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通常显现为一批命题和一套观点的集合。这些命题和观点的阐述对象是文学，具体的考察围绕作家、作品、读者形成的三个不同部落。许多时候，文学理论试图发现文学内部隐藏的各种公约数，例如母题、原型、叙述模式，读者的期待视野，如此等等。如果意识到不计其数的作品拥有众多繁杂的形态，这种归纳犹如披沙拣金。相对于归纳的聚焦，延展是文学理论的另一种工作模式。追溯某些问题背后隐藏的历史脉络，描述问题域的分布范围，这时，归纳所获得的平面结论将具有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大多数文学理论谈论的是已然的文学，某些文学理论指向应然的文学。后者的论述不再依据充足的文学事实，作者的意图往往是为特定的文学理想而呼吁。
文学理论与诸多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差异是，并未直接处理社会历史，无法对周边的生活发言。社会学或者法学考察社会的某个层面，经济学关注经济活动形成的各种事件，政治学时常卷入激烈的社会制度之争，历史学研读史料的同时还包含了田野调查。相形之下，文学理论仅仅处理一堆文本，文本之中存留的是若干虚构的内容。柏拉图认为文艺与真理隔了三层，套用这个嘲笑可以表述为：文学理论与“现实”隔了三层。如今，工具理性愈演愈烈，实用主义成为普遍的气氛，某种学说作用不明无异于一个污点。如此之多的学科正在围绕国计民生展开，文学理论又有什么理由置身事外，逍遥地自得其乐？
“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蔑视文学的观念源远流长。“文以载道”指的是那些宏大的论述，诗词曲赋等各种“浅斟低唱”不足为训。当然，文学理论曾经为之申辩。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到“独立的艺术从不反映城堡上旗帜的颜色”，各种申辩来自不同的理论谱系。显而易见，这些申辩包含了文学理论“夫子自道”的意味。必须承认，这些申辩正在现今的语境之中逐渐失效。如果说，审美独立的主张曾经显示为激进的文化反抗，那么，这种主张隐含的文化贵族姿态引致愈来愈多的不满。“文化研究”的崛起表明，文学理论不愿意仅仅徘徊于公共空间之外，演变为文化边缘某种无足轻重的泡沫。福柯式的分析显明，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各种隐秘的互动，文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介入复杂的意识形态角逐。事实上，文学理论的许多结论可能曲折地抵达社会历史——谈论文学不得不谈论作家、作品、读者栖身的文化土壤；或者，作品内部显现的社会历史可能与外部世界形成某种紧张。当然，大多数时候，文学理论的叙述局限于学科内部。那些深奥的学术著作或者流传于学院的学术杂志：考察文学形式、文学类型、神话象征等种种“专业”问题，一系列专门的术语、范畴以及专门文献的引用，各种命题的提出以及持续的商榷乃至激烈的争论，学科框架之内学术同行的评价，如此等等。总之，一切仿佛都是以学科内部事件的面目按部就班地出现，社会历史的喧哗之声被远远地隔离于学术话语之外。然而，某些奇异的历史时刻，某种特殊的原因或者机缘，文学理论可能破门而出，直接投入现实的公共事务，或者卷入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革命。这时，学科内部的漫长积累可能转换为巨大的能量，众多理论命题可能获得深浅不一的现实回声。回想二十世纪，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或者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都是这种奇异的历史时刻。大多数人无法预知奇异的历史时刻什么时候来临，但是，文学理论的漫长积累表明，这个学科不会在奇异的历史时刻茫然无措地交出一张白卷。人们也可以在哲学史上察觉相似状况：一批晦涩的概念术语流行于一个小圈子，若干哲学家终日沉溺于某些玄奥的、不着边际的思辨；然而，这些思辨与历史摩擦出异常的火花之后，整个思想长链炽烈地燃烧起来，这时的哲学革命可能导致宗教的大面积崩塌，或者转换为规模巨大的社会革命。
