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

于坚

　　近日，“中国诗集·全国诗人笔会”在重庆开幕。诗人于坚、臧棣、董继平、李笠、等50余位诗人和评论家应邀出席。此外，“第三届红岩文学颁奖仪式”活动也将在此之间举行。在启动仪式上，第三届红岩文学奖各大奖项也终于颁出。红岩文学杂志社主编刘阳宣读了获奖名单。其中于坚的《闲逛集》获得散文随笔奖，于坚在获奖之后感慨，“作为红岩杂志的作者我深感自豪。”

　　能在重庆这座“诗歌重镇”参与这样一次诗歌的盛会，现场不少诗人也纷纷表示机会难得。第三代诗歌“莽汉诗派”发起者、诗人李亚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诗人笔会把朦胧诗之后形成的各个流派的原创诗人都一网打尽，诗会的质量在全国看来也是非常高的。诗人的聚会从古至今都有，以往叫雅聚，大家在这种环境下讨论各自对诗歌的观点，对诗歌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全球语境下中国诗歌原创力

　　在随后名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原创力”的研讨会上，诗人和评论家展开了“唇枪舌剑”式的讨论

　　董继平（诗人、诗歌翻译家）：“全球化在诗歌中应该是指普遍、通用、万能。这就是说只有这样诗歌才能超越语言本身的限制，获得更广的流通。全球化语境就是不需要翻译读者就会被感动。只要诗意永恒，任何人都能领悟。”

　　李笠（诗歌翻译家、诗人）：“诗歌的原创力来自生活，来自对生活、生命的敬畏，它是个人特点和全球化语境的混合。”

　　于坚（诗人）：“广义上的全球化可以说把人类带到了一个物质的幻境中。我们现在置身在一个和西方差不多的环境里，但每个诗人的名字、用于创作的汉字又是源自老祖宗使用过的语言。我觉得汉语就是我们中国诗歌天生的原创力。”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诗人）：“在座的很多诗人都已经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可以这么说，中国诗人是应当有自信的。”

　　柏桦（诗人）：“诗歌其实是没有一个全球化标准的，每个人的诗都有各自的标准。只有我们锤炼我们的词法、语法、文法，怎么用词好，怎么表述好，怎么营造意境好，才能最终体现原创力。”

　　邱正伦（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诗人）：“今天的话题是对中国诗人身份的思考。中国诗歌的身份无法离开全球化来谈。我们的语言本身就带有原创性。汉语本身就带有诗性、形象性。我们的原创力就是从汉语中产生的。”

　　诗歌为何容易陷入话题

　　近年来，诗歌出现在大众话题中，大多是因为新闻事件。从赵丽华的“梨花诗”，到近日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批评诗人柳忠秧，称其鲁奖参评作品《岭南歌》为“中国文学史难得、世界文学史罕见”。诗歌为何容易陷入话题？现在的诗歌处境是不是很困难？围绕这些热点话题，参加诗人笔会的部分诗人说出了各自的观点。

　　宗仁发：走向诗意的故乡才能找到精神的寄托

　　昨日上午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原创力”研讨会，《作家》杂志的主编、诗人宗仁发是主持人。因此他在会上发表的意见不多，仅有的数句也在强调大家创作应该更多地关注作家的家乡。

　　接受记者专访时，宗仁发对此作了解释：“研讨会的主题很宏大，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从个人基点出发。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有走向故乡、对自己记忆的回溯才能找到精神的依托。”宗仁发说，每个人对故乡的理解和记忆是和个人经验紧密联系的，“它不依赖概念，不依赖外面移植过来的观点。这是我觉得比较持久的写作资源。”但“在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诗意的故乡正在消失”。在宗仁发看来，现在城市同质化肯定会让文学创作者的记忆越来越相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停下来想一想。”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直指诗人柳忠秧靠关系获得鲁迅文学奖推荐资格，对于此事，宗仁发称自己也留意到了。“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确有发生。本来文学作品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每次评奖都有遗憾。这其中还是应该以作品本身的质量为准。”宗仁发说，当然这也不能说就是中国文学评奖惯有的潜规则。“总体来说鲁奖还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学水平的。”[NextPage]

