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被口号诗、梨花体、过于朦胧的朦胧诗败坏了胃口，许多普通读者对当代诗有一种逆反性的排斥心理。在我们这个曾经的“诗国”，诗人简直成了尴尬的物种。大众印象改观需要时日，需要有大量过硬的作品涌现。武汉本土诗人张执浩日前推出的新诗集《宽阔》，也许就是这样的好作品之一。

　　作家、诗人韩东读了《宽阔》后在微博上盛赞张执浩：“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大诗人，恪守中道、放松、优雅、醇厚，才华与经验熔为一炉，且不着痕迹，处处闪烁棱镜般折射的汉语之光。”

　　《宽阔》究竟写出了怎样的生活情态和底蕴？张执浩是怎样的一个人，在诗里说了些什么？记者近日前往武汉音乐学院老校区张执浩家中，与他对聊了大半个下午，一周后又旁听了一场关于他诗歌创作的研讨会，自信对这个“俗人与诗人”有了大致的把握。

　　很纯美也很自然

　　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

　　我愿意把我的祖国搬迁到

　　这里，在这里，我愿意

　　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

　　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

　　我愿意终日涕泪横流，以此表达

　　我真的愿意

　　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高原上的野花》

　　1990年代张执浩以《糖纸》一诗声名鹊起。1995年开始一边写诗一边写小说。后来他觉得写小说不过瘾，一门心思致力于写诗。《高原上的野花》写于2003年，以一个词推动另一个词，一个想象引发另一个想象，产生出奇妙的滑翔状态，很多读者认为这是诗人在沉痛和悲愤过后释放的大爱大悲悯。

　　《宽阔》收录了100多首诗，都是他新世纪以来的作品，尤以最近3年为主。张执浩提出了“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理念，诗歌创作全部来自于日常生活，自己能够感受到的、能产生感情的东西。譬如他爱做饭菜，写了不少厨房体验：“我一天打一次鸡蛋/很久没有听过鸡鸣声了/很久了，我靠这些蛋壳维系着/似有似无的/我与你”。

　　张执浩强调，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如同杯子里的水满溢出来的。他不玩文字游戏，不拿腔捏调，不发精神贵族范儿的梦呓。读张执浩不必躲到四下无人处，不用担心别人嘲笑自己孤僻、“文艺”，可以像读唐诗一般公开坦然，理解起来不太费脑力。有评论家指出，张执浩的创作实践有杜甫的影子，现实主义，心里追求语出惊人，写在纸上却十分平实，让普通人眼前一亮。

　　张执浩认为，好诗一定是从个体出发走向大众的，“不能太自我”。他写的个人体验与他人有共通之处，只是一般人习焉不察。“现在有好多诗歌为什么不好读、不好理解？因为太自我了，只作者一个人懂。”

　　很家常也很深刻

　　我的兄弟心无旁骛

　　他拉开拔河的架势，似乎

　　要与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同归于尽

　　我蹲在田埂上，看见了多年前的

　　那一幕：我们并肩

　　站在那座干涸的堰塘底部

　　秘密的水在几米深的地方冲洗着

　　那些看不见的事物

　　我的兄弟隐隐不安地拿起我的左臂

　　试了试，又伸出右手

　　将我一把推开

　　——《挖藕》

　　张执浩常在路上哼哼，在任何可能的地点瞎想，回屋诗就成型了。在口语诗盛行的网络时代，很多人试图脱口成诗，演变的极致是“梨花体”，但张执浩的脱口而出不是喷口水，而是沧桑洞见。

　　《挖藕》深入到生活的细部，最后转折性的笔触让场景瞬间变化，情感涌流自然而魔幻。他也写“劳动人民”，但注入的不是“阶级感情”，而是人性温情。

　　张执浩拒绝晦涩玄虚，正面强攻日常生活。“水杉有通天的理想但杉树上不了天/鸟雀可以，但鸟的目标不在天上/我去过的地方草木已经转世/冬麦、油菜、蓝花草籽在细雨中各奔前程/正午的天色杂糅了黄昏/眯眼看远方的人被树上的鸟巢吸引/他心里也有一只鸟巢/此刻也那样空着/却像石头一样沉着，高高在上”。他从经验出发，明澈干净，不拖泥带水，也不高高在上。他的《平原夜色》、《春风过境》、《北斗》，仿佛一次次随手捡来。

　　发现，指认，呈示，他相信这就是诗人的工作。他用快意恩仇的语言表达淋漓的思绪，文字越来越直接、简单、快速、不绕弯子。他认为人想明白了就能说明白，表达不清晰一定是思想混乱，“好的文学艺术是在一种极无聊的状态下产生的，紧张、忙碌、有序的人很难写出好东西”。