当然，必须重新理解社会历史。一种古老的想象是，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在远处展开，文学占据了某一个文化灯塔居高临下地进行观察、描述和再现，动员大众支持革命，抨击那些魑魅魍魉组成的反动势力。如果文学仅仅蜷缩于某一个角落孤芳自赏，这种局外人的席位很快将遭到历史的抛弃。然而，现今的文学理论形成了另一种远为开阔的考虑方式：文学始终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的内容是社会历史的“镜子”；同时，作家的想象方式以及文学话语的构造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必须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证明，这个世界已经腾出一个波澜不惊的角落，人们可以心无旁骛地享受艺术提供的乐趣。然而，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维持这种角落背后的社会保障从未真正脱离权力体系、意识形态或者必要的经济条件。因此，文学描述的社会历史与社会历史形成的文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二者均为文学理论进入社会历史打开了窗口。
提到社会历史的时候，文学理论同时考察文学如何行使“虚构”的特权。虚构意味着不是“如实”地再现，《西游记》的花果山与《红楼梦》的大观园并非真正存在，《三国演义》的赤壁与《水浒传》的梁山泊和现实之中的原型相距甚远。我曾经多次论证，文学没有兴趣复制世界表象，文学从事的是意义生产。虚构是意义生产的重要手段。人们不仅栖居于物质空间，同时还建构了各种意义空间——“意义生产显然是文学的重要功能。虚构的文学从来不提供面包和钢铁，也不向这个世界真正地输送人口。文学之中出现了一条街道，一间店铺，几个人物，这一切并非如实记录——文学表明的是这一切具有什么意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文学不仅试图告知诸多意象隐藏了多少美学意义；而且，文学形式负责删除那些多余的生活杂质，从而使各种美学意义尖锐地显现出来。这时，文学理论可以考虑一个相对新颖的结论：文学即是以意义生产的方式介入社会历史——这个结论与“镜子”的隐喻存在很大的差别。
当然，文学理论必须意识到欲望如何成为虚构的动力。如果不存在特殊意图，人们很少虚构刷牙、洗脸这些日常琐事。虚构热衷于现实匮乏的内容，受挫的欲望力图在文学想象之中获得实现。权势，美女，财富，漫长压迫之后的彻底复仇，弱者的特殊运气和出其不意的成功，如此等等。许多事实证明，强大的压迫可能遭遇同等强大的反弹；精神分析学的独特发现在于，欲望常常伪装成伸张正义的高尚情节打入文学，那些堂而皇之的故事毋宁说是欲望的症候。当然，多数精神分析学仅仅揭示心理图式而放弃了后续的问题：赢得了文学形式之后，这种心理图式有否可能再度冲击乃至改造政治经济结构？这是无意识与意识形态的交织或者交锋，也是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分野。社会历史批评学派与精神分析学可能产生的一个结合部位是，虚构背后的欲望能否是富有政治意味的未来诉求——包含了未来历史可能的“乌托邦”？
现代性的兴起带动了传统知识体系的深刻重组，文学理论开始演化为相对于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或者法学的独立学科。众多学科之间的分歧并非体现为观点冲突，而是体现为不同的关注指向——种种关注指向隐含的价值观念无声地潜伏于专业性的学科话语内部。如果说，每一个学科话语分别覆盖了社会历史的不同区域或者不同层面，那么，文学理论负责解释文学为什么聚焦个人与日常生活。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乃至史学之中，学科的分析对象通常是社会整体，个人往往以平均数的面目出现，各种个案被视为社会整体的例证，而且，这种平均数通常按照各个学科话语给予命名，例如社会学意义上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个阶层，或者经济学之中的“经济人”；相对地说，文学话语展现了形神各异的个人，他们分别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演示种种悲欢离合。文学话语渗透于日常生活，几乎无孔不入。日常生活是一个纷杂琐碎、头绪多端的区域，众多学科坚硬的理论术语无法处理如此稠密而多变的流体，日常生活隐藏的种种“无名”的动向、能量以及多向的历史冲动或者边缘化声音通常由文学收集、炼制或者重塑。那些文学形象为什么打动了无数人？文学理论接住了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进而开始涉及文学的语言、叙述、情节或者意象象征；涉及恩怨情仇、性格、命运——文学理论最终将分享文学占有的那一部分社会历史。
