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近来不少报刊尤其是文艺报刊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人民日报》在文艺评论版上重新恢复“看台人语”栏目并扩充其覆盖范围，务求三言两语、一针见血的文艺批评，提倡公允而不世故、辛辣而不刻薄的文艺批评。《文艺报》在头版和理论与争鸣版上集中对文坛的不良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倾向进行了不留情面和充分说理的批评。《诗刊》在下半月刊兼顾文学批评的不同声音，在同一期上同时刊发诗作和该诗批评。这不仅是对诗评家的挑战，而且是对诗歌编辑的考验。这种文艺批评形式不仅有利于新人新作的推出，而且有利于文艺批评的活跃。这些报刊所发的文艺批评虽然还没有形成大气候，但却带来了文艺批评的勃勃生气，在文艺界产生不小的影响。在推动文艺批评的新风的形成上，作为文学期刊的《诗刊》虽然没有报纸迅速及时，但以多样的批评形式令文艺批评界刮目相看。
过去，文学期刊《作品与争鸣》曾长期组织正反两个方面的文艺争鸣，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在近些年却消失了。《诗刊》组织的这些文艺争鸣与《作品与争鸣》组织的文艺争鸣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却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文学期刊《作品与争鸣》所选登的文学作品是转载的，而《诗刊》所刊登的诗作则是原发的。因而，《诗刊》组织文艺争鸣是有风险的。这不但容易得罪诗人，而且容易得罪诗评家，甚至还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即暴露自己的偏见和眼拙。毛泽东在倡导百家争鸣时尖锐地指出：“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有意压抑，只是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在当代文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情形下，新生力量的崛起和成长已越来越不容易。为了推出诗歌界的新人新作，为了当代诗歌的繁荣，《诗刊》却没有过多地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而是秉承公心，顶住压力，即使自我否定，也要勇于亮剑。这种大力推荐新人新作的魄力、胸怀和勇气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诗刊》之所以敢于组织并刊发文艺争鸣，是因为他们重视文艺批评并对文艺批评有正确的认识。他们深刻地认为：“理论与创作是相互促进的，尖锐的真实的到位的批评有助于诗人创作的提高。”而“有敢于直言的批评，才会有经得住考验的诗歌。”首先，《诗刊》大力提倡这种直言不讳的文艺批评，即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畅所欲言，毫不保留，并逐渐形成传统。他们坚决反对那种一味赞扬的文艺批评，而是倡导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为了力戒诗歌批评演变为互相赞美，他们反复强调诗评家大胆质疑。其次，《诗刊》没有关门办刊，而是走进基层、走进校园和走进年轻人中倾听不同的声音。《诗刊》采取了各种形式收集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并原汁原味地刊登出来，诚恳接受社会的检验。他们在这种互动中推进诗歌编辑工作的提高。最后，《诗刊》对文艺批评的重视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采取了不少得力举措。在一些《诗刊》下半月刊上，文艺批评的比重毫不逊色于诗作。在文艺批评形式上，《诗刊》也是不拘一格的，既有专题专论，也有文艺争鸣，既有笔谈，也有座谈，甚至还有编辑稿签。不少文艺批评都尖锐泼辣，针针见血。这在文艺批评界很少见到。这些文艺批评虽然以微观层面的为主，但也不乏宏观层面的。在《诗刊》七月号下半月刊上，诗人沈浩波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存在四种虚荣心，即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他认为“诗人们囿于自身的固执、狭隘和偏见，将虚荣心膨胀为写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类’皆视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着在诗歌上的虚荣心变成了执念。这种强烈的外在执念，压到诗歌本身，形成负面吞噬，令有才华的诗人在写作上无法寸进，甚至不断倒退。”这种文艺批评虽然未必都准确，但却是高屋建瓴和切中肯綮的。
为了进一步地推进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还可以在总结这种文艺批评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文艺批评的发展空间。
一、在当代文艺批评界，不少文艺批评都停留在对文艺现象好坏的印象判断上，很少发展为理论探究，以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些文艺批评引发的文艺争鸣往往难以在理论上深化，大多流于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我们曾指出过，文艺批评分歧究其实质是理论分歧。文艺争鸣能否围绕文艺理论展开是文艺批评能否深化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艺界出现了“朦胧诗”现象。有的诗歌批评家肯定了这种诗歌创作倾向，认为“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何况‘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适当的容忍和宽容是有利于诗歌发展的。这是诗歌批评家对一些“古怪”的文艺现象的宽容和肯定。在这个基础上，有的诗歌批评家则从理论上肯定了这种诗歌创作倾向，认为这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批崛起的青年诗人“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这种文艺批评虽然不无偏颇，但却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文艺批评的深化，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如果这场文艺争鸣只是停留在文艺现象好坏的印象判断上而不是在理论层面上展开，就不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诗刊》虽然不是最早关注“朦胧诗”现象的，但却在这场文艺批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新老诗人参与了，而且不少文艺理论家也被卷入进来了。