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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散文”这一文体的出现和形成，是以1992年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为标志的。很显然，文化散文的关键词有三个：1990年代、余秋雨、文化苦旅。

　　无论后来的人们怎样质疑，甚至贬损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说他煽情、沦为文化消费品也好，说他不严谨、知识错误百出也好，抑或说他虚伪、虚荣、投机也好，但有一个事实确凿无疑：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对中国散文文体的拓展和散文表达模式的突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很多《文化苦旅》的质疑者、评论者和模仿者会成为过眼云烟，但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以及因之而诞生的“文化散文”这一概念，却不会消散。

　　距离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散文热潮———写的热潮和争论的热潮——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在散文写作波澜不惊的今天，再一次回眸那场热潮，以及盘点继余秋雨之后的文化散文创作实绩，重新审视文化散文，我们有了一个更为明晰和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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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散文不是一个大箩筐，不适合什么都往里边装。因为我们无论是谈论文化散文还是写作文化散文，这一话题和文体的价值都是基于两点：一点是题材与表达模式。文化散文是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另一点是写作方式。文化散文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所以说，如果将文化散文的边界无限泛化，会导致文化散文自身价值的泛化。文化是个大词，吃喝拉撒玩都是文化，但不是写吃喝拉撒玩的散文都是文化散文，我们更愿意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散文。事实上，人们对文化散文的认识一直也是限于此。文化散文并不等于学者散文，写文化散文的有学者也有非学者，学者写的散文并非都是文化散文。这一点必需廓清。

　　文化散文是散文从审美趣味过渡到审智趣味之间的一座桥梁。当下散文变得很知性、智性，抒情已退到一旁，独有的见识、经验、知识成为散文的“主打”内容。文化散文至今仍有广泛市场，是因为文化散文仍是普通读者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二十多年前，余秋雨让文化散文“红”遍全中国，“红”的原因之一是余秋雨用“余式风格”话语——情绪充沛、表达文雅——为国人补上了“历史文化”一课，人们突然发现那些僵硬的历史文化，原来也可以如此生动、也可以如此感染人，同时人们也发现散文可以如此知性、如此厚重。文化散文一度作为“精神营养品”，老少皆宜，滋补了他们贫瘠的精神世界。到今天，文化散文仍有巨大的读者市场，吸引读者的还是那些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历史文化知识，只不过这些历史文化知识已经细化到中国文化的边边角角了。文化散文以其知性和感性的美妙结合，成为人们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亲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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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读者便有创作。如今，究竟有多少人走在“文化散文”写作的道路上，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应该不是个小数字。有写散文者，或许百分之六十都有为之。但是自余秋雨之后，又有多少人、多少作品脱颖而出，扬名文坛呢？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这样一些作品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夏坚勇《湮没的辉煌》、南帆《辛亥年的枪声》、曾纪鑫《一个人能够走多远》、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祝勇《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朱以撒《古典幽梦》、任蒙《反读五千年》等，这些都称得上是出色的文化散文集。当然，这些并不逊色或者稍有逊色于余秋雨　《文化苦旅》的文字，他们的影响力并没有超越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原因也很简单，发现新大陆者比建设新大陆者名声更远，这就是开创、原创的力量。

　　大受写作者青睐的文化散文，其作品数量汗牛充栋，其水平也是有上、中、下品之分。上品者，疼痛，能写出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对灵魂的考问，透出某种现实性的疼痛感，文字优雅大气、才华横溢；中品者，深刻，对历史文化的追溯过程引人思索，叙述视野开阔，对某些历史文化点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表达；下品者，展示，把历史文化变成故事的演绎，知识的展示，作者沦为“文抄公”、“说书人”，语言也缺乏一些感染力，历史文化有了，文学没了。反观二十多年来文化散文的写作实绩，上品者不多，估占百分之一；中品者有一些，估占百分之十；下品者众多，估占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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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散文从出现到热潮到归于平静，经历了自己该经历的命运，当年的新文体也成为旧文体了。任何一种文体总处于变化之中，任何一种文体都是开放的文体，文化散文也是如此，它终究会变成什么，只有时间会知道。

　　2014年3月，时隔22年之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重新出版，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删补，新增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的篇幅，对旧有的文字也作适当修订。《文化苦旅》印了多少册已经无法统计，一些读书的朋友表示会买一本新版　《文化苦旅》来做纪念，毕竟这本书曾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散文时代。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