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倍加流行的话是：“雪夜读禁书，人生一快事。”由此可以想到禁书给读者带来的某种满足感，一如被锁在箱子中的糖，在寂静无人中漫溢出来的那种甜。今天无论到哪儿，大家都会介绍我说：“这是来自中国最受争议、也禁书最多的作家。”对这种介绍我不置可否，当然没有贬，但也并不会太多体会那种艺术的褒。

　　因为我始终以为，禁不能等同于艺术。它有时和勇气有太多牵扯。尽管我们还可以理解歌德那样的话——没有勇气就没有艺术！把这话延宕开来，可以说，没有勇气就没有艺术开创性的创造。然而，我还是担心读者把禁书和争论仅仅地停留在勇气的层面上，尤其对来自中国的作家和前苏联的作家和作品，还有我们说的“第三世界”的作家和作品。

　　对此——于禁书和争论，我谈如下一些看法。

　　尽管世界上有无数作家都曾遭过禁，比如被我们挂在嘴上的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纳博科夫、劳伦斯、博尔赫斯、略萨、米勒、昆德拉、拉什迪和帕慕克、卡达莱等等，这一长串的名字，如果我们站在图书馆中，或者打开电脑的某一页面，这串名字就可以如凯旋归来的马队，前至古人，后至来者，成千上万，无计其数。

　　但之所以我们仅能记起这个队伍中少数的名字，是因为他们不仅遭禁，而且还写出了被禁的优秀而伟大的作品。而其余那些——那些为言论自由有着巨大付出乃至牺牲生命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必须真诚地表达对他们为他们的国家和人类的开放、进步、自由、民主、平等所付出的牺牲的敬意。但当我们把这些作家和作品纳入艺术去谈时，也必须残酷的承认，我们——是我，仍然没有记住他们，这除了我该死的记忆，该为此负责的，大约还有他们写下的作品。

　　有时，艺术是残酷的，如同时间不会因为人的贵贱而对谁把一天拉长到三十六小时或者四十八小时，艺术也不会因为你在某一国度、某一环境和时代受到的政治、权力对你的压迫而在成就的天平上，多放一个重量的砝码。就是放上去，有一天它觉得不够公平和得体时，还会在另外一天悄悄把这个砝码拿下来。

　　今天，就中国而言，几乎每年都有几本、几十本出版被禁和被审查后禁止出版的书。对此，我们一方面，深深厌恶这样的出版制度和审查，甘愿为去除这种审查去做牺牲性的各种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作品被禁和审查，就把好作品的桂冠摆到那些作品的封面上，戴到那些作家的头上去。

　　我知道，今天的中国作家，离开了那块土地后，到西方，到美国，都喜欢对听众和媒体说，他（她）是在那个国家很受争议的，他（她）的书被批判、被争论、被删改、被禁止出版等等和云云，因为这样西方和媒体才会对他和她的作品引起关注和注意。但请这些可敬的朋友原谅我，在这儿，我想说的是——禁和争论是一种中国审查的污垢，是西方对中国最直切的关注口，但它并不等同于就是一部艺术成就高的好作品的尺度与标准。

　　早些年，中国有作家曾经愿意用十万元人民币贿赂中国的出版机构来把他的小说禁掉、批判掉，这可笑的一例，就说明禁是被关注的门眼而非艺术的标高了。也因此，当我每到一地，都说我是中国最受争论、禁书最多的作家时，我只能沉默，既感受不到荣誉，也感受不到不快，只能把这种介绍当做不相适的一道礼节，如你们和熟人相遇时，伸出脸面亲吻而对方却伸过来一只要握的手。

　　老实说，你们和其它西方读者对我的熟知是从我的禁书《为人民服务》开始的，无论你们怎样评价这部书，我并不以为它在我的创作中有多么了不得。它只是我人生和写作中一道鲜明的痕迹、事件和记忆，而并非一部上好的头等小说。以为它好了，那就更应该——有机会去读我的另外一部小说《坚硬如水》。你们喜欢《坚硬如水》，我会很高兴，但对《为人民服务》评价过高，我也就只能会心一笑、而心存感激了。还有1994年我在中国被禁的《夏日落》，它只在中国的军事文学和写实作品中有意义，但扩大范围就意义削减了。且范围逾大，它的意义怕会愈加模糊和被削减。在禁书中，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丁庄梦》和《四书》，而不是前两部。而在论评我的作品时，我仅仅希望你们把我当成一个作家，而非“最受争议”和“禁书最多”的作家去看待。

　　我一生的努力，只是希望写出好作品，当一个好作家，而非要成为“禁书最多和在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

　　（备注：本文根据阎连科2013年3月29日在美国杜克大学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收入阎连科尚未出版的新书《沉默的喘息》中。）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