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话剧《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

　　话剧《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还真是一点都不掺假的“对话体”，大有《论语》学生发问、夫子答曰的古典味。不过，孔子是面对面地教育学生，唾沫星子扑面而来，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就异常拘谨，相隔甚远，仿佛不是对话，只是两人的独白而已。可偏偏，因为时空不可思议的交汇，才阴差阳错，交织成对话。

　　此剧颇有一种追求简单形式美的倾向，但绝对不能称之为“抽象”。毕竟，一百年前的苦难，皆历历在目，中日两国的前世今生，亦纷至沓来。不管舞台上的人与物如何“低调”，也无法消解每一句台词所蕴含的超大信息量。虽然只是李、伊两人的舞台，但在他俩之间，既有中华民族的泪水，又有日本的狂欢，更有无数个血肉之躯在呻吟。

　　这狂欢、泪水与呻吟，如滔天洪水，正四处蔓延，溢出剧场之外。百年前，我们没有自己的诺亚方舟；百年之后，我们把剧场当成巨船，可环顾汪洋，我们依旧患得患失，害怕着，憧憬着——一如李鸿章那张沧桑的脸。

　　其实，历史反倒比话剧更具体，更有细节。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真真切切，分别在1885年、1895年与1898年有过三轮会晤。第一轮在天津，中国强势，李鸿章有底气，日本染指朝鲜的野心受到限制。第二轮，甲午交火，中国一败涂地，李鸿章远赴日本，在马关的春帆楼签订“城下之盟”。彼时，首相伊藤博文进取、嚣张，似乎无所不能，但在私人感情方面，他还是仰慕李鸿章，并叹息中堂大人生不逢时。

　　正因伊藤留有余地，才有了第三轮他在戊戌变法前后来到中国，与李鸿章再继前“缘”——此乃中日关系非常吊诡的一幕。仅仅三年前，“马关条约”的耻辱，叫中国人视日本为世仇，但此刻居然进入蜜月期，亲如兄弟——中国意欲聘用伊藤为变法的总顾问。

　　作为两国的顶尖政治家，李鸿章比伊藤博文年长近20岁，可这并不妨碍他俩惺惺相惜，引为知己，似乎“春帆楼”上的唇枪舌剑，还有李鸿章脸颊上挨的那颗子弹，皆非事实，只是传说而已。伊藤博文甚至较为真诚地认为，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这第三轮会面，几乎算是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再次紧紧握住了手。

　　历史近乎荒唐，而话剧也非常尊重历史。不过，话剧毕竟是艺术，李与伊藤的第三次“对话”，被改到了稍晚两三年的《辛丑条约》签订时期。

　　此戏的编剧用“对话”的形式探讨中国近代史，并引发国人对当下改革的思考，自有对历史的认知。但编剧本人也觉李鸿章及其所处的时代，太过于艰难与复杂，成一出话剧有些力不从心。

　　我想，也许正因此才选择了化繁为简，抽出其精髓，直接以“对话”向李鸿章致敬。可我未曾料到的是，舞台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虽卖力交谈，但始终遥相对坐，未曾握个手寒暄一番，甚至谁都不看一眼对方，似乎皆不屑一顾。

　　这造成了一种比近代中日关系史还要奇怪的感觉，仿佛历史比话剧更亲近，更生动，更形象，更有人情味，更食人间烟火。而原本，相较于历史，话剧舞台才应该是活灵活现的呀。

　　真是累啊，不仅为近代中国的命运揪心，而且舞台上的“李中堂”与“伊藤首相”，总叫我们观众的脖子扭来扭去。他俩如隔着漫长的历史，坐在地球的两端，隔空喊话，把思想碰撞的火花洒满整个黄海——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

　　好在这种舞台设计，反使得我们急欲加入他们两人的论战之中——他俩各自“抢占”舞台一隅，互不干涉，所营造的巨大空间感，容得下所有观众走上舞台，与之同呼吸、共患难。

　　李鸿章的扮演者何雨繁说，舞台的造型、戏剧的结构，皆过于单调，令他本人演李鸿章异常吃力，大有孤零零被遗弃在舞台上的失落感。

　　他说这番话时，妆只卸掉一半，眼眶里残留着泪水，脸上挂满憔悴与忧郁。话剧最后的一刻，伊藤博文已离开，“对话”也彻底结束，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孤零零地窝在躺椅上，念起了那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首诗在小剧场被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的确直逼人心。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对话”的抽象表演形式，令观众更为自觉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话剧”，那么，到了李鸿章独念那首临终“遗诗”时，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已然被打破——我们仿佛默默地、无助地守着自己即将逝去的亲人，让他安安静静地把话说完。

　　当李鸿章念完这首诗，在场者就像被关在了一个巨大的笼子里：不知囚禁我们的，到底是历史，还是剧场。只知，他死前谆谆教诲——“莫作等闲看”——一直萦绕在剧场内外。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