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文学批评家李敬泽无意中看到一篇《路遥的自我意识与写作姿态》，不觉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学院派批评！”随后在一次会议上两人相识，当文弱秀气的杨庆祥出现在李敬泽面前时，李敬泽甚是吃惊：“庆祥，看你文章的气势，你该是个彪形大汉，没想到是这样子！”
杨庆祥，正版“80后”，生于盛产批评家和诗人、文脉之气繁盛的安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人大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唯一的“80后”批评家，出版专著、诗集、选编文集八种，可谓成果丰硕。其实，杨庆祥诗人之名早于批评家之名，但批评之名太盛，掩盖了诗人之象。杨庆祥的批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一是纯粹学院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主要以1980年代文学为中心辐射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二是现场意义上的文学/文化批评，主要批评对象是当下最新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近年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关注颇多；三是诗歌研究，杨庆祥自11岁写诗，对当代诗歌创作较为熟悉，其硕士论文就是研究第三代诗歌。当然若做延伸，将批评实践算为批评理念的具体化，那就有第四块，即直接介入当下的文学生产和评论。杨庆祥自2013年起以人大为主体，联合北大、北师大的在读硕士、博士以及在评论界有影响的年轻批评家、作家构建起了“联合文学课堂”。“课堂”主要研读当下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目的是关注当下写作，建构有效阅读，在业内影响甚大。
从杨庆祥的学术之路看，他总是独具洞眼，也一直是在做更具批评深度的“人”的批评。尤其是2013年发表在《今天》杂志“秋季号”上的《“80后”，怎么办？》，把自己的生命状态，写进了文学、文化的思考里面。他以为，当代文学批评之所以立不起来，核心问题是，批评没有去主动地发现有独立人格和有独立精神指向的作家。杨庆祥作为年轻的批评家，能迅速在文坛崛起，根本的，我以为还是他能够更为切实深入地关注人，将自己的生命的实感，融入到了对文学的理解。
现实状态：“进城”的震撼
2004年9月，杨庆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刚入北京，就为帝都的庄严、辽阔所深深震撼。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体验。这让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代际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进城”构成了一种现代的“震惊”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城市的物质繁荣，而是这种物质化背后的人与人的“区隔”。杨庆祥发出了“我和你们生活得如此不同”的感慨。在巨大的现实和人生的分化面前，杨庆祥自觉将自己划入了“失败者”的行列。
在人大六年间，杨庆祥的“失败者”定位，或许更多地还是自我意识层面。直到2009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失去学院“庇护”的杨庆祥，在物质条件上真切地感受到了失败者的日常经验。从2009年7月博士毕业至2011年2月，在短短18个月的时间内，杨庆祥被迫换了3次房，不仅租金昂贵，而且居住条件极差。杨庆祥详细写了第二次租住房屋的情况———“大约12平方米，没有厨房，但有单独的洗澡间和卫生间，月租1000元。”“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起来，成为我每天晚上的必备功课。”一切感受都源于自己的生活，有血肉体验的生活。
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是依据自己的生活实感和直接体验写成的接地大作。他的学术研究，也是有血肉的，和“人”的生命连在一起。在“50后”、“60后”作家那里，我们很少看到作家的眼泪，作家的情绪，作家的尴尬，在杨庆祥这里，我们看到他最最真实的生活。顾随说，中国文学缺少“生的色彩”。杨庆祥的文章如此有力，就是因为他写出了自己“生的色彩”。
精神状态：理性与敏感并存
杨庆祥大学本科阶段，沉浸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叔本华的《作为表象与意志的世界》 等西方哲学之中，文学书籍也主要以西方为主，沉迷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波德莱尔、昆德拉等大师作品。2004年到程光炜门下，开始严格的学术训练。阅读也开始面宽且杂，但内在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促使他思考自身、思考社会现实并为自己的学术构建寻找出路。从杨庆祥的文章和与他的交谈中，还总是出现一个人———李陀。这种“30后”（李陀生于1939年）和“80后”之间的隔代文脉传承，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尤为难能可贵。
