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柴爱新

　　“文革”期间，“样板戏”曾垄断全中国的舞台，使只能听“样板戏”长大的一代对它怀有特殊的感情;而对一些在那段岁月遭受迫害的人们，它则是不堪回首的噩梦

　　2008年2月，教育部宣布“京剧进中小学课堂”，因其所选曲目中“样板戏”所占比例过半，引起极大争议。( 详见本刊总225期报道《当京剧进入中小学课程》、总232期报道《谁让“样板戏”进入中小学课堂》)

　　“样板戏”，这个产生于上世纪极左政治思潮下的文艺畸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它既集中了当年的文艺精英们的探索，又在在彰显极左文艺思潮的病态审美。“文革”期间，它曾垄断全中国的舞台，使只能听“样板戏”长大的一代对它怀有特殊的感情;而对于在那段岁月遭受迫害的人们，它则是不堪回首的噩梦。

　　1962年，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肇始，毛泽东批评当时的戏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提出“东风要占优势”。很快，中国的文艺界刮起了现代戏风。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历时近两个月，来自全国的5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大小戏35台，可谓空前绝后。

　　1967年5月，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山东的《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共八个革命题材的现代戏聚集在北京会演。

　　当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随后，上面提到的参加会演的八个革命现代戏被定为八个“样板戏”，开始了垄断舞台的十年。

　　“样板戏”包含了太多艺术之外的历史和政治的意味。

　　近期，《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了一些当年参加过“样板戏”创作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听他们讲述几个亲历的关于 “样板戏”的故事。

　　打造“红色经典”

　　1963年10月，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从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手中接过一个沪剧剧本，被要求把它改编成同名京剧《红灯记》。

　　“接受这个重要的任务，首先要在全院选拔优秀演员。”已退休的中国京剧院演员、当年《红灯记》中王连举的扮演者孙洪勋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道。

　　很快，中国京剧院几乎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组成了创作和演出班子:阿甲任导演，“百戏之祖”翁偶虹负责编剧 ，著名老生表演艺术家李少春饰李玉和，有“活曹操”之称的花脸表演艺术家袁世海饰鸠山，高玉倩饰李奶奶，刘长瑜饰李铁梅。

　　唱惯了传统戏的艺术家们开始接触现代戏是个很大的挑战，唱念做打、舞美、化妆都要创新设计。

　　“这个戏李少春贡献很大，名誉上是阿甲导演，但开始就完全是李少春给搭架子，设计每个角色怎么演和怎么唱。” 孙洪勋说。

　　李玉和与王连举接头一场戏，两个人背对背，念台词“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然后，两个人同时转回身，接着说“看样子一定有什么事”。用这个转身动作把地下党接头的环境感体现出来。孙洪勋曾经问李少春怎么想到这么设计动作，李少春反问：“你看过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了吗?”原来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产电影的片头上，就有一组工农兵的雕像转身的镜头。

　　传统戏的唱腔和节奏缓慢，不适合演现代人的生活，所以音乐革新也是一大问题。中国京剧院的戏曲音乐家刘吉典经过研究，压缩了唱腔中的拖腔和过门曲子的长度，使节奏明显紧凑。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就是他在京剧的基础上吸收当时流行歌曲的节奏，又吸收地方戏的二八板创造的。”年过八旬的中国京剧院演员曹韵清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原《红灯记》中侯宪补的扮演者。

　　当年，中国京剧院还专门创造了一种乐器，比二胡体积大很多的一种胡琴，取名叫“革胡”，来增加伴奏中的低音。

　　“当时(中国京剧院)还在北池子，写一场，排一场。用‘大跃进’的姿态，一天三班四班倒。”曹韵清回忆。

　　1964年5月，刚排出前五场的《红灯记》在文艺界内部征求意见，演出一炮打响，很快拿下后几场的排演，参加了当年的现代戏会演。

　　“为什么成了‘红色经典’?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花那么大的力气，能不好吗?”曹韵清对记者说。

　　“太温柔了怎么接革命的班呢”

