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正月十五，2015年羊年春节宣告结束的日子。就在我们告别又一个春节的时候，故乡、乡愁这个话题再次被沉淀了下来。情愿或不情愿，人们都在品尝、咂摸其中的滋味。
面对乡愁，80后媒体人、作家蔡崇达道“珍惜”，70后大学教授、作家梁鸿说“痛楚”，50后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回味”，乡愁不再单纯是某种遥远的回忆，而是变成了特别现实的问题，它犹如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层次复杂，肌理丰富。
珍惜
和精神后花园深深地呼应
主人公：蔡崇达
年龄： 33岁
家乡：福建晋江东石镇
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蔡崇达抱着女儿跳“火裙”——那是用地瓜藤和干草点燃的小火堆，在闽南的习俗里，意寓用火洗涤掉一年的风尘，干净纯粹地迎接新一年。跳过火堆的那一刻，女儿发出了咯咯的笑声。这笑声，还有金黄色的火苗将蔡崇达引向了儿时，父母也曾抱着他跳“火裙”，他紧紧搂着父母的脖子，就像女儿如今紧紧搂着他一样。小时候唱过的歌谣也涌进脑海：“跳进来，年年发大财；跳出去，无忧又无虑；跳向东，五谷吃不空；跳向西，钱眼滚滚来。”
每个春节蔡崇达都会回到福建晋江东石镇，那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他特意把一年的假期和春节融在一起，在家乡呆的时间竟也长达十几天。回家了，蔡崇达会在老街上自在地逛来逛去，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石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也熟悉他，他的心被妥帖地安放了下来，打拼、理想这些东西被彻底抛在了北京。
今年回家过年，刚开始的那几天蔡崇达感觉到了不同，新出的一本书《皮囊》让他成了名人，凤凰卫视专访了他，家乡人因此从电视里认识了他。正月初一，跟随母亲接连到四座寺庙拜过，每一处都有人认出他，庙里的主持也和他摆谈起佛理人生。还有人纷纷要求合影留念，镜头前，蔡崇达的样子很拘谨，他内心也分明起了挣扎：不对，这不是回家的状态。几次三番下来，他松弛下来，熟悉的回家的感觉才又找了回来。
和儿时记忆一样，蔡崇达的家乡随同岁月的流转，没有什么改变，即便在今天，闽南文化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蔡崇达的堂兄生了一对龙凤胎，过年的时候，就请来戏班子在庙里演高甲戏。走在小街小巷，南音社团每天都会义演，总会不经意从哪儿飘出一阵南音，那是蔡崇达小时候熟悉的腔调。
蔡崇达说，多年来，家乡人其实都在寻求改变，但很奇怪的是，最终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归到了原点。早在1989年的时候，蔡崇达的父亲曾一度要把老家小镇上两百多平方米的老石头房子卖掉，到厦门买一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住，原来他是台湾电视剧看多了，向往过都市生活。当时，蔡崇达和父亲一起来到厦门，看着大片大片望不到尽头的水泥地时，他和父亲都觉得好悲哀，最后回到了家心才稳当。这些年家乡的求变之心依然在进行，比如不少人家一度会在大商场里下馆子，小吃摊受到了冷落。“但那已是两三年前的事儿了。大家后来觉得那里的菜式都是程序化、流水线式的，吃不出格外的滋味，兴趣一过，还是在小摊上吃回了本土味。”蔡崇达说，他每次回家也一定要吃过安海老街上的土笋冻、镇海宫旁边酒楼的白灼虾以及琼珍的牛肉面，回北京才会觉得踏实。“要知道这些路边摊的老板都很傲慢，每天只做几百碗，要一一吃遍还得早起才行。”
细看这些存在，尽管算不上多刻意，但蔡崇达认为，它们依然延续着多年的生命力，应该和宗教文化、家族秩序与那片土地的稳固结合有很大关系。也许正因为这样，每个人自以为要坚持的精神秩序才很难被改变。
