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一些著名作家纷纷到高校任教、做教授，曾引发文坛关注。而今，“写而优则导”却正在成为很多作家的选择，这些作家纷纷转行或转变文化身份闯进影视圈、干起了导演这一行，这似乎正在成为文坛上新的风气。
作家韩寒导演的《后会无期》7月24日上映，女作家权聆也变身导演，她执导的银幕处女作《忘了去懂你》定档8月29日，这是改编自她的2008年创作的小说。青春作家代表人物郭敬明自从进入电影圈，已一发不可收，继拍摄《小时代》后，再次执导的《小时代3》也已上映。而随着这种作家跨界热，作家刘震云将首次参加电视综艺节目，亮相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第三季，与濮存昕、于丹一起当“汉字先生”。
此外，这些作家的跨界还有更多的选择。郭敬明很早便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不断推出青春文学新秀，策划出版图书和杂志。韩寒同样没闲着，主编电子读物《ONE·一个》，果麦文化的“ONE·一个”书系已经推出了三本实体书，这些书打着韩寒主编的旗号，收录有韩寒的文章，但看不出太明显的韩寒烙印。
作家热衷跨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作家们都去当导演了，演员们只好来写书”，“这是文学的冒险还是无利不起早的资本游戏”，“作家副业这么多，谁来写长篇？”这些作家从事副业，多方追求自身的文化效益，文化行为上的功利主义似乎是必然的选择。这应该是这些作家跨界的一种主要驱动。
作家“跨界”，我们应看到这给作家带来了更多的机遇，能够让作家充分发挥自我的创造力、主体的价值和多方面的才能，但同样这也给作家带来了挑战，提出了考验。这些作家可谓多管齐下，全面发展，最大限度地创造自己的价值，文化身份也有了多种，但是在作家的这些多重身份中，他们的“作家”的身份标记却是日渐模糊、淡薄，这自然让人疑惑，甚至让人渐渐忘记了他们仍然戴着“作家”这个桂冠。
近日在香港书展上，作家蒋方舟谈到“大陆作家的奢侈与困境”，大陆作家发展潜力很大，她把这些有利条件归纳为“作家的奢侈”，包括物质条件上、文化氛围上，以及创作题材上等。不过，空间虽大，然而挑战也都不少，“否则拥有那么多的幸运，为何我们仍然不是处于创作上的丰年？”
无论是文化评论认为的“作家们都去当导演了，演员们只好来写书”，还是蒋方舟的困惑，“拥有那么多的幸运，为何我们仍然不是处于创作上的丰年？”这说明，作家“跨界”，尽管能够获得更多的文化选择，却在文学写作本体方面缺失了更多机会；“跨界”的作家，或许能获取多方面的文化利益，而文学的贡献和影响力却是愈来愈小，相反，他们仅仅依靠一些文娱事件来制造“影响”和吸引“眼球”。所以，面对着文化娱乐消费大潮带来的诱惑，文化利益的冲动，这都会使作家面临着抉择，选择自己的文化行为和准则：跨界还是坚守。
这使笔者想到严歌苓文学写作出版情况。继今年年初推出《妈阁是座城》后，严歌苓的新作《老师好美》又即将上市。现在，严歌苓的每一本新小说一经出版便被影视剧公司哄抢、改编，甚至小说只有一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被买走版权。面对很多作家华丽转身纷纷“跨界”，严歌苓却是选择文学的坚守。严歌苓说，她“每天坐在桌前写作，靠的是铁一般的意志”，而“过多社会活动会谋杀人的创作力”。她不希望影视改编她的作品打乱她的文学写作生活，“要捍卫自己的写作环境”。媒体赞扬说，“严歌苓主要作用是励志，严老师就像一个空降部队，她先出去采访采风，回到家进行严格的写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写三千字。完成之后，她就飞到北京来，空运很多大耳光给我们，提醒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我们的时间、生活过得很没有意义。”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女作家在这个浮躁焦虑的时代，所具有的坚守的精神姿态，面对种种欲望和诱惑时表现出来的静默而坚定的灵魂。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