　　观众今天看到的《红灯记》，却并非1964年的演出版本。

　　当年，领导看了会演后，建议突出李玉和的革命行动，加上“粥棚”李玉和和磨刀人接关系一场戏，而之前的这个情节是通过李玉和与李奶奶的对话，以倒叙的形式出现的。

　　戏中，李铁梅有一句唱，“提起敌寇心肺炸”，领导听到这里，说“怎么炸不出来”?虽然阿甲顶了一句，“已经唱到(位)了”，但后来李铁梅的“炸”字唱得格外高亢。[NextPage]

　　喜欢收集《红灯记》海报、剧本和光碟的京剧爱好者王丰盛，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一些1964年之后台词变化的线索 :李玉和原来唱的“孩儿我本是个刚强铁汉”，改为“党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李奶奶原来唱的“和你爹一样像一个铁打的金刚”，改为“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描写地下党“为革命东躲西藏”，改为“为革命东奔西忙”……

　　1969年，《红灯记》要从舞台演出拍成电影，又有一次大规模修改，此次剧情、音乐、舞美，都有一个大的改动。

　　电影版的《红灯记》把三个小时的舞台演出压缩到两个多小时，根据“三突出”原则，主要删减反面人物鸠山和王连举的戏份，又增加了正面人物李玉和的两个唱段。

　　此前，鸠山有一段唱词：“铁蹄踏遍松花江，好把骷髅盛酒浆。(幕后传来用刑的悲惨喊叫)一声皮鞭一声嚷，敲骨弹筋当乐章……”这一段，因为“为什么敌人那么精明”的质疑而被删掉。

　　1970年的电影版《红灯记》，不仅大大削减了反面人物的戏份，而且出现在舞台上的反面人物都在角落里，用暗光。而正面人物都在画面或舞台的中央，打正光。为了突出激昂的战斗豪情，电影版的《红灯记》还改用交响乐伴奏。

　　《红灯记》中李铁梅唱腔非常高亢，孙洪勋解释，剧中使用的曲牌“娃娃调”，一般都是小生唱的时候才使用的，很少有花旦唱，这里也是一个创新，“按剧情需要选择了高昂的唱法。”

　　李铁梅唱：“红灯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子子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她双手高举，表情坚毅。电影版中正面人物多有类似的双手高举的动作，看上去有些生硬夸张。

　　“1964年的戏没有那么多舞蹈动作，后来加上的，表现人物的刚强。太温柔了怎么接革命的班呢!”曹韵清说。

　　“要直接正面打进去”

　　“旋律越简单，越容易被记住，越普及。”马连良的嫡传弟子、当年《沙家浜》导演之一迟金生哼着《智斗》中的曲调说，“《智斗》中基本是流水板，节奏快，很简单。”

　　《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从1963年秋天开始排演。编剧汪曾祺、杨毓珉，导演萧甲、迟金生。

　　1964年3月，在全国会演之前，《芦荡火种》在北京工人俱乐部连演40多场，很受欢迎。会演中，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看了戏。

　　当年9月，迟金生接到领导传达的指示:《芦荡火种》名字改为《沙家浜》，剧情应更突出新四军的武装斗争，戏的结尾要“直接正面打进去”(打进汉奸胡传魁的家)。

　　据了解，毛泽东看了戏后表示:“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 而是火焰了嘛。”

　　原剧本来围绕阿庆嫂的地下斗争展开，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只是配角。结尾是胡传魁结婚一场，阿庆嫂带人化装成吹鼓手，混进敌巢，把胡传魁一伙一举消灭。

　　根据指示精神，编剧和导演苦思冥想了一星期，加入《奔袭》一场，即郭建光疗好伤后，杀出芦荡，连夜奔袭，攻进胡府。接下来的一场，在胡传魁结婚的现场，新四军从后院翻墙打进去，“正面进攻”胡传魁。

