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在开辟新路

　　就别指望会遇见路友

　　如果偏离了方向

　　你还有太阳和星斗”

　　——《远行者》

　　作为一个转向英语写作的华人作家和诗人，哈金已走得很远了，远远消失在一般中文读者的视线外。但我一直相信他会“回来”的：因为我了解他的“中国情结”，也深知他对母语的眷念。当然，这不是一般的回返，而是“以前往的方式回返”——这就是他在出版多部有影响的英文小说和诗集后，用汉语写下的《哈金新诗选》。

　　得心应手

　　汉语仍是我的第一语言

　　哈金，本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辽宁，早年当过兵，恢复高考后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并开始写诗，曾与张曙光等人为诗友。应该说，我们为同时代人，一同属于那个经历了巨大历史磨难、在“八十年代”被唤醒并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代。没想到的是，这位本可以在汉语诗坛成名的诗人留美后却重新选择了成为一位学徒，并转向了非母语写作。我曾感叹他的勇气，因为这种转向之所以被称为“最大的文学冒险”，就如同他自己经常引证的纳博科夫所言：“从俄罗斯散文彻底转到英语散文是件极痛苦的事，就像爆炸中失去了七八个手指之后重新学会握东西。”

　　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转变？或者意味着他已不再“属于中国文学”？已不再和我们“有关”？我想并非如此。我读过他的许多小说、诗作和访谈，在其英文写作的内里，他与我们依然血脉相通。他也是一位需要置于“中国语境”中才能深入读懂的作家和诗人。可以说，他的文学越界和冒险，在很多意义上，仍是一个“内在于我们”的故事。

　　现在他又“回来”了，我感到欣喜，但又有点担心：刀不磨会生锈，在长久脱离母语的环境下写作，他的汉语会不会变得很生涩？通读这部诗集，他打消了我的顾虑。一切正如他在诗集序文中所说，他在照顾患病妻子、难以集中精力写长篇的日子里重又用汉语写诗，“是个漫长而又毫无把握的过程”，但也是“一次愉快又兴奋的旅行”。我可以体会到他重回母语、并与那种诗性力量相接通的喜悦，并理解他为什么会说“汉语仍是自己的第一语言，可以说写起来得心应手”。不仅是回到汉语，他还要“从汉语出发”（这是他诗集序文的题目），因为用汉语写诗重又为他打开了一个久违的、让他激动的世界。

　　我读过哈金赠寄的三部英文诗集《沉默之间》（1990）、《面对阴影》（1996）、《残骸》（2001），还读过其中的一些中文译文。这些英文诗如同他的小说，都体现了一位移民作家的“前往与回返”。一方面，他投身于英语写作，甚至立志要“成为该语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内心中的情结又使他一再回过头来朝向他的“不肯死去”的过去。他对记忆、对他的“中国经验”所做出的发掘和反思，往往深入到“内在的绞痛”之中，读了也每每使我不能平静。哈金曾说过《残骸》的写作是为了“了结”。不过，这种一生的情结能完全“了结”吗？

　　自这三部诗集后，哈金主要的精力用在小说上，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意识到用非母语写诗的巨大难度。他很清楚地看到，即使纳博科夫用英语写的诗，也远远比他的小说逊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诗歌就没有了关系。在我看来，在本质上，哈金永远是一位诗人。他在写小说时仍是一位诗人。在他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最后，就附有主人公武男的25首诗——我不禁由此想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最后那24首像墓碑一样照亮全书的诗篇。

　　存在之诗

　　自己同自己说话

　　从内容和基调上看，哈金的这部新诗集更个人化、内在化，也更沉静了。他的前几部诗集主要书写个人记忆和国家历史，书写他的内在争辩和矛盾纠结，笔力也往往很沉痛。在经历了很大的磨难和内在撕裂后，在经历了脱离语言文化母体、脱离蜂窝或蚁群那“伟大的繁荣”而重新获得自身存在的艰辛努力之后，现在他已来到一个更自由、也更坚定的境地。他在“远行者”的“孤寂”中祝福自己：“愿你追索不老的智慧／热爱真理胜过美丽”“愿你成为自己的里程碑”（《祈祷》）。他已知道怎样拋开早年的虚妄，认识自己并限定自身的存在：“愿它只为一个人／或一件事熊熊燃烧／直到成为灰烬”（《纯粹》）。他仍肩负着生命的重负，但他已同生活、也同自己达成了更高意义上的和解：“你看，码头上的脚步多么沉稳／看那些离港的海轮／它们都要负重才能远行”（《你不要原地打转》）。他已来到不假外求也不惧孤寂、甚至可以以宇宙的冷漠来激励自己的境地：“你看，这满天的星／哪一颗不是独自明灭？”（《至少》）。可以说，这已是某种“知天命”之诗，它不是积极意义上的，但也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它就是存在之诗。

