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

　　比起民国，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好不好？

　　文｜王晶晶（现任教于丹麦奥胡斯大学）

　　多样性与个性化是民国“高考”魅力所在

　　当我们的孩子心砰砰跳地拿到高考语文试卷，看着作文题的时候，另一套试卷也在家长的手上悄然流传，那是民国时期（1912-1949）的高考试卷。

　　光是“国立中央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这些陌生又亲切、被历史生生切断的名字就足以令人心驰神往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第一次看到这些“高考试题”；然后，不可遏止地把它们当作“想象的他者”，投射着此在的教育理想。

　　和大家一样，“民国高考卷”上的大多数题目我都不会做；可是真正挑战我们的，哪里是“题目如何做”，明明是“题目如何出”；它们如此纷繁复杂，和那些年我们做过的高考题截然异趣，传递着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感受。

　　简单说，以“语文”、“英语”两科观，我们做过的高考题更工具理性、更强调细枝末节、更要求标准答案，换句话，更僵化死板——这也许和1952年院系调整后，轻通识、人文教育，重苏式“技术主义”的宗旨一脉相承。

　　《民国老试卷》，换句话说就是民国“历年各地高考真题汇编”。可问题是，你为什么明明不会做，还能饶有兴趣地把民国“真题”翻完；而现在的各省真题你一页也看不下去？前者的魅力究竟所来何自？

　　很简单，我们高考前刷了一年的试卷，可每天知识点换汤不换药，题型一模一样，“黄冈、“海淀”鲜有差别……而民国“真题”因“通识”与“知识点”并重，故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因是个人而不是“命题组”出题，故个性十足，而非时时“摆出个不无偏激的脸来”。

　　民国“真题”每个大学的都不一样，魅力正是来自于多元化和多样性（diversity）。

　　你看，圣约翰大学的试卷不管是数学还是物理，皆以英文命题；国立大学，尤其是北平的国立大学，特重“国学”；同为英语考试，1947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三大学（北京、清华、南开）的试题有明显民族主义的内涵，显示了十足的文化自信；差不多同时期，属于教会大学的辅仁大学，英语试题却关心“美国怎样奖励科学研究”；圣约翰大学的英文考试最为详尽，写作部分不但规定话题，而且引导学生如何一步步写作——既是要求，又是指导……

　　试题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反映的是彼时大学、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既有国立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也有燕京、辅仁、圣约翰、东吴等教会大学；既有前清庚款设立的山西大学，也有军阀创办的东北大学；上海一地，除了精英的圣约翰，既有中产阶级的、重视科学技术解决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南洋公学，也有左翼共产党人开办、专门重视社会问题的上海大学。

生于1930年的著名学者资中筠是民国高考亲历者

　　多元化和多样性首先意味着相对平等的机会。背景不同的大学各有受众和优势，彼此间不一定是高下立现的鸿沟，更可能各具特色、各擅胜场。这使得即便是贫寒子弟，也能找到进大学的办法和自己的道路。上海大学的重要创办者瞿秋白本人就是例子。资中筠先生说，“我上学时，教育没那么势利”，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说的。今天的大学体制不是众声喧哗的“复调”，而是行政力量主导下森严的“金字塔”。

　　其次，多元化和多样性带来对话与挑战，使得环境更开放、更有活力。南洋公学的校长胡适，教导他的学生，“巴斯德在他的国家蒙受耻辱的时候，不肯抛开他埋首的显微镜和实验室，最终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果然南洋公学的学生一般不热心政治，而专心学业，往往成为技术精英。上海大学的学生则恰恰相反，认为应该积极投入社会活动、联系工人运动等等。坐船来到上海的女青年杨之华、丁玲就在此找到了她们的“革命+恋爱”。

