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们对文艺评论的探讨连篇累牍，关于加强文艺评论的呼声此起彼伏。究竟应该如何有效开展文艺评论？如何把握文艺评论的规律？这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一
简单地说，文艺评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讲真话”。
真话是实话，实实在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乔装打扮，不涂脂抹粉，不贴金，不抹黑，不拔高，不护短。真话是中肯之语，诚诚恳恳，直言相告，可能不中听，甚至还刺耳，但古人早就说过：“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话是有物之言，言之凿凿，信而有征，与大话、空话、套话、戏说、炒作等判然有别。真话是家常话，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不像“场面上话”，时常装腔作势、拿腔拿调，或言不由衷、虚与委蛇。
巴金《真话集》有言：“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在《二十年前》这篇短文里，他对自己曾随波逐流批判过一些文艺家的行为，沉痛反省和自责：“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巴金晚年一再呼吁要“讲真话”，看似极为质朴简单，却是他经历血与泪的磨难后获得的生命领悟，是他思考当代中国历史曲折进程而发出的理性呐喊，更是他希望重铸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最为宝贵的临终箴言。
反观当今文坛，尽管巴金“讲真话”的告诫已过去三十多年，尽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已经沁人心脾，尽管解除禁锢的文艺疆场已是各路好手策马扬鞭的广阔天地，但在文艺评论领域，秉持“说真话，讲道理”原则、醒人耳目的作品却凤毛麟角。各种各样“讲好话，唱赞歌”的文艺评论则多如过江之鲫，让人应接不暇。这类评论层出不穷，部分是“红包批评”泛滥，利益驱动使评论者往往难以坦陈直言，给予作品过多过高的评价；部分是“人情批评”弥漫，评论者碍于人际关系不敢或不愿批评，多半泛泛而谈，一味地奉献溢美之词；还有一些评论忽视作品的生活底蕴和艺术品质，片面夸大主题宏大、观念演绎的作用，并将其奉为文艺创作的捷径和法门；更有一些评论评价标准混乱，在商业化语境下过分看重销售量、收视率、版税、出场费等市场因素，丧失对低俗、媚俗、庸俗的批判立场，把经济效益如何作为衡量作品是否优秀、文艺家是否成功的关键指标。这种以利润价码和市场效益来评判文艺的风气，曾一度甚嚣尘上，对文艺创作造成很严重的内伤。我们的文艺创作之所以“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莫不与文艺价值观迷失导致的批评标准紊乱密切相关。
今天重申“讲真话”，是对文艺价值观扭曲及市场经济雾霾阻扰文艺批评视线的检查和校正。“讲真话”既是一个社会良性有序运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每个社会成员正直做人的内在需求。文艺评论工作者能否不盲从、不跟风、不为各种利益所动，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不仅是判别其作品价值的内在指标，也是辨别其人格境界的重要尺度。
经过反复斟酌和推敲，巴金对“讲真话”做出这样的界定：“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这层层递进的关系表明，“讲真话”关键是把赤诚的心交给读者，是与读者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地坦率交流，它与任何应酬之语、敷衍之论无关，更与任何不实之词、不经之谈绝缘。同时，“讲真话”并不完全是童言无忌式的直感之言，也不是信口开河式的畅所欲言，它不仅应是自己所体会、所认识、所相信的话，还应该具备独立思考的品质，是有见解、有思想、有价值的话。
做到这点，远非易事。文艺性表达与一般应用性表达有很大不同。应用性文字如请假条、通知告示、通讯报道及各类图谱等，含义一目了然，清澈见底。而文艺作品如诗歌、小说、绘画、舞蹈等，常常在字面或画面呈现的意思之外，还有潜藏的和隐喻的意义，有时甚至深藏若虚，难以探测。钱起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似乎文字简明、含义明确，但其妙处却在于，诗人主要想传达的是凄凉惜别之情。这就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四句诗，感觉是脱口而出的，明白如话，朴素简洁，饱含的意蕴却博大深远。陶渊明咏菊、周敦颐说莲、郑板桥写竹、徐悲鸿画马等，表现的绝不只是植物或动物本身，而是以借喻和象征的手法倾诉自己的情怀、思想和人格。至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卡夫卡的《变形记》、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类的作品，评论要准确描述作家的创作心理，以及文本的深刻内涵，虽有多种套路和门径，却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完全拨云见日、探明真相。我国的古代文学，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尽管历代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却始终无法穷尽其意义，后人永远拥有新的阐释空间。评论的乐趣和学问在此，难处和魅力也在此。这就涉及下面所要谈的文艺评论的复杂了。
二
文艺评论的复杂，首先在于它作为人类对文艺创作、文艺思潮等审美现象进行阐述和评价的一种理性认识，不仅其历史与人类审美活动一样漫长悠久，而且在长期发展进程中产生了诸多理论、诸多学派，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评论视角和解剖方法，积累了异常丰厚的学术遗产和思想成果。今天从事文艺评论工作，无疑要知晓乃至熟稔这些遗产和成果，包括各具特色的理论和学派、视角和方法，以便掌握更多“批判的武器”，对研究对象进行既实事求是又富有新意的解读，不断丰富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规律的理解与认知。
