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华

    “戏歌”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唱戏”，而是把“戏”唱得像“歌”。
　　
    “戏歌”在各种晚会、各类演出中，风光日显，身份渐增，不但歌星、歌手客串演试，许多戏曲演员也纷纷易弦更辙。
　
    而纯粹的戏剧节目却日渐衰落，不但晚会上身影日稀，连串乡走镇的演出也与日俱减。虽然剧种间各有差异，但总趋势已是颓势难挡。
　　
    面对这一冷一热的局面，不乏议论、嗟叹、惋惜、呼号。力主抢救扶持，是议论的主流。而认为文化的生存之道在于市场，在于自然法则，该消则消，当灭则灭的也不乏其人。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戏剧艺术的演员，对戏剧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视之为生命，可以说与之荣辱兴衰与共。我期盼着有朝一日，戏剧事业能重现昨日辉煌，再展往昔风采。但愿望归愿望，主观上的良好意愿不可能替代严酷的现实。因此，必须冷静、客观地审时度势，寻找戏剧的新出路、新生机。
　　
    作为一名基层的普通演员，我不可能站在制高点上审视戏剧的整体走向和出路。但是，凭着个人的演艺经历，仍然可以从微观上做一些思考和探索。
　　
    传统的戏剧艺术，是我们民族的瑰宝，是民族文化的精粹。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现代艺术观、接受观、审美意识、社会以及人们心理节奏、欣赏需求的变化与变革，传统戏剧在形式、内容等诸多方面已显出明显的不适应。同时，近现代以来，多种艺术形式的出现不但对戏剧带来巨大冲击，而且新生艺术形式对现实社会的适应性又使传统戏剧显得不合时宜。

    因此，观众逐渐流失，使戏剧艺术赖以生存的基础受到动摇，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导致戏剧遭遇今天的被动与尴尬。这是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社会的和戏剧本身的。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找到新的出路与生机，必须从这两方面思考。 
　　
    所谓社会因素，如果认真分析，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在我们有限的认知范围内，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社会需求和戏剧艺术的适应性的问题。从戏剧本身说，实际也是同一问题，就是戏剧本身如何正确认识现实社会和艺术发展趋势。不要抱残守缺，墨守成规，而应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增强自身的适应性，也就是增强自身的生命力。

    戏剧的昨日辉煌已不可能再现，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艺术和所有事物的客观规律。但也不是没有可为。终究，除年龄层偏大的观众外，新的一代尚有一些观众，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扩大这个观众群，同时对未来的观众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命题，不是我所能、所敢妄加设想的。我只是从“戏歌”现象中找到一点思路。
　　
    “戏歌”固然和“歌”有关，但却是由“戏”演变引发而来，其基础仍离不开“戏”，她终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歌”。因此，如果说“戏歌”有很大的艺术魅力，有广阔的市场，有较好的前景，那么，“戏歌”是由两个艺术元素构成，离开“戏”，“戏歌”不成其为“戏歌”。

    这就证明，戏剧艺术仍然是根深蒂固，底蕴深厚，且可以和其他艺术形式融合、吸引、借鉴、互补，在这一过程中，不是戏剧的消失、蜕变，而是艺术形式之间的互养。歌不能消灭戏，戏不能替代歌，作为一个新的、不独立的艺术形式，她存在的基础是戏剧，存在的前提是戏剧，因为，没有戏，“戏歌”这种艺术形式便不可能产生。

    “戏歌”的产生不是简单的戏＋歌，而是以戏为核、为魂，歌为表、为形。既然社会、观众、时代需要“戏歌”，就证明戏曲还有新的市场、新的发展领域，我们也可以称其为第二市场。这就给我们戏剧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戏剧界应善于思考，善于发现，善于适应形势和时代。戏歌也许不能成为戏剧的主流，但可以成为戏剧改革的借鉴和养份。

    越剧、黄梅戏的情况比之秦腔、晋剧等北方剧种就要好得多，不但在本土，就是在北方也有一定的市场，而我们北方的剧种，除京剧外，几乎难以深入到南方。而越剧、黄梅戏恰恰是在旋律、艺术形式上更接近于“歌”。这点，应该说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戏歌”给戏剧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戏剧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生机。戏剧节目不论在行腔、程式、音乐，还是在创作理念上，都应更多地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的长处，充实、完善、丰富自己。使自己有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由于社会和艺术形式、接受方式的多元化，任何艺术种类都不可能绝对地独立生存、独立发展、独占市场。但是，通过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却可以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使濒于衰微的艺术种类焕发青春。与时共进、改革发展是各种艺术的生存之道，更是戏剧的生命之本。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