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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草根与天才合一

2015-03-18 10:14:58来源:文学报    作者:顾骏

   

  为诗之人与为人之诗
 
  余秀华红了,围绕着她的评论也跟着她红了。可是看着那些要么一本正经地谈论余诗本身或优或劣,要么工于心计地探究余诗如何因炒作而走红,要么惊讶于诗歌这种“纯文学”形式怎么会在一个诗人稀缺的国度突然爆红,虽然各自说出了部分道理,但总觉得缺少什么——缺少了常识。
 
  中国从来不缺诗人。除非把诗人定位于“作协会员”,靠纳税人供养来维持无人阅读下的“创作生涯”,否则,无论翻看任何一页历史,都可以发现中国人几乎天生都是诗人:即便在打倒一切的时代,国人一发声就是诗歌,想当年“天安门诗抄”何其流行,在一个普遍不读书的非常时期,照样有那么多真情实感的诗作问世,中国会缺诗歌诗人吗?
 
  在中国,“诗人”这个词语如果加以解构,不妨做双重解读:既可以解读为“为诗之人”,即为写诗而存在的人,也可以解读为“为人之诗”,不管诗歌有什么标准或要求,只要有感而发开口便是诗篇。今天的诗评家大多把余秀华视为“为诗之人”,以此为起点,才有余诗“专业性不够”、“靠炒作”,至少“过于直白”等评价。反过来,要是仅仅把余诗看做“为人之诗”,也就是余秀华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感而不得不发,那就无所谓专业不专业,直白不直白。近百年来,在诗歌的名义下,中国出现过多少次“创作激情迸发的高潮”,但要是认为这些纯属诗歌领域的鱼目混珠,那也未必,因为不管认知是否正确,至少这些“诗人”真诚地传递着自己的情感,有的还相当浓郁。这些不受诗作的形式规制,着意于情感的抒发的诗歌,无论在诗评家那里得到什么评价,也无论是否经受得了时间考验,从近百年的诗歌史来看,也不像经受得了考验,都明白无误地构成了中国近现代诗歌的部分传统。相比那些自诩为“为诗之人”的诗人,这些仅仅在意“为人之诗”的诗人,其地位不见得就低下,因为身为文联或作协成员的专业诗人们心里同样没底,不知道自己那几首具有所谓“专业性”的诗歌能否长久传唱。如果大家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历史的局限”,过了这个时间段就再没人知道曾经有过这首诗,那专业与否还有任何区别?当然,区别总是有的,包括余秀华在内的那些“为人之诗”至少热闹一时,即便同样出诗集,同样被人买回去从此不再阅读,至少他们销量还大一些,传唱的范围还广一些。
 
  “为人之诗”之所以比“为诗之人”的作品能够传唱得广一些,因为这些不专业的诗歌传递了时代的脉搏。经常看到有人引用英国文豪狄更斯给法国大革命时期下的结论“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来形容当下中国社会的矛盾之处。如果说刚开始引用者和阅读者都还心有忐忑,生怕过于“直白”的套用招致麻烦,那么在反复套用之后,已安全到了人人麻木的地步,谁也不会进一步追问,人类历史上许多“既好又坏”的时代都留下过最好的文学作品,何以今日中国找不到任何将来会被奉为圭臬的好作品?
 
  苦难主题谁来开发
 
  能超越“既好又坏”时代并被后人选择为时代之历史记忆的作品,往往都是揭露时代之坏的那部分,因为时代之坏更能折射人性之善不可摧毁。
 
  放在这个背景上,余诗和同余诗有着许多相似相近之处的农民工诗作,突然显现出自己特殊的时代价值:他们诗歌的主题聚焦于底层的苦难和苦难中底层的不甘。既然作协更愿意吸收“专业作家”来显摆时代的奢华,那么,苦难这个“惹人讨嫌”的主题就只有留给身处苦难之中的底层人士自己开发。余秀华的那首“成名作”《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而它们/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被专业人士鄙夷地斥之为“除了‘去睡你’这一句,全诗还有什么被关注的?”确实,在普遍粗鄙化的自媒体时代,只有“睡你”这么粗鲁的词语同诗歌这种“风雅”的纯文学形式相组合而呈现的刺目刺心,才能刺激粗话说多了,感官日趋麻痹的读者。但把这句诗被广为接纳单纯看作脏话的“催情效用”,那是真正的皮相之论。没有脑瘫的心智和丑陋的外表作陪衬,让性和爱都成为某种奢望,“去睡你”哪怕重复次数再多,都产生不了余秀华笔下那样的穿透力!“去睡你”分明是因为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包括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睡不了你”,才产生出震撼人心的效果。如果说,“脑瘫”确实对余秀华被接纳产生了“炒作效果”,但那也不是因为有了这个标签,读者对余秀华降格以求,而是“脑瘫”和苦难成为了余诗的有机组成。
 
  在余诗中,苦难及其背后的绝望是真正的主题,诗歌只是让苦难成为阅读者愿意咀嚼的“糖衣”而已。当诗评家批评余秀华不够“专业”的时候,显然他们采用了“诗歌是目的,人不是目的”的标准,所以,苦难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诗歌本身的形式化要求才是意义所在。但要是从“为人之诗”的角度来看,余诗的最大问题反倒是因为作者学会了一些诗歌的写作技巧,最后在苦难的主题上堆砌了过多不相干的“诗艺”。所谓“除了‘去睡你’这一句,其余都被忽视了”的批评,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不正是太多的比喻游离了主题,太多的技巧冲淡了苦涩的结果吗?
 