　　再次，多元化和多样性意味着更自由的空间。1928秋，梁思成、林徽因学成欧游回国后往东北大学创建全国第一个建筑系，彼时的东北，名流趋赴影从，优异者受资助留学，一派蓬勃气象（《巨流河》中也有互证），梁林的薪水十分可观；1931年前后，梁林回到北平，可以到私人的学术团体“营造学社”工作；抗日流亡途中，“营造学社”实际只有梁一人独撑，遂依附于中研院进行研究。多元化和多样性带来的空间使得知识人能够较自由地迁徙（地方势力-私人-政府），免得在“行政化”的力量下无所遁逃、屈于一尊。知识人的自由反过来又带来教育的活力与自由。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文题应当“考察并促进独立思考能力”

　　今天的作文题该怎么出？您手边可能也有一份“法国历年高考作文题”。

　　法国的“作文题”一般要求学生就一个具有争议性（controversial）的命题展开讨论（变体是要求学生评述、挑战一段著名哲学家、学者的观点）。这一点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法国高中毕业学生在参加“高考”

　　显然，除了考察语文的能力，法国的考试还侧重考察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运用逻辑论述的能力。后两者常被我们以往的教育所忽视。

　　丹麦学生在课堂上常常随意散漫，使我觉得就“学习的纪律”而言，中国学生做得更好；可是当丹麦学生谈到中国的民主进程、谈到“文革”，哪怕中文最差的一位都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在阐述自己的真知灼见时额头闪闪发亮，在我看来魅力四射。使我感叹，西方教育体制中，培养学生怀疑、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这一部分，是最为可贵的。

　　以“考察并促进独立思考的能力”为标准，我以为《“老腔”何以令人震撼》这样的题目并非上选。首先，考生未必读过这篇散文（我就没有读过）；其次，或说，这是文学，你可以展开想象，进而论述。我们知道，文学是审美的，通常在自由的心境下最易发生，高考这种争分夺秒、紧张逼迫的环境实与文学相去较远。因此，讨论一个争议性的命题则更为适宜。

今年引起热议的一道漫画式高考作文题

　　但是，总体的进步确实存在，大多数的作文题本身更具启发性，更能激发思考；比如，上海的作文题“评价他人的生活”就格外令人点赞。这个题目不但暗含“争议性”，而且在微信流行的今天，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与此相反，江苏的题目看上去是“争议性的”：“在这个时代，是彰显个性还是提倡创新？”实际上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让人不名所以。这个含含糊糊的作文题目，看上去更开放、提供了更宽泛的写作范围，实际却让人无的放矢。其“犹兮豫兮，犹兮若畏四邻、豫兮若冬涉川”，让人怀疑前段时间抗议事件的阴影未除，吞吞吐吐的，似乎说了，仿佛又什么也没说。

　　对于江苏考生来说，这未免有些不公。如何消弥这样的不公，方法依然是上文所说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因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存在，而不是行政化僵硬的等级划分，各个大学（主体是教授）就会根据自己特色和优势，用同一张试卷，招收他们满意的学生——当然，正如雷颐先生提到的，前提需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透明和公正。教育部定于一尊，势必引起一些考生遇到的作文题好，另一些遇到烂题、无话可写的不公。

　　民国教育、西方教育与当今中国教育的对话：

　　明确的教育目标对阶层流动更有效

　　从《民国老试卷》的一斑，我们庶几可以窥见从“多元”到“一尊”的变化。历史的一部分被隔断了，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需要像今天阅读民国“真题”一样回到历史现场。

　　奥胡斯大学的汉学家曹诗弟（Stig Th?gersen）教授研究民国时期教育经年，一日他从中国回来，如获至宝地告诉大家，他买到了几本很有意思的书。

　　其中一本原来是反右时期的“教育思想批判集”，而他目下的研究课题正是“中国的教育思想是如何从民国的多元、实验、对话发展到现状的”。借阅那些薄脆发黄的书页，我惊讶地发现，作为中国文史的研究者，我竟然对书中如此晚近的人名所知甚少，竟然要通过“自我批判”的陈述来第一次了解他们的活动和思想。