春节过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故乡回不去了，回去了，也会觉得很难受。蔡崇达却有自己的想法，“那是因为他要求故乡满足他全部东西，这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蔡崇达认为，80后这代人的很多想法、理念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全球化思维塑造出来的，一个小镇、一个小山村当然无法满足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小到大的精神秩序也是家乡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会把家乡作为我精神的后花园，会和它很好地呼应，会好好地享受这种呼应，而不会苛求家乡无法满足我的部分。”
蔡崇达相信内心安处即为家。要启程从北京回老家，他会很感恩北京，因为北京让他知道，自己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庞大、不安分的理想在北京才有张扬的空间。“但当我觉得累了，我觉得我应该冷静思考的时候，我会暂时回到老家，泡泡茶，聊聊天，想着好吃的，重新整理一下思路。”蔡崇达说，这两个地方都构成了他重要的精神原乡。
蔡崇达在和朋友的聊天中得知，中国新闻圈、文学圈的青壮派，很多都是小镇出身，而且有数据称，现在大城市各领域主力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小镇。“那是因为小镇带给我们浑厚的底蕴，比起一生下来就在城市的孩子，我们有太多他们觉得奇特和不可思议的故事了。”蔡崇达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镇青年的标签贴在他身上令他傲娇。
痛楚
乡愁变成了时代的呕吐物
主人公：梁鸿
年龄：42岁
家乡：河南穰县梁庄
梁鸿刚刚从老家河南穰县梁庄回到北京，她说很累很累，身心俱疲，还病了一场。她对自己说，明年不想再回去了。几乎每年春节过后，她都会重复这句话。
跟随春运大军，梁鸿几经辗转才回到家，还没来得及洗刷掉浑身的劳累，就该过年了。
大年二十九晚上，第二届梁家春晚上演，梁鸿通过微信进行了“直播”。
2010年春节梁家春晚正式诞生，梁鸿的大外甥女、二外甥女、大外甥，三人共同担纲主持、策划，一家老小唱歌又跳舞，还大谈一年心得。本届梁家春晚梁鸿亲自出马，担任总策划，梁鸿10岁的儿子近来对辩论赛突生兴趣，他提议组织一场辩论赛，主题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
春晚现场，梁鸿把大姐夫当年写给大姐的情书找了出来，并当众朗诵，往事如烟，这封情书早已消失在大姐夫的记忆中，最后情书竟呈无人认领状态，结果大姐夫被痛罚三百大元。另一封被翻出来的陈年老信却让大家落泪了，那是二十多年前，梁鸿父亲写给梁鸿大姐的信，“当前你们几个学习都不错，对我的身体健康有百倍的帮助，饭量大增，大感欢心。”梁鸿说，当时她母亲生重病下不了床，家里兄妹六个，日子过得非常辛苦，这封信记录了艰难岁月，也记录了亲情，“正是这种时间的回望，让我们重新回到了家庭最初的命运状态。”
两届春晚相距5年，却让梁鸿品尝到温暖与悲伤的滋味。“只是短短5年，姐姐、妹妹、哥哥、父亲面容变了，时光在流逝，人在老去。”在她看来，这种家庭春晚并不单纯意味着家庭的团聚，也不是单纯制造欢乐气氛，家庭内在的细微层次都在里面呈现，“它令人感伤。”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梁家一家老小到梁鸿母亲坟前扫墓，大家一边和妈妈聊聊天，一边感叹着：“如果妈妈还活着该有多好。”
就像梁家春晚带来的五味杂陈一样，回到儿时生活的村庄，梁鸿同样是五味杂陈的，这样复杂的情感她从未想过掩饰，“其实我特别讨厌谈故乡，谈乡愁，我也不想再发言，我已厌倦这些词语。”她解释，厌倦并不是说她曾经谈过无数次这样的话题，也不是说这些词语不好，而是确实已清晰地看到，所谓故乡，所谓乡愁，变成了时代的呕吐物，它所承载的是时代的负面。这几年，梁鸿连续推出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她对家乡、对村庄有着尖锐的观察和思考，过春节的时候，这样的视角依然存在。