  同“90后”农民工诗人,到富士康打工后自杀的许立志的诗作相比,余诗的某种“以诗害意”的弊病就更加明显了。许立志的《一颗螺丝掉在地上》:“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虽然手法浅显得酷似李白《静夜思》,远比不上余秀华一些追求“专业感”的作品,比如得到诗评家好评的《山民》:“你把我灌醉,说镇上人群聚集。但我想着山里的一棵槐木/你把我灌醉,说有人请我跳舞。但我想着山里一棵落了叶的槐木/照着我的阳光,能照着槐木北面的小松鼠洞,照着它慌张的母亲/才能被我赞颂/我是背着雨水上山的人,过去是,未来也是/我是怀里息着乌云的人,过去是,现在也是/你看我时,我是一堆土/你看我时,风把落叶吹散,我是一堆潮湿的土”,看上去有模有样,但许诗浸透苦难的“诗意”却远比其强烈百倍。莫非就是因为许诗比余诗放松了许多,没有那么多关于诗应该怎样写的纠结?
 
  生活逻辑还是诗歌逻辑
 
  现在不但有余秀华,还有同为脑瘫诗人的李凯凯等人,还有许立志、杏黄天、绳子等一批农民工诗人,集体创作出明显带着“血污”的苦难诗篇,更有许多读者对这些诗作敞开心怀的接纳,那显然不是天才将临或者网络炒作,而分明是时代的产物!
 
  余秀华和其他苦难吟诵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无以排遣的苦闷,浓郁得化不开,长久堆积,深度发酵,酿就了这杯“年份酒”。无论“愤怒出诗人”,还是“绝望出诗人”,都是因为人生看不到出路,情感也找不到另一个出口,只能喷涌而出成为诗歌。许立志那首广为传唱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其绝望感之强烈、之无可宣泄,作为所有苦难吟诵的代表作,告诉时人的不仅是苦难,更是苦难的无从摆脱,只能等待喷涌的那一刻。在这个意义上,诗评家认为,“余诗太多地停留在个人感受上,视野狭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造成余诗这种局限的不只是生活空间的狭小,几乎限于横店这一隅,更因为相比其他苦难吟诵者,余秀华因其身体不便,受家人照顾,反而获得较为宽裕的时间,得以在诗歌创作上,找到情感的“第二出口”,通过学习和同诗友们交流,她知道了如何提高现代诗的写作技巧包括那些烂熟的意象和不无造作的混搭。这在提高余诗的“专业感”上不无裨益,但也由此造成余诗吟诵苦难时多余的纤巧。相反,农民工诗人困守大工业流水线的“愁城”,加班之余,没那么多斟酌的余地,反因此得以保存天然的粗狂,让他们本能地洞悉了即便吟诵也等同于沉默的现实,那种更具绝望感的现实:“我沉默的诗篇/是机器的喧哗/机器喧哗,那是金属相撞/金属的相撞却是手在动作/而手,手的动作似梦一般/梦啊,梦的疾驰改变了一切/一切却如未曾发生一样沉默”。(杏黄天《最后》)
 
  然而,沉默的诗篇终究不是沉默,因为被听到了,所以才有了余诗、许诗和其他苦难吟诵的被接受。不过,接受余诗的读者中多的是像苦难吟诵者一样身陷苦难但因为不会作诗而无奈地深陷沉默之人。他们选择余诗,到底是因为赏识余诗的作诗技巧,因为受网络炒作之蛊惑,还是因为共鸣于余秀华的“苦难血污”,非经严格调查,不可臆断。但在“二代”概念被到处使用,从“富二代”、“官二代”、“腐二代”到“穷二代”,在各行各业的工薪领取者以“民工”自许,如IT民工、新闻民工的语境下,可以想象,虽然未必像余秀华那样身世凄惨,但同样是甚至更加绝望的个人,极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说他们共鸣于苦难,同时也在赏识诗艺,加上被蛊惑,或许会因为圆滑而显得更加靠谱。就此而论,有诗评家说余诗也是“心灵鸡汤”,并不为过。毕竟无论在网站编辑,还是诗评家眼里,具有疗伤功能的诗作总比催人了断的诗作来得安全些,也更合乎他们的职业责任心,至于适合炒作或许只是碰巧了。
 
  问题在于“安慰剂”的定位和缺乏“专业感”的弱点如果同时坐实,再加上余秀华被选为地方作协副主席,那余诗还能走远吗?一个从苦难中走来,本来相信“为人之诗”的脑瘫农民,是什么力量一定要她变为一个“为诗之人”?其中到底折射出什么样的生活逻辑,而不是诗歌逻辑?是为了消除她的苦难,还是为了中止她的苦难吟诵?写诗能让脑瘫农民从此不再苦难,因此也不再需要写诗,还是不写苦难,脑瘫诗人从此就没有了创作的源泉,不定哪天也走上了“羊羔体”、“梨花体”、“乌青体”等被网友们嘲讽的“桂冠诗人”无病呻吟的文学生涯?真到那时,余秀华会不会因此认同杏黄天关于“沉默的诗篇”的隐喻,并惋惜自己为什么不能急流勇退于沉默未被打破之际?
 
  (编辑:白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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