所以，文学理论的任务并不是搜集文学之中的具体事例佐证另一些学科，而是证明文学之所以成为另一些学科无法覆盖的“余数”。文学正是与多种学科话语的抗衡、比较、角逐之中显示出独特的性质。史学是文学最为接近的学科。很长一段时期，古人认为文学乃是正史的补充。然而，我曾经论证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别：前者最小的分析单位是社会，后者最小的分析单位是个人。尽管社会与个人可能彼此参证，但是，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叙述聚焦发现，文学与史学遵从的价值观念存在微妙的差异。某些时候，文学所提供的人物命运无法熨帖地塞入历史著作提供的框架。对于文学理论说来，论证这些差异的存在亦即论证文学为什么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立意义。相似的情况出现于文学与社会学之间。社会学的视域可能认为，文学过分垂青那些另类的人物。事实上，《水浒传》的梁山好汉、《红楼梦》之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或者托尔斯泰的安娜、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均为“问题人物”。无视权力体系，缺乏进取精神，爱情至上，无视世俗道德的畸恋——这些人物的大量存在必将构成威胁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然而，文学理论的解释是，这些人物之所以堂皇地充任文学的主人公，恰恰因为作家异于社会学的判断：文学看到了他们性格之中保存的某些不可忽略的文化基因。这时人们可以发现，文学理论与诸多学科保持了紧张的对话关系。
文学理论与哲学的对话关系正在出现一个隐蔽的转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这些哲学家无一不是文学理论熟悉的名字。那些苏联版的文学理论吸纳了许多辩证法的范畴，例如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如此等等。文学理论接受了一个普遍的传说：哲学是一种元理论，各个学科必须向哲学申请存在本体的解释和思考的基本范畴。相对地说，文学之中充满了各种感性的、琐杂的具体事务。为了避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潭，文学理论必须获取某种“哲学的高度”给予形而上的观照。哲学是文学摆脱表象主义危险的救赎之道。然而，这个普遍的传说目前似乎遭到了普遍的怀疑。某些哲学家推崇的形而上学以及尾随而来的宏大叙事正在引起文学理论的警觉。作为一种反弹，后现代主义开始倡导“小”，形形色色的“小叙事”犹如雨后春笋，五花八门的“文化研究”可以视为这些“小叙事”的标本。拒绝形而上学封闭性的时候，文学拥有的感性、激情、审美开始作为破除枷锁的自由精神得到引用。个人感性或者日常生活是拒绝形而上学格式化的不竭资源。“小叙事”的出现同时与解构主义的思想背景有关。这是来自结构主义之后语言学的馈赠。文学理论与语言学的对话必须追溯至人文学科之中的“语言转向”。分析哲学或者结构主义的出现表明，语言学大规模侵入哲学，并且相当大程度地诱发了哲学的转向，传统的形而上学开始急剧衰竭。这种转向制造的剧烈震波之中，文学理论再度意识到语词与社会历史之间的秘密联系。语言与主体的关系或者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些新型的哲学观点从不同的维度批判了语言工具论，文学形式、叙述学或者诗的话语分析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联系起来了。形式主义或者语言游戏、实验性写作卸下了负面的名声而重新赢得了尊重。
相对地说，文学理论与经济学缺乏交流。也许，经济学无法产生足够的对话兴趣。对于关注数百亿资金流向或者某一种产业链如何配置的学科说来，若干虚构的人物或者一阵莫名的内心波动的确不是重要话题。仅仅因为审美而一掷千金的人为数不多，经济学还没有必要为之设立专门论题。然而，文学理论必须更多地意识到经济学的存在。这个世界的财富正在急剧增加；同时，这个世界的财富分配方式正在出现深刻的调整，二者无不汇聚到一个焦点：人们的需求。新型的需求开始悄悄地出现，而且，某些意味深长的变化可能向远离经济活动的另一些领域扩散，例如伦理道德，社会关系，精神追求，如此等等。这些扩散已经多向地汇入日常生活和感性领域。可以预想，某些变化可能抵达文学，抵达审美。如果文学理论始终意识不到经济学的炽热温度，文学或者审美的某些动向无法获得完整的解释。