“你回到村庄，看到的是乡村的凌乱：房屋乱盖，坑塘消失，千篇一律的大道，它已经远离那个曾经的‘家’了。”梁鸿说，即便是她曾经上过学的小学校，也历经多次变更，前些年变成了猪圈，而如今又变成了一个建材厂。“它被赋予了另外一种身份，早已不是最初的文化和教育的意义了。”在梁鸿看来，时代的某种潮流，在乡村、在一个小学校打上了深深烙印，而她心中的某一块儿所在也永远失去，不会再回来。
即便是美食，也大多停留在了记忆深处。“回忆会美化食体的味道，另一方面，确实是今天的食材在发生着变化，我再也吃不到童年的美味了。”梁鸿在《我们吴镇》中写的胡辣汤，当年是手工精细的美味，而今却因食材加了大量化学添加剂，口感确实差了很多。而那碗让梁鸿梦中神往的板面，“料、汤都不行了，放下碗就失望顿生。”
即便是过年的风俗在乡村也变成了一个矛盾的存在。“就说走亲戚，我在路上看到有人会拎着快餐面、饼干盒去串门。他们的脸上写着厌倦和不耐烦，我就觉得这样一个样式，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维持下去？”梁鸿说。
更令梁鸿伤痛的是，疾病、遗弃和落败在过节时变得异常刺眼。她看到村子里的老人在城里打工，人老体衰了，回到故乡，悄无声息地等死。还有曾经在城里打拼、梦想满怀的年轻人，却因精神分裂回到了家，被关了起来。他们就像城市不能容纳的“异物”一样，被遗弃在了乡村。
“故乡、乡愁不再是所谓温馨、归家的词语。它太过沉重、太过复杂，你所看到的灰色，像铁一样压在身上，让你难以呼吸。”但梁鸿又认为，人必须让自己有负重，因为只有这种负重，只有去正视这种负重，主动承担这种负重，才可能达到一种青春的状态，尤其对写作者、思考者而言，更是如此。
回味
为回不去的故乡而忧伤
主人公：白烨
年龄：62岁
家乡：陕西黄陵县店头镇
这个春节，白烨留在了北京，没有回到老家陕西黄陵县店头镇曹家峪村过年。尘封在记忆深处的故乡，在这个特别时刻变得鲜明起来。
白烨的父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相继去世，那之后他回家乡的次数就明显减少了。他说，有父母在和没有父母在，是大不一样的。有父母，就会有牵挂；没有父母，就少了牵挂，家乡可回可不回，回也不一定非得过年回。“当然，这背后还有不言而喻的原因，就是家乡变得越来越面目全非，回去之后也很难找到过去的感觉，有时候反倒会让你更加失望，更为不爽。”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白烨回家就发现家乡变化明显加快了：耕地越来越少，厂矿日渐增多，村里有企业了，村民手头富裕了，吃粮吃菜靠买了，窑洞改成小楼了。回村吃饭，村里有营业食堂；吃完了饭，大人小孩就都打麻将，流着鼻涕的小孩也上桌。“我感觉跟过去相比，明显觉得多了一些什么，又少了一些什么。原有家乡的风光不再，早年的家乡风味越来越淡漠。这无形中让人感到了某种遗憾与惆怅。”白烨说，今后会怎么样，不得而知。但他知道，想看的东西没有了，看到的又是不想去看的。
最美的吃食和风俗在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白烨记得，小时候在家过年，印象深刻的是吃各种好吃的：饺子、花卷、油坨坨、黄馍馍；还有贴窗花，贴年画，贴对联。临近过年，家家都要把窑洞打扫一新，给窗户贴上剪纸画，两扇门贴上门神，贴上找人现写的对联，里外有焕然一新的感觉。那时候的年画，从形象到内容，多是古代人物、历史故事，“三国”、“说唐”、“水浒”、“西游”等，能使初通文墨的他从中知道一些历史故事和传奇人物，也相当于艺术欣赏、文学熏陶和文化启蒙。
更有庄重而神圣的时刻，令白烨回想千百回。除夕那天的傍晚，孩子都要随大人们去上坟——爷爷或奶奶的坟墓，上坟时要点燃用萝卜做成的油灯，带上几样食品，还有酒什么的，在坟头磕头祭奠。白烨说，这种祭拜活动也使他开始知道，亲人中有在世的，也有不在世的。在这块土地上，住了活着的我们，还埋着逝去的亲人。
“对我而言，现实的故乡已远离原有的故乡，而令我魂牵梦绕的，还是原来的故乡，总是记忆中的样子。我愿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在回望中去精神徜徉，在回味中去情感还乡。”白烨如此感叹。