　　每次经过stig的办公室，看到他埋首于中国的故纸堆、孜孜矻矻地阅读，我就感与惭并，加紧几步离开。

奥胡斯大学东亚系教授曹诗弟，图为2006年在四川大学访学

　　借着高考的契机，我就“民国教育与中国当今教育”这个话题，对他作简略的采访。他的看法或值得思考与借鉴。

　　问：你觉得民国的教育和现在的中国教育相比，有什么不同，有哪些优势？或者说，中国现在的教育有什么可以向民国教育借鉴的地方？

　　Stig: 民国教育最令人激动、予人启发之处也许是二、三十年代，至日本人侵略之前那些生动的辩论、有意思的实验。各个派别的学者、改革家们都在谈论教育：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他们中的有些人真的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实验，比方说，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梁漱溟在邹平的实验。此中包含了开放和探索的态度，使得成果丰硕。今天当然也还有讨论，但是留给先锋实验的空间已经少得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今天的教育被大大地“中央集权”了，而且大多数父母也害怕如果他们的孩子所学与考试体制无关的话，会被淘汰出局。

　　问：在您看来，现在中国的教育是否还受到传统的影响，如果有，在哪些方面？

　　Stig: 是的，当然。每一种教育体制都深深受到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教育和民族性的身份认同（nationalidentity）紧密相连，就连在欧洲内部，你也会发现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很不一样。在中国的教育现状中你会发现很多与之前的传统合辙的地方：1、高考与传统的“科举”体制十分相似；2、比之很多其他国家的学校体制，道德与政治教育起到了大得多的作用；3、教师位置所起的模范作用依然很明显。然而，苏联模式中的一些要素仍然存在，比如，中央（教育部）对课程的控制太强。

　　问：西方教育和中国的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地方？

　　Stig:  我觉得“西方教育”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歧义，教育体制，比如美国的、法国的、丹麦的，不管从结构上还是文化上都很不一样。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和丹麦的教育体系，我想你会看到很明显的差别。在丹麦，个体的学校和老师拥有很大的自由，决定如何达到普遍的教学目标。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考试和测验的作用，中国使用得太广泛、太厉害了。

　　问：和西方的教育传统、体制相比，中国现的教育有没有一二优点？

　　Stig:在中国，学生很清楚他们每节课要学什么。学习目标很明确，学生也知道根据这一目标，课上有什么值得期待。这种课堂预期，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远远没有这么清晰——目标常常比较抽象，比如：学会如何学习，更有原创性、更有创造力、更有批判精神、更民主等等。我想，明确的目标对那些家庭教育比较缺乏的孩子尤为重要，他们没有中上阶层孩子那么多的文化资本。

　　问：你认为，中国现在的教育最需要改进的方面是什么？

　　Stig:也许我的回答会让你吃惊：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注重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中国被广泛地忽视了，学生们常常看不起职业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中国需要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事工业和服务业。

　　还有一个方面，我希望中国能真正减少学生的压力。应该意识到，特别是在学前教育和小学阶段，游戏是学习的方式而不是浪费时间。

　　问：我听说丹麦没有“高考”，学生想读什么大学、专业，报名就行。丹麦的教育制度是如何与她的社会制度相匹配的？

　　Stig:实际上，丹麦学生并不是想读什么大学、专业就能读什么大学、专业, 他们的录取情况取决于他们的高中毕业考试分数而不是入学考试成绩。在某些领域，比如“医药”，你得在高中阶段有相当好的成绩才会被录取。

　　但是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在丹麦都是社会福利体制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上大学是免费的，学生甚至可以每月领到助学金支付他们的生活支出。这就意味着不太富裕家庭的孩子也能很容易地上大学。

　　问：丹麦教育的情况在欧洲、西方普遍吗？

　　Stig：有很多普遍、共同的特征，只是丹麦给学生的助学金比其他国家更优厚。丹麦师生之间的关系比起法国、西班牙来也更平等、民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欧洲内部标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了。“国际学生测评”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不幸让丹麦老师失去了一些他们的独立性。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