　　李亚伟： 诗人是一种生活方式

　　“诗歌的环境大不同了，即使现在心中仍有批判的热情，也会考虑用更温和的方式来表达，而不是一味在写作中宣泄。”诗人李亚伟说，自己现在最大的生活追求就是“好耍”，“我经营餐馆，中间也会抽出一两年整块的时间找个地方专心写作。做餐馆既能满足我的好吃又能挣钱，还能呼朋引伴海吃神聊，写作能让我保持积极的思考，这两件事我都觉得‘好耍’，愿意一直干下去。”

　　即使31年前就以《中文系》名动诗坛，李亚伟至今仍对“诗人”名号持保留意见。“诗人不是一个确定的身份，而更近于指称一种生活方式，只要生活得有诗意，哪怕你不写诗也可以成为诗人。”

　　至于当代诗坛的各种现象，李亚伟认为存在即合理，“‘梨花体’是不是诗歌？我觉得不可言之过早，她只是把西方白话写生活的手法运用到中文诗歌创作中，至少从诗学探索的角度讲，开阔国人眼界，是有一定意义的。”谈及方方炮轰诗人走关系参评鲁迅文学奖一事，李亚伟笑了：“因为体制内的诗人需要这些东西。”

　　聊起重庆诗歌生态时，这位混在成都的重庆崽儿叹口气：“客观说，重庆比不上成都。”他认为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直辖前诗人文化人都向省会集中，不过现在重庆诗歌发展也很快。”李亚伟承认诗歌在市民社会中的影响力在衰减，却对此并不担心，“诗歌与大众永远有隔阂，创作时不需要人知道，时间长了自然会得到检验，这很正常。”

　　臧棣：诗歌是人生命中最基本的欲求

　　目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诗人臧棣，在研讨会上算是同其他诗人争论较为激烈的。在他看来，汉语给中国诗歌作品带来的优势可能是一个幻觉。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原创力是暗含了西方的观念和标准的，在西方语境和他们交流中，才会刻意去凸显原创性。”臧棣说，这样的讨论却可以用来反思中国诗人和诗歌自己的问题。“在排除了一些焦虑后，我们可以反思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可以激活一些我们之前太不强调的创造力。”

　　臧棣说，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不乏原创，“像天人合一的意境都是原创的，只是没有进行现代化的转化。”

　　当提到诗歌逐渐式微、大众接受度也越来越低的现状时，臧棣直言：“导致这样的情况，诗人和大众都有问题。其实诗歌是人生命中最基本的欲求，这是无所谓大众、小众的。”他表示，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中对诗歌辨认概念的解释走入了偏差，才导致了诗歌越来越小众的印象以及同大众的对立。“我觉得好诗人的作品，应该能吸引更多人进入这个领域。”

　　臧棣解释：“可能现在我们在有些诗歌观念上太僵化了一点，缺少灵活性。诗人是有责任培养诗歌文化氛围的。”同时，在他看来，现在写诗的人其实并未比以往明显减少，“现在发表诗歌的途径比20多年前多很多。反正我身边是已经有写诗写得相当不错的90后了。”

　　李笠： 用白话来写诗是笑话

　　诗人李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应该更注重东西方融合。李笠曾在瑞典定居多年，长期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有接触。“中国的现代诗歌源自对西方的翻译，但是西方诗歌又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汲取了大量营养，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包括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在内的一流诗人都承认深受东方影响。”李笠表示，特朗斯特罗姆曾亲口向他证实，写作受日本俳句影响，而俳句是从中国古代诗歌滋生出来的。“他对东方文化一直有强烈兴趣，反过来他的诗歌又对中国诗人构成吸引，无论是语言的简练还是精准的比喻，从上世纪80年代国内诗歌写作刚刚发生现代性转型时，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技巧让中国诗人耳目一新。”

　　对于国内诗歌发展现状，李笠明确表示批判态度，“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水准都偏低，没有体现一个诗歌大国应有的诗学审美高度。”李笠举例说，从创作角度看，前些年自赵丽华“梨花体”开始，国内就有一批诗人打着白话写诗的旗号生产了“一个个笑话”，“诗歌讲究留白、含蓄、暗示……所有优秀的元素都看不到了，美感还会存在吗？”读者水平低也令李笠心怀忧虑，“诗歌应该坚持精英标准，不要因为国民整体文化水平欠佳就主动降低姿态去迎合。用时间来换取中国诗歌的进步吧，时代会慢慢改变。”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