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仍然爱不释手。心想，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至今还有多少个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的身影啊。她们是不是还有着试图尽快摆脱或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呢？再翻看手头的那些文学期刊，读一两篇还行，再读就觉得大同小异了，乏味得不行。这不禁让人想起很早以前韩少功写过的一篇题为《个性》的千字短文。他说：“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用这个评价来观照当前大大小小的文学刊物发表的那些作品，也还没有过时。

　　为什么这种乏味、重复、虚假、不接地气、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小说“顽症”去除不掉呢？为什么我们想从当下的文学书写中获取当代社会的可靠信息，获取现实生活的细节与质感，感受当下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微妙性的强烈阅读愿望难以实现呢？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当下的文学书写与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匹配呢？问题或许在于我们亟待重建文学书写的有效性。

　　二

　　贾樟柯的电影对于当下文学创作颇有借鉴意义。他的电影秉持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当代人讲当代事”，以独特的观察视角、饱满的生命体悟和精致的影像视听语言，试图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与时代同频共振。他的作品偏爱故土，记录社会，心系中国，悲悯人类。而我们一些作家、评论家却觉得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过时落后，对它进行贬损和污名化，甚至把它窄化为“写实”与“白描”，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技术层面上的创作风格与创作技巧，把它等同于落后、保守、平庸，等同于教条主义、歌德派和艺术品质低劣。为什么贾樟柯的电影会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中国感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他的电影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总体性视野，一种社会历史性结构。至少，有一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漫长大转型的总体性，有一种中国之为“中国”的总体性，或者一种“中国故事”的总体性。他的电影尽管从来不去面对大人物、大城市和大事件，而是面对普通的中国人，面对小城镇里的小人物，他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小人物的视角记录中国与中国人在这40年来的深刻变化。

　　正是因为贾樟柯的电影具有了现实主义总体性视野的世界观，具有了宽阔、复杂、整体的中国观，才能使他的电影有了“生活在其中”的时间意义与历史洪流汇集于此的“坐标感”，才能在时代的进程中由个体的“一”写出总体的“百”，才能以中国社会历史变化进程作为背景的普遍性，与作为个体的普通中国人在时代重要关口承担起社会变迁的代表性，提炼出时代场景与个体遭际的重要启示。

　　三

　　《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春季卷刊发了宋尾的小说《完美的七天》。在一个貌似悬疑侦探的框架中，作品写出了快节奏城市生活中人们感情的空虚与孤独。小说中的生活仿佛就是我们的生活，小说中的现实也仿佛就是我们周围的现实。但是，宋尾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写出了曾经的“诗人”在时代变革中真实的发展轨迹，反映了当前一些知识分子真实的精神状态。“你还写诗吗？他抻直上身，扭了扭脖子：写。写啊！半夜酒醒了，或者女人在旁边睡熟之后，有时在外地、酒店睡不着的时候。有时一首，有时写很多首。李楚唐盯着窗外，兀自笑了，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写作——不是用笔，而是在脑子里写。怎么说，就像是在有雾气的玻璃上写，你不用去管它，很快，它就消失了。”读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正是李诗唐这种“诗性”的松懈，与杨柳丈夫王大进阴暗心理的有机配合，把那位曾经羡慕诗人并追求诗意生活的杨柳一步一步残害。在飞蛾扑火般的“完美七天”约会之后，她的梦幻气质与精神追求渐渐溃散。

　　这篇小说让我明白，小说中的现实与生活中的现实不是一回事。小说中的现实，不是加长版的新闻事件，不是现实的残渣，不是伪现实，更不是那些貌似激烈、奇崛和戏剧性强的歇斯底里的现实。小说中的现实，应该是无穷无尽、无所不包的现实，是经过复杂“裂变”的现实，是经过小说作品与作家生活背景之间不一致的分裂与纠结的现实，是经过小说作品内部人物与人物之间复杂冲突的现实，是穿过肤浅生活与世俗泥沼、深入人们物质与精神内里的现实。小说中的现实，不是当下房价高、就业难的表面现实，而是几十年后这些可能都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却依然纠结人心的那个现实。就像《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中所写的那些现实早已不复存在，但“安娜·卡列尼娜情结”和“艾玛情结”这个现实依然鲜活，依然激动人心。

　　四

　　作家范小青在孙频作品研讨会上说，她读孙频小说感觉“刀子在玻璃上划”。这让我强烈地感到了一种文学书写的有效性。孙频的小说，有着不同于其他80后作家的独特风貌，有着生猛酷烈的“狠劲”和“力道”，写出了人的欢欣与孤独，以及身与心的疼痛。她正是凭借自己强大的心理描摹能力和丰茂、精准的叙事语言，凭借出入其中的故事讲述能力与腾挪自如的叙述语调，凭借对普通人物幽微心理的精准洞悉与淋漓表达，实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有效书写。

　　文学书写的有效性，是当前小说创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詹姆斯伍德说：“艺术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是放大生命体验、把我们与同伴的接触延展到我们个人机遇之外的一种模式。”把本来真实的生活写成虚假的现实，这是写作的失效。深广的思想内涵、独特的人物形象、精湛的情节结构和鲜明的艺术风格，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典型特征。但是现在的不少作品就缺乏总体性视野的世界观和中国观，缺乏现代性阐释下的历史化的人性与命运，缺乏对现实生活中人物精神情感世界的开掘。一些作家喜欢在加长版的新闻事件中，在歇斯底里编造的奇异现实中，愤世嫉俗，发牢骚，说怪话，而没有耐心去做一种人性与社会的“客观观察者”的“书记员”的伦理责任。自然，我们的作家就不会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客观、冷静、清晰地写出现实生活的内部和人性的景观。他们也许可以展开对世俗生活、虚荣人性的批判，却写不出对艾玛的同情与怜悯，以及对艾玛刹那纯洁与悔悟的发现和赞美。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学会一个作家如何与世界、人和时代相处。托尔斯泰很早就说过：“要学会使自己和人们血肉联系、情同手足。我甚至还要加上一句：使自己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很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要怀着对他们的热爱来同情。”

　　当前，有必要重建现实主义的写作雄心，重建文学书写的有效性。这就需要回避那些已经习惯了的写作惰性，摒弃那些已经习惯了的技巧与语言，以及那些空虚的生活场景。还是要脚踏实地，客观、真实、清晰而准确地写出这个时代的风俗史、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写出新闻事件背后那种宽阔的现实湖面，写出芸芸众生正在生活着的现实真相，写出对人的精神处境深邃而有力的追问。

　　（作者：马明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