以中国文论来说，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从老子的“大音希声”到庄子的“心斋坐忘”，从董仲舒的“诗无达诂”到刘勰的“操千曲而后晓声”，从韩愈的“文以明道”到司空图的“韵外之致”，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到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如何看待和把握文艺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还有严羽的“妙悟说”、李贽的“童心说”、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也对文艺创作的特点及评骘视角各抒己见，以别树一帜相标榜。“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艺”等思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演进等，更为当今开展文艺评论提供了切近的借鉴和价值坐标。
从西方文论来看，且不说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美学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等20世纪以前异彩纷呈的文论遗产，即以近百年西方文论的演进状态和变化速率而言，也是让人应接不暇。克罗齐的“直觉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兰塞姆的“新批评派”、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还有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到姚斯的“接受美学”、从传统的“文本批评”到杰姆逊的“文化批评”，以及花样繁多的现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等，无不对文艺创作和文本解读提出自己的看法，为认识文艺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做出种种尝试与探索。
文艺评论的复杂，还表现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创作是一个有机关联的系统，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一部文艺作品或某种文艺现象，而要将其放在这个大系统的若干参照系中加以考察。因此，文艺评论不仅需要依据评论对象的特点，选取恰当的批评理论和介入视角深入阐发其特色与意义，还要以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宽阔的国际眼光准确把握其成就与价值。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产生一件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在当今全球一体化、世界互联网化的背景下，评论一部文艺作品或一个重要的文艺现象，既要把它放在纵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评判其品质和地位，也要把它置于横向发展的世界整体联系中比较其贡献和分量。
当然，文艺评论本身并非只有一个模式，而是具有多种形态。中国的诗话词话、评点批注，西方的对话体、随笔体，都是曾经风行一时的批评样式。朱光潜先生从自己的角度，曾把批评分为“判官式批评”“诠释式批评”“印象式批评”“创造的批评”等不同类型，并对它们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近几年报刊时常讨论“学院派批评”与“随感式批评”“媒体批评”的区别联系及各自的优劣短长。在如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无孔不入的时代，文艺批评的舞台又被各种社交网络和自媒体平台所包围或者说所拓展，原有的主调旋律和话题范围被缺少规则的众声喧哗所干预和侵扰，某些娱乐领域甚至可以说被蚕食、瓜分、重组，乃至遮蔽。
文艺评论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它在风起云涌的新媒体平台裹挟下所遇到的挑战，让人惊呼这是一个人人可以参与文艺批评的“人人时代”。谁都可以点赞或吐槽，谁都可以发表恰当或不当的议论，更重要的是，谁的言论都拥有在强大而便捷的网络渠道迅速传播的条件和可能。在“互联网＋”时代，文艺评论似乎撤除了专业门槛、消弭了话语权限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不过问题的另一面，也更为实质性的一面是，文艺评论也由此陷入了随意、芜杂，乃至导向迷失、价值紊乱的状态。
现实的未必都是合理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表明文艺评论专业素养和学术精神的多余或可有可无。恰恰相反，这在提醒和昭示我们：文艺评论的专业素养和学术精神亟待弥补和增强。文艺评论不仅需要直观感受，更需要理性分析；不仅是看热闹的吆喝，更是看门道的阐释；不仅包括碎片化的判断，更包括系统化的研究；不仅看重提炼醒人耳目的标题、警句和段子，更看重钻探作品的深度、广度和作家的独到追求。进而言之，文艺评论不仅要锁定作品的人物、情节、叙事等特点，回答作品“讲什么”“是什么”的问题，还要追究这些作品构成要素的来源和文艺家如何咀嚼消化及孕沙成珠的佳绩与缺陷，解答作品“为什么”“应怎样”的问题。这就是说，文艺评论不应止步于“还原性的阐释”，还应致力于“批评性的建构”。这都要求文艺评论在熟练掌握本学科的十八般武艺以外，还要综合应用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通过对文艺作品或文艺思潮的具体评析，挖掘和揭示出审美现象“能指”与“所指”所包孕的多重意蕴。
三
文艺评论的复杂，还在于面对意义丰赡、鲜活生动的文艺现象，优秀的评论必须突破学科内部的知识循环和规则边界，在严谨细致地梳理研究对象文本肌理和审美经验的同时，能够发现和解读文本背后社会生活的奥义及困惑，回应外部世界普遍关注或尚未引起关注却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就是说，文艺评论应该带着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真谛的思考进入文本，通过对文本内涵与现实意蕴的深入挖掘和相互阐释，把解读文本与解读生活融为一体，力求对艺术、对社会、对人生进行富有启迪意义的评述。做到这一点，评论家起码要从两个方面历练自己的“诗外工夫”。