　　经过修改之后，郭建光的戏份堪与阿庆嫂平分秋色了。

　　要加上秋收起义的内容

　　1969年，还在上海戏校做老师的黎中城接受任务，把话剧《杜鹃山》改编成同名京剧。同时，北京京剧院也在进行《杜鹃山》的创作。上面有领导表示:还是两股力量合作吧。

　　1970年，黎中城和原话剧作者王树元被借调到北京京剧院，与汪曾祺和杨毓珉组成创作组，命名为“秋收起义创作组”。

　　“要在原话剧的基础上加上秋收起义的内容，因为上面的指示要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挂钩，宣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黎中城说。

　　因为对整个剧情作修改的难度太大，只能在唱词上想办法、做文章。

　　在“家住安源”一场戏中有这样的唱词，“秋收暴动风雷骤，明灯照亮我心头。才懂得翻身必须枪在手，参军、入党 ，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工友和农友，一条革命路上走。不灭豺狼誓不休!”

　　在剧情上，他们把柯香的身份改为井冈山派来的党代表。

　　唱革命戏，做革命人

　　几十年的时代变迁，参与样板戏创作和演出的艺术家们也随之命运沉浮。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感受最深的是他们对“ 样板戏”复杂的感情。

　　“(当时)一分钱补助都没有，超过夜里十点钟才有三两粮票。”曹韵清说，1964年中国京剧院赶排《红灯记》的时候，一天要三班四班倒。

　　不仅没有补助，从这一年开始，上面动员“唱革命戏，做革命人”，开大会，还要创作人员当众表态，放弃国家给的待遇。[NextPage]

　　本来团里的老艺术家待遇优厚，李少春收入最高，一个月1000元钱，做了“革命人”之后只剩下330元。“当时李少春住的外交部街的一栋小楼，冬天暖气都烧不起了。”曹韵清说。

　　但几年后，他们的生活一改艰苦奋斗的状况，地位陡然提升。

　　“文革”开始后，专门成立“样板团”，集体进驻解放军艺术剧院，成立食堂，吃“板儿饭”，穿“板儿服”，每人一个月32元钱的补助，其他院团都羡慕得要命。

　　“从各个地方调来最好的厨师，一天四顿饭，早点、午饭、晚饭、夜餐。”曹韵清说。

　　“过去到外地演出要自己带行李，被卧褥子都带着，住在后台。‘板儿团’成立后，去演出都住在高级宾馆，军区司令亲自接待我们，吃的都是鱼虾肉。”

　　但是，一些人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些待遇就被打倒了。

　　1966年，《红灯记》导演阿甲被打倒，其中一项罪名就是“破坏《红灯记》”。

　　“因为当时考虑到李玉和是工人，所以1964年的演出中，在给李玉和化妆的时候，抹了一脸的络腮胡子。(‘文革’起来，)说不能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英雄人物为什么不能英俊呢?”曹韵清回忆说。

　　工人阶级要高大英俊，唱腔要高亢。而李玉和的扮演者李少春嗓音低转迂回，身材不过一米七，因此后来他的角色被身高一米八、声音洪亮的武生演员钱浩梁取代。

　　同时，《红灯记》编剧翁偶虹也变成了“封建文人”，靠边儿站了。

　　因此，在1970年电影《红灯记》的片头中，导演和编剧都署名为“《红灯记》创作组”。

　　新“李玉和”颇受垂青，改名为“浩亮”。此后，这名青年演员青云直上，197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在钱浩梁之前，于会泳也因其在样板戏创作中的突出表现被领导看重，担任了文化部部长。

　　“文革”结束，风云一时的于会泳自杀，钱浩梁则被调往河北艺术学校。

　　“现在他的退休工资一个月只有1200元，住着建筑面积只有40平米的房子，生活很不好。”钱浩梁的一位朋友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钱浩梁闭门谢客，希望人们把他忘记。

　　“文革”结束后，“样板戏”成了讽刺和批判的对象，“板儿团”解散，演员们又重新唱传统戏了。但听“样板戏” 长大的一代对它难免有着复杂的感情。1986年，《红灯记》中的选段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重新亮相，引发议论纷纭。

　　“这是1964年演出的时候和周总理的合影，楼上还有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曹韵清指着他家桌子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给记者看。

　　对于这些“幸存者”，“样板戏”似乎仍然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回忆。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