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时，杨庆祥比较客观理性，是以“知识考古”的方式，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从经典著作、文学期刊、各种思潮和时间中，走进八十年代。他的理性还表现在他对同代人写作的鼓励和警惕上。面对文坛一窝蜂地颂扬“80后写作”，杨庆祥没有盲从。他认为，不能夸大“80后写作”“承前启后”的功能，相对于前面几代人，“80后”并无任何“优先权”，它所处的历史坐标不应该被预设，恰好是它必须通过有效的写作为自己构建确实的历史坐标，否则它将会像历史上曾经的“流行文学”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深渊里无声无息。
在诗歌里，庆祥精神上的敏感与激情和现实中的尴尬与浪漫，以及迷茫，对生命的质问等，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的诗歌形式独特，善于通过隐秘的物象表达复杂的现代经验，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比如他那首在网络上流传的《与祖国书》
文学状态：回到历史现场
杨庆祥对当下文学的批评，很多时候聚焦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他认为“80后”缺乏历史感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我们成长期（1980-2009年），实际上是中国变化最激烈的一段时期，而我们的历史教育并没有及时回应这些问题，我们的历史教育缺乏现场感。第二，从个人而言，在20岁前，基本上远离历史现场。在杨庆祥看来，不同的经验会催生出不同的历史意识。而这种历史意识的呈现，需要契机，需要不同元素的激烈碰撞。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80后”这一代人，并不是缺少历史感的一代，而是缺少这种契机，缺少意识到这种契机的意识。杨庆祥由此羡慕“50后”，觉得“50后”参与了历史的建构。
在杨庆祥看来，“80后”和历史之间可能是相互的张望———历史的张望———摸不到对方，不知对方是干吗的，互相调情，都触摸不到对方。“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两者没有互动。依据杨庆祥的划分，“80后”被定为“小资产阶级”。但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杨庆祥是持续批判的。在杨庆祥诸多文章中，经常出现“小资产阶级写作”、“泛小资产阶级化”以及“伪中产阶级写作”这些概念。在杨庆祥看来，小资产阶级是“80后”的救命稻草，但在世界资本和官僚权贵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只有“失败”的道路可选择。在张悦然的《家》里，杨庆祥敏锐地发现了张悦然笔下的裘洛和井宇作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幻灭和新生。通过对北岛《波动》的分析，杨庆祥认为，肖凌所代表的小资时代已经死去了，但我们真正渴望的小资时代并没有如期来临。也许只有再经过一个死去了的小资时代，历史才会在反复中呈现新的转机。
那么，“80后”要如何抵抗历史虚无主义，重构自己的历史主体呢？针对韩寒以文学的方式抵抗，杨庆祥却认为，韩寒的抵抗是无效的，是假面的抵抗。在杨庆祥看来，韩寒是在反对体制和不公，但实际上他只是在和体制“调情”，在“不能说”和“能说”之间找到一条安全道路，没有真正的抵抗。
在今天这样一个“难以找到革命的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无法说服更多人的前提下，什么样的抵抗才是真实的、有力的抵抗呢？杨庆祥给出的答案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实践，唯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阶级，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
杨庆祥的文学状态，还有其重要的一块，那就是对当下写作和批评标准的构建。在杨庆祥看来，中国当下的文学写作，尤其是小说的写作，恰好不关心当下生活。针对当下批评乱象，杨庆祥提出，要建立根本的评价标准，即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和书写了其时其地的“个人”和“人性”，这才是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应该秉持的根本标准。
从杨庆祥的评价标准看，有两点特别有价值，一是杨庆祥对现当代写作者喜欢不断地制造历史从“当下”开始，不断制造断裂后的新起点的宿命修辞策略持否定态度。这体现了杨庆祥的历史观和评价观，也是杨庆祥在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抵抗。二是杨庆祥一直关注的是人，“个人”“人性”，这恰恰是当代文学批评的缺失，杨庆祥的批评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他自始至终坚持着对人的关注和挖掘。
杨庆祥的复杂面向非一文难以穷尽，2014年10月底，我曾到北京参加过一次他主持的“联合文学课堂”，亲自感受了他的出色，他的气场。他确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有实力、也最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批评家。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