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作家周勇的大地随笔集《以河流的方式》来到我手上有一段时间了，断断续续地读完收录在书里的27篇文章，已是到了2014年的岁末。读完才乍然意识到，这本书竟然陪伴了我将近两年的时间，这在我的个人阅读史上，不得不说是一次汗漫而又被无限延迟的阅读旅行。
周勇的散文，以前读到过一些。喜欢他语言的方式。饱满、节制、专注、练达，用语清减，有着一种刻不容缓的直接性。这是一个将自己的肉身投入到语言的场域并由此感知到大地存在的作家，其书写的方式，大抵建立在与事物之间的那种既沉潜又脱出的语境关系上面，抵达，然后看见，书写与叙事，已全然是如在眼前一般的真切，所谓的文章见性，文字初心，是需要对笔下的世界加以现场性的体悟方能获致的。
《以河流的方式》对云南西部旷野的存在现场做了个人化的解读与还原。如同一条大河对其流域所带来的改变一样，这本以亲历者的身份写就的书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滇西的认识。在近代史上，滇西总是被人们一再提及，它总是提醒我们，一条被称为天险的大河如何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大自然对于人类的影响，如何总是具有着某种“横断”的意味。但是，对于人类活动与地理形态之间长久存在着的那种隐秘的关系，那绝无仅有的惟一性，却很少引起注意。事实上，云南西部地区的高山大河，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被纳入到了“前全球化”的早期构想，它一度作为通往西方世界（印度洋北部地区，今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的隐秘通道一再地吸引着探险家们。与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历史决定论相比，周勇的目光要深远得多，在他看来，惟有时间才是并非冷漠的大自然的真正见证者。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跨越时空的行走，在穿越横断山区的蜀身毒道上若隐若现，成为书中或明或暗的线索。但周勇的行走和书写又是随性的，因为他更为关注的是目光所及的世界，更偏重于眼前和当下，书写的是当个体侧身于大地之中并与大地相遇时所获得的诸多印象和感受。他写高黎贡山，写澜沧江，写怒江，写横亘在怒江上空的“西南第一桥”——霁虹桥，写隐藏在大山之间热闹了数百年如今却已是人去楼空的古代驿站，写散落在茶马古道上人迹罕至的残垣断壁，写昔日商业繁华而今却已破败的小镇、生生不息的坝子、人迹罕至的峡谷……这些分散于滇西大地的种种自然与时间性的存在，在他笔下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和行走的轨迹得以重新命名。这些片段组合起来，一幅纵贯古今、细节纷呈的滇西全息图已然在读者面前展开。
在历史叙事中，有关滇西横断山一带广大区域的话语向来语焉不详，因极少有外人涉足，历来都被看成是一片蛮荒的、远离所谓人类文明的“化外之地”，似乎它从未产生过进入和参与人类文明进程的潜在冲动与契机。但事实的真相又如何呢？阅读《以河流的方式》一书，我吃惊地发现，滇西的荒野里，竟然隐藏着诸多与国际接轨的“大事件”，比如，开篇写到的明光峡谷，因为富含白银，峡谷里到处都是闪烁着“神的光芒的石头”，很早就吸引了大批追逐财富梦想的淘金者。在徐霞客的时代，这里已经是一座大炉小炉交相杂陈、“炉烟勃勃”的银矿。到了十九世纪初，白银的气味引来了英国的冒险家们，“明光峡谷，这个亘古以来由岩石、悬崖和森林构成的世界，第一次响起了钢铁的声音”。周勇在书中感叹：“我在想那些最初进入峡谷的探险者，当他们看到峡谷中发光的岩石时，他们的眼睛肯定和岩石一起发光。我相信这种来自石头内部的光芒，只会使他们坚信，这是神的光芒，他们与神一起栖居在这个闪光的峡谷里。”在实地探查和目睹了外来工业文明所遗留的痕迹之后，他写道：“现在，除了峡谷里像山一样的矿渣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些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从峡谷里消失的细节。更没人知道他们究竟从这个峡谷里带走了多少财富。峡谷中的矿渣犹如一堆英国人的粪便一样永远地遗留在峡谷里。”在这里，周勇意识到，一个以人类文明进程为其中心坐标建立起来的世界其实并不可信，只有原在的大地才是永恒的存在之物。
