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着名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着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简介
刘庆邦，着名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 1967年毕业于河南沈丘第四中学。毕业以后当农民，19岁招工招到煤矿去的。当矿工、矿务局宣传部干事，《中国煤炭报》编辑、记者、副刊部主任。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着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主要作品
《遍地月光》《家属房》《断层》《高高的河堤》《落英》《走窑汉》《心疼初恋》《刘庆邦自选集》《梅妞放羊》《不定嫁给谁》 《在深处》《家道》《胡辣汤》《屠妇老塘》《鞋》《八月十五月儿圆》
语言风格
刘庆邦比较重视语言，在写小说的几个要素中间，高尔基把语言放在第一位的，汪曾祺说过写小说是写语言，语言和小说是注定的，看小说的好坏看前面几行，就能判断作者的水平达到哪一步了。这个质地怎么样了。这个小说的质地对语言是长期的磨炼过程，首先对自己有高的要求，语言一定要朴实、准确、自然，高的境界就是要有味道，有自己的个性，打上自己的烙印。
语言首先是作家个性化的表现，至少不用标准件的语言。语言有好几种，公文语言，媒体语言，官方讲话的语言等等的语言，文学还有自己的语言，小说有小说的语言，我们写小说，首先要进入小说的语言系统，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或者说语言背后有语言，话背后有话，尽量地发挥语言的张力，发挥汉字特长，汉字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多少人抚摸着，但是还用这些字，我们一定要把它吃透，根很深，李白用过，白居易用过，还是这些字，我们怎么用，我们要吃透它，理解它，尽量地把它用好，把它安置在非常合适的地方去，不安到合适的地方，字是很难受的，字应该是一个活物，他愿意把字人格化，你把它安置在不是地方，它很难受，字会死掉的。你安排在很好的地方，它会非常地活跃，焕发着它的生命力。字有温度，有乐感，有气味，有颜色等等，所有的美好因素在字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字，来适应字，才好一些。
社会影响
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得了《人民文学》颁发的一个奖，但没有引起评论界足够的重视。刘庆邦亲历过饥荒，河南饥荒很严重，死了很多人，饿得头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过柿树皮，说是很硬。至于写这个题材的契机，刘庆邦表示，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而历史记录毕竟是粗线条的，新闻报道也有可能虚假，只有文学作品的表现是准确的，是细节化的，也更可信。
“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那叫深入到家了。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事实上，刘庆邦本人并不愿意承认《红煤》是煤矿题材小说，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像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小说的故事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写故事，是在故事的尽头开始小说的故事。”
刘庆邦写过一个小说叫《玉字》，王安忆曾在讲课时，引来作为“什么是小说”的一个例证。小说的故事是他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就发生在临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电影，天黑，被两个人拉到高粱地强暴，姑娘回家后不吃不喝想死，结果就病了，后来就真的死了。“其实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谁，但就是不敢说，于是我的小说构思开始了，我设计姑娘当时闻到了那两个人身上的膻味，回想起以前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杀羊的，她没答应。她于是开始向杀羊的复仇，她起来吃饭了，说不想死了，并主动嫁给了那个男人，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复仇，向两个凶手复仇。王安忆说，本来一个受气包，现在变成了复仇女神。”这就是生活通过逻辑力量，变成了小说。
刘庆邦“短篇王”的称呼并非白来，另外，青年导演李扬借他的《神木》拍了电影《盲井》，也曾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这电影震撼了不少人，但作为原着作者的刘庆邦却并不完全买账，他最不满意的，是电影的结局，“电影的结局毁了我的理想设计，我很看重那个高中生心底的纯洁，我跟导演交流过，但他也许不在乎我的意见。在小说里，那孩子其实找过一个小姐，但后来就没联系了，然而电影并非如此，电影中导演让小姐给孩子家中寄钱，会暴露出可以破案的线索，电影的逻辑不严谨。” 在所有发表过的作品中，刘庆邦个人偏爱的故事不是《神木》，而是《响器》（发表于《人民文学》）。所谓“响器”，就是唢呐那一套家伙，故事讲一个姑娘，看人家办丧事听到唢呐，生命深处受到民间音乐的感动，于是跟着人家想学唢呐，但家人反对，还把她关起来，但她宁可不吃饭，也坚持要学，最后她吹的唢呐异常惊心动魄。刘庆邦说，“这里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乐的自然性。看这个小说，好比你看到一棵树，你只看到满树繁花，而不在意枝干。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 刘庆邦，中国作家中的“异数”，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母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写作。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
1978年，刘庆邦来到北京，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经过去28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农民生活习性——他喜欢在家里种豆芽，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经常回老家，每次都带回来刚收的新绿豆，这是我绿豆种得好的秘诀”。 刘庆邦是个“城里人”，却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原因在于他每年都要选择去矿山小住，除了西藏煤矿，全国大小煤矿如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新长篇《红煤》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甚至在我们采访时他还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短信，对方说自己刚刚一口气读完了《红煤》。“一口气”，放下电话，刘庆邦笑笑，“我倒不觉得这是好事儿。”他对此的解释是，“我对作品的最高评价首先是自然，好作品要能让人走神儿，神思飘渺，最好走到天外去！都说好作品是抓人的，让人一口气读完，我倒觉得好作品应该是‘放人’的，让人看了有回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和往事。”
除了希望作品能够令人走神儿，刘庆邦还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写完要读，发表要读，出版后还会再读。“有时候我会被自己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重鲜血不重眼泪是不对的，真正悲伤的时候，眼泪也许根本流不出来。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悲痛的，生命就是个悲剧，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柔软的。”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