很大程度上，这个世界财富的急剧增加必须追溯至科学技术层出不穷的突破；同时，科学技术从业人员在财富分配之中赢得了愈来愈大的份额。然而，文学理论对于这个文化经济现象无动于衷——文学理论与科学话语几乎不存在对话。海德格尔或者哈贝马斯对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并未有机地进入文学理论的视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些科学术语——例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或者熵——曾经短暂地骚扰过文学理论，然而，这些研究模式因为难以为继很快就无疾而终。我想指出的一个重要动向是，科学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曾几何时，科学技术如同一个遥远的抽象名词。宇宙飞船或者粒子对撞机与大众之间几乎无法交集。喷气式客机、高速列车这些科技产品仅仅短暂地掠过日常生活的外围，作为某些特殊规划——例如出门旅行——的技术支持。可是，不长的时间里，科学技术突然全面抵达。许多具有相当科技含量的小机器陆续占领了身边的每一个角落，科学话语开始演变为另一种意识形态。大数据，转基因，三D打印机，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这些科技产品不动声色地降临四周，密集地包围人们的身体。互联网的铺设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神经，互联网与手机的结合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感觉系统。电子工程师根据大数据提供的资料设计各种APP，种种称心如意的软件层出不穷，甚至让人产生生理依赖性。许多人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看手机，虚拟空间远比周边尘土飞扬的现实更为重要。如何在大脑之中植入一块贮存知识和记忆的电子芯片？这种不可思议的话题居然已经浮出水面。另一个意味深长的动向是，许多人与机器相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与同事、父母或者邻居的晤谈。除了惊奇乃至迎合，文学理论必须从事预见性的思考。事实上，科学技术已经开始改写审美的密码。视频电话如何处置异地思念的焦渴？互联网为乡愁带来了什么？虚拟空间的人事关系——例如网恋——如何冲击现实的社会结构？那些无时不刻地“刷屏”的手机积极分子对于青峰、落日、小桥、流水这些农耕文明的意象还有感觉吗？如何评判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作”的小说、诗以及书法作品？另外，科学技术造就的新型大众传媒同时形成了多种异于传统的语言符号、叙述语法和阅读方式。文学理论必须预判这一切将为文学带来什么。
许多人时常表示怀疑：文学理论有必要为那些分子式、实验数据或者乏味的计算机程序耗神吗？如果说，文学理论曾经如此痴迷地复述那些晦涩而拗口的哲学名词，那么，为什么科学话语的陌生和深奥令人反感？或许，人文学科的“清高”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维持一个知识等级：哲学谈论的是存在本体，科学技术仅仅是一些实践性的具体手段；“形而上谓道，形而下谓之器”。然而，之所以建议文学理论关注科学话语的动向，恰恰由于科学话语的急剧膨胀。不难发现，科学话语已经显示出问鼎“道”的强烈企图。显然，相当多的哲学观念与科学话语无法兼容——如果愿意正视这个事实，那么，另一个事实将同时显现：后者对于存在本体的解释正在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不论文学理论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科学话语的坚硬存在与强势扩张已经不容忽视。
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许多人习惯地转向了古老的学科史。“起源神话”导致历时性谱系考察的盛行。人们热衷于以追根溯源的方式论证一个学科当今的文化功能。这种观念相信，一个学科存在的真正依据完整地显现于最初的起源，后续的发展往往遮蔽了纯正的本真，甚至迷途不返；然而，我更为倾向于描述，一个学科如何置身于共时的文化结构空间，并且在文化结构多重压力的敦促之下不断地从事自我调整。具体地说，文学理论即是在紧张的对话关系之中显示了聚焦的范围和对象。
个人与日常生活、共时的文化结构、对话这些概念将陆续出现于《文学理论十讲》之中；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背后的思想视域。多年之前，我曾经与几位同仁一起撰写并且出版《文学理论新读本》，这是一本以“概论”形式出现文学理论教材，不久之后的修订版改为《文学理论》。此后，我又出版了《文学批评手册》，这本著作力图保持通俗的、具有实践意味的论述风格。刚刚完成的《文学理论十讲》大约介于二者之间。我对于涉及的十个论题具有相对独特的观点和论证路径，同时，我的表述追求流畅浅显，尽量减少一些经院气息。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