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想的解放。这是《诗刊》宝贵的优良传统。当今《诗刊》在继承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二、文艺批评不能完全唯才是举，甚至唯名是举。文艺批评所推荐的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而不是唯才是举，甚至唯名是举。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真正的文艺争鸣是客观存在的矛盾引起来的，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这种矛盾不完全是诗歌批评家审美认识差异的产物，而是他们在审美理想上发生根本分歧的结果。文艺批评家如果没有在审美理想上的自觉，就没有文艺批评的自觉。文艺批评家举荐新人新作绝不是拉帮结派，而是积极推出有利于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的优秀的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过去，有些报刊集中推出的“50后”作家，“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后”作家，甚至“90后”作家，都是以生理年龄为标准，而不是以审美理想为标准。这深刻地反映了有些文艺批评家陷入了线性时间发展论的怪圈。文艺批评家不仅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而且集中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的审美理想，而不只是跟着文艺创作后面跑。当然，文艺批评家必须将这种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与文艺创作有机结合起来，否则，就难以引领文艺创作。但是，不少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却深陷文艺纯审美论的泥淖，沉溺在历史碎片中，完全被文艺现象牵着鼻子走，放弃了他们在社会分工中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诗刊》在推荐新人新作上是不遗余力的，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在什么方向上推荐新人新作却仍需增强这种历史担当。
三、文艺批评不能停留在赞美上，还要有所针砭，甚至否定。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不少文艺批评基本上是褒扬和自我褒扬的结合。尤其是针对名家的文艺作品，不少文艺批评家对它们除了恭维以外，还是恭维。这貌似团结了广大作家艺术家，实质上是毒化了文艺生态，很不利于文艺新生力量的崛起和成长。如果文艺批评仅为褒扬和自我褒扬，那么，文艺批评家就很容易只是围绕名家大家旋转，而不是努力发现和推出新人新作。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说：“对前人作品的解读需要一定的防范意识，因为对前人作品一味赞扬会抑制创新，而且不仅仅是出于心理学的原因。”（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出版，第7页。）这就是说，如果当代文艺批评界总是盛行你好我好的相互吹捧，就不可能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艺术进步。因此，文艺批评界对新人多扶持，对名家多批判，是有利于文艺生态健康发展的。《诗刊》即使以推出新人新作为目的，也不是一边倒地吹捧，而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这不但有助于青年诗人清醒认识自己的诗歌创作，而且有助于青年诗人正确把握时代的审美风尚。这将极大地推动当代文艺的有序发展。
四、文艺批评不是圈内的事情，而是社会的事情。文艺批评绝不能局限在狭小圈子内。如果文艺批评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就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真正的文艺争鸣不完全是策划出来的，而是在社会的广泛参与中完成的。因而，文艺争鸣的后续发展尤为重要。如果社会参与文艺争鸣越多，就越容易推进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近两年来，《诗刊》刊登了不少围绕青年诗人诗作的文艺争鸣，但却很少刊登后续的文艺争鸣。如果文艺争鸣大多是编辑策划出来的，而不是诗评家自然碰撞出来的，就很不利于文艺争鸣的后续发展。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正从学习挪移的赶超阶段转向自主创新的创造阶段，正从极少数人的发展转向社会的共同发展。在这种历史转折阶段，新的文艺思想将会不断涌现并与旧的文艺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这种新旧文艺思想的冲突最好是在文艺争鸣中解决。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只有充分开展文艺争鸣，才能激浊扬清，凸显先进的文艺思想的魅力。这不但可以减轻历史的阵痛，而且有利于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但是，当代文艺批评家却很不热心参与文艺争鸣并在这种文艺争鸣中追求客观真理。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即使偶尔出现文艺争鸣，也是在没有充分展开的情况下草草收场。这是极不利于当代文艺批评有序发展的。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艺界为什么出现了大师辈出、群星璀璨的活跃局面？就是因为当时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文艺争鸣。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文艺争鸣中，一个又一个学说涌现出来，一批又一批人才成长起来。因而，《诗刊》组织的文艺争鸣应将刊内与刊外的文艺争鸣结合起来，促进文艺批评的深化。去年下半年，《诗刊》在推动青年诗人余秀华的走红上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