一是深入生活，琢磨生活。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虽然紧密关联，却也有各自特点和分道扬镳之处。如果说，创作主要用形象思维表现生活，那么，评论则多半以逻辑思维评析作品；如果说，创作直接面对和取材的是包罗万象的客观及主观世界，那么，评论直接面对和取材的则是以纸张、屏幕、舞台等为媒介的文本。由这种分野所决定，平常谈起深入生活，多以为是针对作家、画家、音乐家等文艺创作者而言，与评论家似乎没有多少关系，似乎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尤其是身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众多学者型评论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评论的学术水准和公允态度，却更多埋首于书斋，沉浸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状态，追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境界。如此这般的好处是，由书本垒起的“知识高塔”可以让他们超越地域、阶层、性别等限制，能够比较超脱、自由地以多元视角观察文本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欠缺的一面是，由于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接触不深、了解不透，在引经据典和条分缕析的文字之外，往往对文本牵扯的时代重大问题关注不够，缺乏洞见。
从根本上说，文艺家就是用心琢磨生活、用心表现生活的人。表面看，评论家是对文艺家创作的作品发言，实质上他所探讨的是作品对社会生活进行了怎样的筛选和呈现。如果评论家不深入生活、不琢磨生活，没有自己对生活的认识理解作为参照系，如何对文艺家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富有说服力的精当评估呢？其实，不仅文艺创作的内容，即便作品的形式，包括叙述语言、情节结构、表现手法等，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千丝万缕、或隐或显的联系。新时期文学发展，内容上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嬗变，形式上在传统现实主义以外，出现意识流小说、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更迭，都与当时疾速变化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有些评论佳作，之所以能够揭示文艺家本人没有想到或没有明确意识到的问题，给作者和读者以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颖悟，正在于评论者对艺术和生活均有深刻的体察与认识。
二是张扬个性，提升境界。由于评论是对创作的识读和解码，人们往往把评论看作创作的附庸。许多大同小异、无关痛痒的评论，仿佛走进剧院大门时散发的节目说明书，并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一些无原则“吹喇叭”“抬轿子”的评论，则无异于打开电脑或手机时不断蹦出的五花八门广告，多半让人心生厌烦而不屑一顾。这些等而下之者充斥评坛，无疑增添人们对评论价值的怀疑。其实，真正的评论绝不是创作的“婢女”或附属物，而是有着自己主体精神与鲜明个性的探索和创造。它像精明细心的警察探案一样，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透视作品内容对生活的陶冶和熔铸，考察作品形式对艺术史的承袭与开拓；又仿佛兼任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角色，对作品塑造的人物、营造的世界、表达的主题、潜在的意脉，以及这些对社会和人生的警示与启迪等，发表别具慧眼又富有积极意义的评说。文艺评论不仅担负着洞察与引领一个时代文艺创作实践及演进走势的责任，而且承担着化育和滋养一个民族审美趣味与道德风尚的使命。
文艺作品作为人类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一种精神产品，与一般可供品尝的物质产品如食品大不一样。一个苹果或一碗面条，不同的人去品尝，基本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并且不同的人所得到的营养大体相同。一部文艺作品，不同的人去观赏品鉴，不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起码也是“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评论家正是见其深的“深者”。优秀评论家与一般评论家的差距，也正在于两者所见的“深度”不同。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了两者的学问功底和专业素养颇有高低深浅的区别外，主要缘于一般的评论家多半只在社会文化给定的位置上，对艺术和生活进行扫描编程；而优秀的评论家则以渊博学识和锐利眼光超越社会文化给定位置的局限，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对艺术和生活进行整体透视与冷峻反思。
我总觉得，文艺评论家一面要像学者一样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一面又要像作家一样体察世态炎凉、洞悉世道人心；一面要钻入文艺创作者的大脑心脏、渗入作品艺术形式的毛细血管，一面又要扎根社会生活的肥沃土壤、吮吸天地万物的甘露营养。只有这样，文艺评论才能切实参与并塑造时代的审美观念和文艺面貌，才能有力加入并呼应民族的文化建构和精神淬炼。当然，恪守独立品格和为文风骨、追求思想深邃和文采斐然，自是优秀评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在话下。
（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