时间往后推移大约一百年，在另一篇考察文章里，周勇的视线长久停留在一个叫做乔治·福瑞斯特的英国人身上。与冒险进入明光峡谷的英国淘金者一样，这个嗅觉灵敏的英国人也嗅到了高黎贡山上稀有植物的味道。周勇考证后发现，乔治·福瑞斯特从1904年开始由缅甸进入高黎贡山采集生物标本。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1932年他猝然去世，他先后7次进入中国西部的高黎贡山，为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采集31015号、10万余份植物标本和相应的种子及大量的鸟兽、昆虫标本。在他所采集的6000多种植物中，有1200种为科学新发现的植物种类，3000多种为地理新分布种。除了干制标本，他还为西方园林界收集了1000多种活性植物，其中不乏大量的杜鹃花。乔治·福瑞斯特采集的中国杜鹃花标本曾被作为新种描述过的达400多号，经过近百年的研究至今仍被接受的名称有150多种，这些种类的模式标本主要保存在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是从事杜鹃花分类、区系等领域研究的重要材料和依据。
作为一个对高黎贡山怀有强烈家园情怀的本土作家，我发现，周勇对乔治·福瑞斯特的兴趣，如同后者在面对高黎贡山丰富的物种时一样，显得持久、狂热而又充满了敬意。这是一种在面对大地造物时所持有的相同的情怀。跟许多民族主义倾向激烈的作家不同，周勇把乔治·福瑞斯特主要看做是一个“大地上的漫游者”，一个满怀激情与冒险家的天性书写传奇人生的“植物猎人”，一个类似于哥伦布那样的伟大的梦想家和发现者。周勇写道，因为出现了乔治·福瑞斯特这样的植物猎人，高黎贡山上默默生长了亿万年的植物物种，首次出现在欧洲的花园里并向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引种蔓延。“如果说，一座没有被人类发现的山，对于人类而言它是不存在的，犹如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美洲是不存在的。一旦人类发现了一座山，那么这座山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视野和人类的所谓‘历史’之中，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话，高黎贡山应该是中国最早进入世界视野的山。”当写到乔治·福瑞斯特对植物的感情时，周勇这样描述：“当他发现大树杜鹃后，喉咙里发出了像狗一样的叫声。”这种小说家的虚构对于这位伟大的世界植物学者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乔治·福瑞斯特，哪怕是“标本”与“切片”式的乔治·福瑞斯特。尽管只是“切片”，周勇还是尽可能地为我们还原出了一个如其所是的乔治·福瑞斯特，因为，“我发现将近一百年之后，这个人仍像一具幽灵一样在高黎贡山游荡。”借助于可信的资料，周勇详细地描述了乔治·福瑞斯特在横断山区的一次非凡的冒险经历，在这次历险中，这位植物猎人几乎没有逃脱原住民的围杀。但冒险是值得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932年，高黎贡山成了这位植物猎人永远的居住地，而高黎贡山，似乎也乐意为这位来自另一个大陆的漫游者提供庇护。
“人身虽小，暗合天地”。对于一个有理想的写作者来说，身体性的在场（而非仅仅是形而上的在场）永远是必须的。一个写作者如何在他所描写的事物与自身之间建立起身体性的联系，考验着一个写作者在其书写活动中的合法性及其诚实的程度。惟其如此，人的身体才有可能在文学书写的多维层面上敞开并构成“世界之肉”——诚然，语言并非某种虚拟的存在之物，而是“口中开出的花朵”（海德格尔语）。在这方面，《以河流的方式》一书堪称典范。其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如同一个旅游者沿着现成的观光线路那样去打量眼前的世界，而更多的是以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去探寻、发现——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得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大自然与人类生活的考古学者，一个探险家，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开辟道路，以便进入一个少有人涉足的世界。通往原在世界的道路永远都不是现成的，道路只存在于我们身体的隐秘角落里，惟有身体力行，此在的世界方才显露出来。对于周勇来说，通往秘境的道路“在一片绵延起伏的火山台地之上”。为了探明高黎贡山一侧的明光峡谷，周勇采取的方式是从一条河流进入。
从河流开始，也就是以河流的方式。在周勇看来，惟有河流才是大地上永恒的道路，只有具体地深入某一条河流，才能真正洞悉大地存在的真相。就像400年前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所做的那样，周勇的大地书写也始终根植于与大地亲密无间的身体性存在之中，他所信赖的是自己的身体及其身体性的在场，而非任何一种来自形而上世界的理念之物。《以河流的方式》一书的书写之所以是引人入胜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原始冲动与灵感全然来自于对可见的存在之物与人神共居的大地的无限敬畏。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