白烨从小养成的饮食嗜好，已成为无意识的生活习惯，永远都不可能更变，就是爱吃面食，尤其是陕西风味的油泼面、臊子面、浆水面等，他有时候做梦都在吃油泼面。白烨别的饭不会做，但学会了擀面，就是因为要解决自己饮食上的嗜好。也因为这个原因，他特别怕出国，有一年去加拿大呆了一个月，到处都找不到面吃，只好到越南河粉饭馆，要上一碗越南河粉，加上辣椒和白醋，权当是在吃面。“以前，北京没有什么陕西面馆，现在越来越多了，我家附近有家‘秦唐府’，想吃面了，就去吃一碗油泼面，过过瘾，解解馋。”
“乡愁之于我，除去是不可泯灭的记忆，还是乡音的潜伏与缭绕，乡味的坚持与缠绕。”白烨平常都说普通话，一旦有机会，就想说乡音。
白烨认定，无面不欢和乡音潜伏这两点，属于基因性质的习惯与遗传，实际上就是以有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无形文化根性与精神脐带。好像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但又脱不了，离不开。
“时常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袭来，为家乡该变的和不该变的都一同变了而忧伤，它变得幅度过大，速度过快。”白烨说。
观点
你患了乡愁综合症？
春节期间，一篇《博士春节返乡笔记》在微信朋友圈热传，知识无力感、面对乡村问题的无力感，彻底淹没掉了家乡的朵朵白云、缕缕炊烟、门前小溪那样的老式乡愁。随后，无数个博士返乡笔记也纷纷出炉。突然之间，人们的乡愁呈现出如此多元的样貌，乡愁变得沉重不堪。
眼见此景，文化学者朱大可给出了“私家诊断”——中国人患了乡愁综合症：怀乡，促使你回家，但回家之后，又感到一切都变样了。他说，这是人与家园在个人经验层面上的破裂，而本质上是身份的丢失。“乡愁者在都市和故乡，都无法找到或召回自己的理想身份。正是这种身份遗失，制造了令人感伤的双重疏隔：人与大都市有疏隔感，因为你不是这个都市的主人；人与故乡又有疏隔感，因为这个故乡不再认你为自己的乡人。”其实，这前一种经验在艾略特《荒原》里也有透彻表达。而后一种经验，在贺知章《回乡偶书》里有经典描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在社会学家眼中，他们将此情景解释为新媳妇之“欲迎还拒”现象。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在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大多数乡村已经变了样，曾经有过乡土生活经历的人会产生阵痛，他们对旧的生活方式还很留恋，但新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出来。于是，他们如同刚过门的新媳妇一样，一方面对新生活很欣喜，另一方面面对变化又很纠结。所谓乡愁抹不去，乡愁又回不去。
谁都明白，世事哪儿有不变之理？“明清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唐宋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呀！”作家郭文斌说，其实，在剧烈的乡村生活之变中，不会片甲不留，一种精神被一代代传承下来，那就是在朴素的生活方式中去体味最盛大的生命快乐；在安详中体会天地之大美，体会乡土带给人的温馨、温度。有这样的心性在，即便是住在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即便是过着最简单的日子，乡愁也被保留下来了。否则的话，即便住在乡村，也相当于没有进入乡土情境。
尽管乡愁不再抒情，它已变成一种现实的存在，但谁也不会否认，乡愁永远不会离我们远去，它会伴随我们终生。
而留住乡愁、保护乡愁一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就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所言，“传统的、原住民的、乡村的文化和精神，绝不是抽象的文化和精神，而是跟地方、乡村的日常生活方式、制度、习俗连在一起的，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东西。”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