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式昭

    最早接触豫剧《程婴救孤》，是在剧本论证阶段，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当时，我就发了一通感慨：河南省豫剧二团编创《程婴救孤》，是冒着“保守”、“僵化”的无形压力，在艰辛搏斗中突围。

　　何以言之？创作其时也，正是文艺界引进了时髦的西方后现代文艺思潮“解构主义”，并风行之际。在新潮文艺家的圈子里，以及猛追时尚的媒体之中，言必称“解构”，文不离“颠覆”，蔚为风尚，宏大的理论连同硕大的帽子满天飞。不说“解构”，便是落伍；不搞“颠覆”，便是低能。于是，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文学界倏地冒出了一批“解构”之作。试举几例：与京剧同名的中篇小说《沙家浜》，地下党交通员阿庆嫂变成了荡妇，成为土匪头子胡传魁的姘头，他们苟且之际，阿庆则在楼下望风；这位地下党员还和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关系暧昧，也有一腿。一本名为《为人民服务》的中篇小说，则写一位50多岁的师长娶了个30多岁的夫人，师长出差期间，女人耐不住性饥渴，勾引28岁的服务员与之淫乱，口号便是“为人民服务”。《光明日报》记者在北京某音像连锁店发现名为《金瓶梅前传》的光盘，讲述的是：“暴发户”武大郎对小保姆潘金莲一见钟情，使潘金莲和小学徒西门庆两小无猜的爱情遭到破坏……在《Q版语文》中，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偷书为的是“资源共享”；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圣诞夜在严寒中冻死的小女孩，成了促销女郎；朱自清美文《荷塘月色》里，竟然有MM在洗澡，如此等等。

　　而在首都戏剧舞台，出现了“赵氏孤儿”题材的两部新潮话剧。其内容之“新”，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孤儿长大之后，面对为保他的存活而牺牲的种种，他的反应竟然是：那是他们的事情，与我无关！

　　其实，有关“解构主义”在我国的引进，内中存在着诸多误解和走样。

　　解构主义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继结构主义之后兴起的理论主张，其规范对象在于文本诠释亦即文学批评，针对早先受实证论影响而注重务实的思维方式，转向一种相对的思维方式。上世纪60年代（1966年10月），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一次研讨结构主义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最先提出解构主义的主张，向结构主义发难，引起极大轰动。其后，追随者和研究者集中于耶鲁大学，并渐渐形成耶鲁学派。但在90年代己逐步衰微。

　　解构主义反对终极真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张多元文化解读。“逻各斯（logos）”是希腊文，对应的中文概念为“道”，是一种先于宇宙而存在的理念，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其导引下产生的世界万物，属于第二层次；而用文字表达出来，则属于第三层次，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所谓“逻各斯”，即可理解为：1.与神同在，与神同体，创造之前即为神有，创造之时从上帝自身的存在中流溢而出。2.作为上帝之言，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工具。3.是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并发展成“道成基督”论，即：神秘的逻各斯通过“肉身”——基督，显现于人间。基督即是逻各斯。是为逻各斯救赎论。4.内在于心灵为“思”，外在于器官为“言”，人堕落以后，凭逻各斯的中介可以改邪归正，重新达成与上帝的统一。是为逻各斯的理性论（参看《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马凌文：《诠释、过度诠释和逻各斯》）。这一堆繁杂的解释，似乎可以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宗教信仰中的“上帝、基督”勾连起来。这就是说，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反对以上帝为代表的绝对权威，反对上帝为终极真理，反对以此为唯一准绳诠释一切既有文献文本，其解构、颠覆，理所当然地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然而，否定终极真理，否认一切权威，遵从多元文化和各自为是的解读，却使文学研究陷入了没有积淀、没有定论、没有标准的混乱之中。否定你的前人，你自己不久又变成了下一个解读所否定的对象。因而，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文论，实际上造成了认知的无政府状态。其逐渐衰落印证了文化无政府状态的必然命运。有的美国学者就曾尖锐批评解构主义“强奸”了文学作品，批评解构主义黑白不分，毫无道德准则的阐释。

　　照我看，文艺界某些新潮文化人的悲哀正在于：从来没搞清也不想搞清解构主义的基本内涵和主旨，也不问其已逐渐衰落的走向和严酷现实，只记住了翻译过来的两个词：“解构”和“颠覆”，便在颠覆美丑、是非、善恶、正义、美德等等方面，大做其“翻案”文章来，而且口气很大，既吓人且唬人。

　　《程婴救孤》的可贵在于它不盲目跟风，不追赴时髦，不去搞花花架子，而且，有勇气不理睬解构之风，不听任其摆布！

　　说到《程婴救孤》的“坚守”，是坚守精神家园。即：坚守民族传统美德，坚守几千年来民众遵奉的主流价值观或价值体系。

　　有一篇赞扬话剧《赵氏孤儿》的文章强调该剧“继承了‘五四’启蒙精神，对传统的‘忠义’观念进行了颠覆。”“消解了原作中正义与邪恶、是与非、善与恶的界限”。其价值在于：从现代意义的层面上看，这部作品的立意是“以个体生命为本体，站在个体生命的价值立场上”，告诉人们：“程婴为救孤儿杀死自己的亲子，从人性角度来讲是残忍的，是一种悲剧。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通约、相互取代的生命个体，他的孩子，包括韩厥、公孙杵臼等人，在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上，与赵氏孤儿是相等的。”妙得很！既然原作中的“正义与邪恶”、“是与非”、“美与丑”的界限，被作者高手“消解”了、“颠覆”了，围绕救赵氏孤儿的种种，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毫无价值的杀人和被杀的游戏。而程婴舍弃的幼子，以及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生命付出，便统统沦落为毫无价值的自作多情！——请看，釜底抽薪法如何变戏法似地化是为非，化美为丑，化善为恶！为正义、为救全国幼儿而献出亲子的程婴，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屠杀亲生儿子的刽子手！真个是天理何存？人间正道何在？悲乎，哀哉！

　　所谓“个体为本”，当然是就每一个“个体”而言。然而，这里面就有“个体与个体”和“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前者，设若每个“个体”都“至上”，谁还管他人！相互关怀、相互扶助、相互救援便根本无从谈起，且别说为其他“个体”作出牺牲，其结果只能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人间！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只能是以群体出现，不可能是某个“个体”。人，只能是社会的人，只能是以他人的奉献以至牺牲作为前提。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时，都江堰市光亚学校出了个“范跑跑”。身为人师，感觉到地震，高喊一声“地震了！”便扔下全班幼小的学生，夺路狂奔，事后还宣称：“在这种生死抉择的关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我也不会管的！”还肆意嘲讽舍己救人的行为：“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人们对此作何评价？媒体说：“这种‘连老妈也不救’的毫不掩饰、毫不符合一般人性的表态，粗暴地践踏了公认的‘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结论是：“‘可怜的懦夫’升级了，成为‘无耻的懦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喜地看到，豫剧《程婴救孤》于艰难中坚持了人间正义，维护了民族美德，守卫了精神家园。

　　敬礼，可尊敬的《程婴救孤》剧组!敬礼，可尊敬的郑州豫剧人!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