　　张执浩今年48岁，创作灵感不见衰退反而看涨，每年出产10来首好诗，多的年头达20来首。庸常的生活给了他玩味不尽的细节，他坚信细节具有抗衰老的魔力。

　　很有趣也很无奈

　　如假包换的生活被煨成了

　　排骨藕汤或排骨萝卜汤

　　牙齿决定着生活的质量，所谓婚姻

　　就是，花两个小时准备饭菜

　　五分钟吃完；花一天时间调整心情

　　为了晚上那一刻的身不由己

　　——《减压阀》

　　张执浩对世界始终充满了强烈好奇心。他说他写了20年的诗并不清楚“诗”是什么，想搞明白“诗是什么”的好奇心，促使他倾尽心血于这个“虚无的东西”。在诗中注入趣味和机智是他的拿手好戏。短诗《蘑菇说木耳听》中，两个“干货”泡一夜变成了两个“胖子”，结尾来一句“都想回到神农架”，幽默过后突然反转，带出淡然而实在的感伤。

　　他写蒸螃蟹，“每一次/我都站在蒸锅旁，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拼命高举的钳螯/为了接受命运，我按住锅盖/常常感觉那不是我在用力/我的手应该还停留在乡村早晨的白雾中”，日常的白描中参杂了关于生死的冥想。这种对日常的升华不是刻意为之，是思索的节点到达了境界，悲喜尾随而至。

　　《减压阀》写中年危机，人在琐碎生活中的无聊与无奈，婚姻的程序化及其带来的压抑，甚至那种无以排解的性苦闷也跃然纸上。张执浩还写过在K厅三男两女度过的“无限道德的一夜”，调侃“哪儿也去不了的人，请到夜里来，学习怎样过道德的夜生活”。

　　做生活的俗人、文字的诗人。与其说张执浩纯粹，不如说他丰富。他反感和嘲弄虚伪的道德。当别人关心宏大命题时他倾注于小东西、小意思。作家邓一光说他的“目击成诗”不等于捞到碗里就是菜，他的选择与不选择、妥协与不妥协占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对生活充满感伤、讨伐和热爱，谨慎地避免将生活过度文学化，不期然却取得了惊人成就。

　　很犀利也很宽容

　　如果根茎能说话

　　它会先说黑暗，再说光明

　　它会告诉你：黑暗中没有国家

　　光明中不分你我

　　……

　　如果根茎能说话

　　它会说地下比地上好

　　死去的母亲仍然活着

　　今年她十一岁了

　　十一年来我只见过一次她

　　如果根茎继续说

　　它会说到我小时候曾坐在树下

　　拿一把铲子，对着地球

　　轻轻地挖

　　——《如果根茎能说话》

　　张执浩常在诗里化用一些流行语，如“酱紫”、“断背山”，并赋予新的意味。对焦灼而浮躁的现实社会，他不回避也不迎合。“一块煤可能是国家的敌人。我们挖/一头奶牛也可能是/一朵菊花加上另外一堆，你害怕吗/一根火柴与另外九十九根关在一起/当它被放出来时，它是危险的/我们挖很深的坑，还是没有底层……”他自有清醒的价值立场。

　　中国当代诗要去除暴戾之气，他说，诗不能为批判而批判，降低艺术品质的追求。一方面，“思想有意思，但不如发呆”，另一方面，也要“给不值得一过的人生以过下去的勇气、信念和温暖”。他写《拆》、《是的》、《为删除而作》，如鲠在喉，不得不发。《中国候鸟》隐喻农民工群体，写出了他深度的关切和焦虑：“千山万水美好/千山万水莫名其妙”。

　　作为公民，张执浩认真关注着时代命运。当乡愿和犬儒盛行时，这种关注很珍稀，这种书写有望成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有人说他可以写最好最宽阔的诗，也可以入最俗最逼仄的世。

　　【记者手记】

　　我执

　　记者刘功虎

　　王国维品诗，认为“无我之境”比“有我之境”高明。张执浩的诗首首“有我”，只写目击过的人和事。

　　他走在路上想起女儿，回家洗个澡，就有了《爸爸，给顶儿》。

　　他写“抽象”的《八分钟》，秒针在唱：“去死吧，去死吧……”，是常常抬起手腕凝视的产物。

　　他写回忆，童年的记忆，皆是实在的体验：5岁时被父亲打骂，躲到冬青树上睡了一宿，“我们都安静的时候，只有月亮在天上奔走，只有妈妈倚着门框在哭泣”。

　　他用过的烟盒不会随手一丢，隔些时上面就写满了字句。记者去采访他的头一天，他刚在烟盒上写下“往生”这个词。以这个词为原点，他会生发出很多想法。他经常花很长时间去琢磨同一个东西。他预知会有新词蹦出，但永远料不到“爆点”何在。

