身体还魂。

　　在漫长的40天斋戒期之前，肆意的吃喝玩乐是对身体的提前犒赏，也是在对神尽职尽责之前，对人自身需求的肯定。这两者是矛盾的，所以就连狂欢节的另一个名字都值得玩味——“谢肉节”，嘴上说着辞谢，行动上还继续吃喝着。但对人需求的肯定逐渐越来越被重视，有了这种肯定，就有对人自身的尊重，就会对“绝对价值”——神产生更多的反思，于是，逐渐衍生出对神所代表的权威的嘲弄和对权力的否定。

　　西方的狂欢精神建立在对人价值的肯定上，对另一端——神所代表的权威和权势的否定就更彻底一些，而取消了对权威正义与否的判断。在狂欢节的场域里，相对于神，众生平等。对神的脱冕也是堂而皇之的，狂欢节就是在广场上集体进行的。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则更推崇“二三子”的悠游之乐甚至得到半日闲的“独乐”，或者是老百姓的“偷着乐”，集体的“众乐”场合还真不多，相声算是一个。

　　在相声这个场里，那些权势人物或因作奸犯科、或因包庇小人而被取笑，是有违正义的，比如和珅和乾隆；刘墉虽然也是一届中堂，也是权势人物，但是被赞赏的。这和西方的狂欢节中，权威一律被脱冕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讽刺是针对非正义的一方，要完成世俗世界中价值判断的任务；而西方的狂欢精神本来就来源于对神（终极价值）的反思和否定，终极价值既已消解，世俗世界的道德判断何足道哉，所以表现为取消掉各种等级的狂欢。

　　中国人更适应生活在某个等级上，对上如何，对下如何，把这两者安排得当才心安理得，高蹈轻扬的姿态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即使在听相声享受讥讽的快乐时，也不能全然手舞足蹈起来，等级的阴魂仍然在场。你看，刘墉虽然让乾隆吃了亏，可是乾隆也借用皇帝的身份找补了不少，听众觉得这也是应该的，毕竟他是皇上嘛。

　　再有，相声里永远嬉笑的是前朝君王，怒骂的是前代奸臣，哪儿有拿当今权贵开刀的。为什么，因为能做到的也只是敢把前代皇帝拉下马，而不敢舍得一身剐，权势的压力毕竟太大太强了。

　　相声非常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市民文化：它具备了批判精神，用讽刺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批判，但它又不够彻底；既能满足消费人群苦中求乐的要求，让中国老百姓在苦海中寻得一些慰藉，但也仅此而已。

　　它具有这些天然缺陷，再联想到当下对不合理的挑战声音很多时候来自于相声、而应该说话的智识阶层却很多时候对不合理现象视而不见这一现状，觉得仅仅由它来承担对现实的批判实在不妥当，这样只会让批判轻飘飘，甚至某些批判触及了重要问题，但往往被戴上反智主义的帽子而被人轻视。

　　现在能让观众笑的、让人愿意掏钱进剧场听的相声其实确实具备了狂欢精神，也真是好作品，但它毕竟是从传统的市民文化中来的，无法承担启蒙的任务，它的批判也是无力的。对不合理和不公正还需要剖析，剖析下的批判才有力度，而这应是智识阶层来完成的。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