　　翻阅这部诗集，有许多通篇就是“自己同自己说话”：它是一个人必须发出的声音。但还有另一些时刻，诗人跳出了自己，书写他者和世界，书写具体的人与事物。与偏重于历史题材的《残骸》相比，这些新作更为日常生活化，也更贴近个人经验和细节，如他给妻子写的那首感人的“催眠曲”，如以隔年吃饺子数量的递减来写岁月对人的消磨（《饺子》），他甚至把小说家的“不避俚俗”和叙事与戏剧化艺术也带入到诗的写作中，如《姐妹之争》等等。实际上，哈金给自己定的调子从来就比较低：不是“流亡文学”而是“移民文学”，不是文化精英的流亡诗学而是生存的艺术。作为移民作家，他当然携带着超额的痛苦，但他尽力避免怀旧的感伤化，如《注定》一诗，他仍然梦到记忆中那个不能忘怀的人，但是，“没有哪颗星会停止运行／为另一颗原地待命”，他甚至感激这种命运，因为给他带来“疼痛的充实”。

　　追求朴实

　　不同的境遇和努力会造就特别的文学

　　在诗艺和语言上，哈金也是很有勇气的，在一个崇尚修辞和技艺的时代（在美国和中国当代诗坛恐怕都是如此），他却尽量要求自己诚实和朴实。他不怕说大白话，只要那不是空话。但是在关键处，他却会使你心头一震，或是刮目相看（如《灾难》一诗的最后）。他的许多诗甚至不借助于任何修辞，但却有一种真切感人的效果。在诗集序言中他也提到李白的“明月直入，无心可猜”。他要尽力去做的，就是提炼出这种直入人心的力量。他引用了叶芝的短语“刺透人心的词语”，还有叶芝的这句话：“如果不如同一刹那涌上心来／我们的修修补补终将无济于事”。看来他的艺术目标，即是要以最质朴、也最简练的语言，道出生命内在的感发。

　　早年在美国大学的创造性写作课上，哈金就受到过良好的诗艺训练，比如他的导师常对他说“hammer the line”（“锤炼每一行”）。多年来他对英语诗歌相当了解，据我所知，他对当代汉语诗歌也一直保持着关注。他这样来写，既出自他的本性，也有意在喧闹的文学世界里劈出一条他自己的路，哪怕这是一条“鲜有人迹”的路。

　　“我相信不同的境遇和独特的努力方式最终也会造就特别的文学”，哈金曾如是说。他的这部新作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作为“双语写作者”，他在用英语写作时身上携带着他的汉语，而在回头用母语写诗时，他身上的哈代、叶芝等等同样在起着作用。这就使他的这些诗既使我们感到亲切，也感到有点“特别”。且不说其他那些让我们多少感到陌生的表述，单说《在萨省》的这一句“你说过大部分财产／只是多余的脂肪”，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顿时把一个人的生活“身体化”了，而又格外警醒。在我们惯见的汉语中，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吗？

　　最后我想说，我很欣赏哈金的一句诗：“忠诚是条双向街”。在今天，我想几乎在每一个作家那里，如同在任何一种语言文化内部，都包含了离心力与向心力这两种力量。我们都不同程度生活在这种内在的矛盾中。我想，有矛盾才真实，并且，才有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张力和语言创造力。由此我又想到了哈金早先《给阿曙》那首诗，在波士顿春天的隆隆雷声和雨声中，在一种同早年诗友不无痛苦的对话中，诗人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无论走到哪，/我只为同一个上帝服务。”这个“上帝”指的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那让我们静静地读这些诗吧。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