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审委员会名誉主席李玉祥、主席周闻道，评审专家孙绍振、丁帆、周伦佑、刘亮程、范培松、陈剑晖，获奖作者许知远、毕飞宇、塞壬、刘醒龙、詹谷丰、贾梦玮、张新颖、纳兰妙殊等以及多家新闻媒体出席了颁奖典礼，与许知远并列获本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老作家王鼎钧因为年事已高没能到会，他专门录制了视频，向评委会表达谢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丛书也在颁奖会上举行了首发式和赠书仪式。
在场主义散文奖迄今已举办了五届，它所提倡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发现性、自由性”的散文精神和维度也在五年评奖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和确立，也越来越得到作家的认同。王鼎钧感佩评委会对于他写作小人物的认可：“我是作家，写的是人间的小人物，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文学，必须被人承认是文学，只有在文学作品里面，小人物才有空间，才有生命，才会受到天下后世的关怀，这样一部作品才有价值。”提名奖获得者毕飞宇则表明了这个奖项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担当的意义：“我很喜欢在场主义这个奖项。因为它洋溢着知识分子的趣味，尽管当今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不再让人喜爱，但它依然意味着担当与批判、文化的未来、文明的未来，希望这个奖项日后不要被江湖气影响。”
“散文性”和“在场性”作为在场主义散文最重要的两个价值尺度，成为每一届评奖的标准和依据。如何将深邃、厚重的思想与散文文体艺术特征相结合，兼具散文文体的特性和对社会现实、责任的担当？当下的散文文体应该如何界定？散文的理论是否又真的建立起来了？这是在场主义散文奖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在场主义散文叙事的特点”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与作家共同探讨了当下散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审智’是当下散文最应该具备的特质”
自“五四”时期周作人反对“文以载道”、讲究散文的性灵和个性以来，叙事和抒情成为中国散文发展的两个方向，然而散文文体是否就只能作为单纯的审美和叙事？它是否应该对历史、社会、当下有更多的承担？这正是在场主义散文奖在评选过程中努力厘清的问题。
“从历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评选结果看，单纯的小品文、以叙事和抒情为主的美文，几乎在第一轮、第二轮评选中就被淘汰掉。这反映出在在场写作观念的推动下，散文审美趋向正在发生改变———由‘小品’转向‘大品’，由个人转向社会，由内心世界转向时代担当。”评委孙绍振的一番话，指出了在场主义散文奖倡导的散文写作方向。
“散文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只用情感审美来解释不够了，散文要‘审智’，也就是说散文要有很大智慧的思想容量。”孙绍振将“审智”作为当下散文最应该具备的特质，好的散文，“不仅在场，而且在场的历史深度、思想容量、表现的手法以及语言的精粹，都应该各有所长”。
强调散文的思想力度是否会削弱散文本身的审美性？这是评委陈剑晖所担忧的。“在场主义比较强调精神性，强调民间的立场，强调批判性，但我觉得在审美方面还是要考虑一下，否则，我们在场主义的‘散文性’恐怕就会落空了。”作家刘亮程也由此忧虑：“假如我们不保留散文性和文学性，仅仅是一种现在看起来很有价值的批判精神，过了几年，我们看都不想看这样的东西，那么，在场主义的‘场’在哪儿？我们是不是已经在错‘场’？”
对此，评委丁帆持不同意见：“如果当下的我们连史料都不了解，就对文学性进行琢磨，那是很可悲的。所以，在场主义散文的思想性比精致的意义要大。”他认为，在场主义的立场是独立的价值判断，是引导整个文学走向，“我们不希望搞一个框架把散文框住”。
评委周闻道则用在场主义散文奖设立最初的旗帜来重申这一观点：“在场主义散文最初树立的旗帜早已明确了‘在场性’和‘散文性’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能够把散文性与在场精神融合得非常好的，那是最好的，是我们追求的一种艺术高线。但现实中往往又不可能要求每部书、每篇文章都能做到。那么，当两者间存在一定距离的时候怎么办？我个人更倾向于社会的意义、精神的意义、时代的担当大于文本的意义。”他表示，考察每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就会发现没有哪一篇是完全没有散文性的，“只是有的作品‘散文性’更鲜明、更强一点，有的作品‘在场精神’相对更强一点”。
作家毕飞宇的散文阅读审美与此不谋而合。“那些所谓的散文名家的散文，我都不看的；那些过于抒情的散文，我也不看的。我喜欢看谁的散文呢？如果叫散文的话，我喜欢哲学家的散文、学者的散文、教授的散文。”对毕飞宇而言，这些人写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散文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读物里充满了自信、理性，有逻辑、有知识梳理，当然也有情感。“这样的文字读了以后，对我的精神上能产生很多共鸣和引导。至于我一个五十岁不年轻的男人，是不是还需要每天让自己沉浸在那样的情感里，对我来讲，真的是不重要，我只要情感不枯竭，无论是作为一个读者，还是一个写作者，就可以了。”
“散文文体应当具有更大的广阔性”
“散文”作为由古代延续至今的概念，它的文体特征究竟该如何界定？从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转变时建立的叙事和抒情两大系统，在应对当下的历史、社会、思想时，是否还可以一成不变？原有的散文文体是否能够包孕如此巨大的内涵？散文文体的界限是否应该有新的延展？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当下的散文作者。