　　“一首诗如何出炉，是一个很神秘的过程。”他这么信奉经验主义，也会说出这么神秘主义的话。“你这会要我写黄鹤楼，强制我，我就写不出来。非得有个触电的过程。”评论家昌切说张执浩是在用艺术的法则规范生活的法则，从创作第一天起就在追求奇思妙想。他剔除了虚假的善，追求本我的真，一心要呈现有味道的美。“有我之境”不见得比“无我之境”逊色。

　　抽烟、喝酒，率性、好玩、随和。张执浩现在是湖北诗歌界的一个中心点，很多人愿意找他玩。

　　不喜欢道貌岸然的写作

　　读+：你的诗很容易让人看得懂，“看得懂”是你的个性追求，还是基于对一般诗歌做派的反叛？

　　张执浩：主要是个性使然吧。在很多人眼里，我还算亲和，写作很少刁钻乖戾。评论家臧棣说我“将生活作为一种友谊的对象”，我很认同。创作技法上的另辟蹊径和写作态度上的乖张刻薄是两码事，我可能更爱行大道，光明正大地写，最不喜欢装腔作势。

　　读+：很多诗人都喜欢做出反道德的姿态，你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张执浩：我不喜欢装神弄鬼，也不喜欢道貌岸然的写作，我喜欢那些能够反映出我们生命体征、生活情貌的作品。那种弥散在字里行间的人性温度和承受力，感染力特强特持久。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反叛的诗人。如果我的内心足以强大到自成一种现实，就无需靠任何姿态来博取身边现实的关注。

　　回到洞穴困住自己，是一种诗人处境。也可以从洞穴出发，越走天地越宽，把整个世界整个星空容纳进来。我觉得后面一种方式很好。我需要一个庞大的胃，消化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悲欢、良善和不公。

　　我觉得诗人、读者对于词语选择不要有洁癖，每个词都是无辜的。有时人们觉得涉及生理、生殖的词说不出口，但我不这么看，会大胆使用。一个好的作家能够去掉文明附加其上的污秽，赋予新意。

　　当下“真”或许更重要

　　读+：《粮道街》提到那道拉链一般的伤口，你真的有吗？

　　张执浩：有啊，我做过阑尾手术。我从不写那些凌空蹈虚的东西，尤其最近几年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都能找到出处。我有篇文章，《为了高高的小山丘》，提到一部爱尔兰电影，几个工人去测量爱尔兰一个小镇里一座山的高度，如果那山没有1000米高，就不在地图上标出来。小镇的人很恐慌，怕高度不够，自己会从地图上消失，于是全镇的人都忙碌起来，一面千方百计拖住测量员，一面动员男女老少昼夜不息挑土垒山，人为将山体堆到1000米高。我觉得每个作家都得干一件事情，为自己的家乡找到一个普世认同的位置。作家要有出处和来历。

　　读+：诗如果完全脱离了现实，过于唯美主义，是不是会给人奢侈贵族的感觉？你如何平衡苦难的表达与艺术的质感？

　　张执浩：我以前也有唯美主义倾向。美总是诗人的追求，不管采用什么表达形式。但对于当下的诗歌来讲，“真”或许更重要，尽管求真的路曲折艰难。我这集子里有很多诗直面尖锐现实，针对重庆唱红歌、春运，甚至城管，有五六首。后来出版时还担心，但编辑告诉我没问题，那些诗提升到了艺术层面。现实本身不是诗，只是提供诗的广场与背景。

　　“我希望唤醒善意的力量”

　　读+：你觉得诗歌适合做投枪匕首吗？

　　张执浩：遇到社会问题怎样处理，是个技术活。文学固然有批判现实的义务，但批判不是文学的根本命题，文学作品是要唤醒我们内心里沉睡的善意的力量，帮助我们的同类释放出善意的情感。否则，我觉得你作为写作者的一生真不值得一过。当世界表现出一片乱糟糟，惟有这些幸存者的善意带给我们活下去的勇气与力量。

　　对现实“正面强攻”，无论多大火力，都必须经过精心的文学处理才能成为艺术品。否则我们很难理解《1984》这部伟大的寓言小说。奥威尔处理得很不一样，不是浅薄地批判。

　　读+：很多作家不怎么上网，据说要保持内心宁静。你呢？

　　张执浩：我无所谓，以前还办过网站，算是“与时俱进”的，呵呵。现在每天上网就是关注一下时事，与朋友读者交流。一个作家能否写出好作品与上不上网关系不大。内心是否真有定力才是关键。

　　读+：你是否希望更多的人读你的诗？

　　张执浩：有人说自己写诗不需要读者，我觉得那是装。没有哪个写作者不希望读者越多越好。但有些事由不得你选择，是命运使然。当下的诗歌很小众是事实，有教育的原因，时代氛围的原因。诗歌边缘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许这是诗歌应有的生存状态。只有当中国社会进入一种相对高的物质文明之后，才会有一些精神性的东西被大家分享。

　　我愿意去做些事，培育更大的读者群。既然我们认为诗有价值，自己应该多推广，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它的美妙。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