“我觉得当前散文创作的成就可能是被我们低估了，被低估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东西都没被我们当成散文来看。”复旦大学教授、作家张新颖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如果我们把散文的视野放开一点的话，会看到很多很好的东西，它们从文体上来说不能叫做‘小说’，不能叫做‘诗歌’，也不叫做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个‘散文’，但实际上，找来找去还可能只好把它放到散文里去。”他说。
“散文具有自己的广阔性”，本报副主编、作家陆梅对此表示认同，散文文体的实践应该具有更大的丰富性，非虚构或许是一种可行的发展方向，“比如说公文———现在有很多的应用文、论文也有写成很漂亮的文字，这是虚构之外的非虚构的广阔性。事实上公文也好，论文也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了你思想的撞击，给了你粗粝时代足够打动你的生命体验”。
评委陈剑晖则认为，散文文体需要边界，“现在的散文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其实是无边际的散文，这就回到了古代杂文学的时代。这些年来，散文过分地强调无边性，所以导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散文，包括披头散发的散文，散文就变成了原生态的东西。原生态是好的，但把所有东西统统作为散文，这是不好的”。
在《天涯》杂志主编王雁翎看来，陈剑辉强调的是非常狭义的散文概念，她更主张散文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体，“从中国文学的传统来讲，所有的文章，除了韵文（除了诗歌、诗词曲赋）之外的都是散文”。她提到，《天涯》杂志开设了“民间语言”的栏目，发表了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讲话，“我们当时设立这个栏目，更多的是想给作家们提供原生态的民间语言的宝库，但这些讲话之中的一些文章恰恰是很好的散文，所以对于散文文体而言这其实也是一种拓宽”。作家王龙认为，散文可以跨文体、跨门类，向纪录片、电影、话剧等学习，“在更大的坐标上来构建我们的现代散文，不要自我设限、画地为牢设置很多框架”。
评委周伦佑表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等，散文的文体其实轮廓已经清晰了，无论广义散文还是狭义散文，都从属于散文的范畴，每个人的写作实际是在这个文体之内的语体区分。“写作方面，除了文体的划分，还应该有语体的划分。作家个人实际上关注的是语体，而不是文体———文体早就存在了。语体和风格相关，每个人选择的语体和他形成的语体实际上就是他的风格。在散文这个文体里，作家要追求的，就是寻找他的语体，通过个人的语体形成一种个人的表述风格。”
“散文理论正处在积蓄的过程”
自“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发展已经历经了100多个年头，尽管周作人提出“美文”的概念及审美趋向，近年来也有关于散文写作风格、文体特征的文章探讨，然而相较于小说、诗歌理论的系统建立和丰厚成果，散文理论似乎至今还未建立。当下的散文理论究竟该如何建构？
“从‘五四’以来，散文一直没有诸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派’、‘后现代’等等主义，原因是，西方没有一个文体叫‘散文’，只有‘随笔’，‘小品文’，所以我们没有多少西方的流派或宣言追逐。”孙绍振解释了散文理论难以建构的原因，但他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契机，“我们关起门来发展‘大散文’，有中国的山水，有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中华民族心灵的灾难和复苏”。他认为散文理论应该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提升出来，“有朝一日，我们真正把它写成中国时代的文体潮流，中国的智慧、政治、文化、语言，尤其是中国百年来的兴衰史，在散文里得到丰富的发展”。
“正是因为散文没有什么理论，当代的散文才会出现一些令我们惊异的东西，散文也发展得比较好。”张新颖则表示，散文没有理论或许反而是一种优势，“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经过这么多年，脑子里不由自主地会建立一些文学观念，比如关于小说的观念，关于诗歌的观念，我们可以一眼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叫小说，但我们没办法一眼判断是不是叫散文，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在面对看上去不是散文的‘散文’时，可能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在张新颖看来，散文没有理论让许多书写成为了可能，“十年、二十年以来的中国人，如果我们是诚实地、诚恳地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多的实感经验，这些实感经验有可能被我们教化的文学观念排斥在其他文类的写作之外，但散文没有理论，这些被别的文类排斥的我们置身于社会当中的切身感受，可以进入到广义的散文写作里面，这是散文很能够抓住我们的一个原因”。
“散文理论的结构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评委范培松认为散文理论仍然是一个积蓄的过程。那如果散文理论没有建立，如何评判一篇散文的好坏？他认为标准是“有味”，即是周作人散文的“简单味”和“涩味”，将人生的真实呈现出来。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