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群体恐慌症”
为什么说我们的时代是群体恐慌症的时代，这个时代在精神上有什么总的特点？为什么它在诗歌上不能被书写出来？如果要用笔触克服它或者表现出它，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涌现出的一系列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虽然对于这个问题的深思熟虑已经不是一日两日。而对这个问题的论证，不在乎揭示了多少内心的秘密，而在于它能纾解人们心头的闷气，——一种难以诉诸言语的、令人失语的窒息。只有这种精神压力减缓到人们能够承受，并通过语言去重构和平、理解、沟通和信任，重构理性的知觉和精神的自信时，我们想望中的诗歌之路才是通达的。这使我抓起笔，一刻不停地表述个中的理念，捕捉心灵的火花。这股力量来自何方：是否纯粹源自于内心的纯静思虑，我尚不敢肯定。
抑制现代人的心灵，在心头造成恐慌症状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1、后宗教时代，形象化的信仰对彼岸观念的抽离。
中国人翻译神话的功夫下得很足，先是佛陀的多神教，自龙树菩萨创立了大乘佛教及“佛教中国化”以来，日常生活与宗教的融汇愈趋紧密。国家意识形态与佛教、道教、儒教等宗教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那种超卓非凡的西天理想、无为理想和仁政理想，形成了国家公民的彼岸念想，在一定程度上汇聚了国家的凝聚力。但自毛泽东的中国以来，这理想主义的色彩被剥离了，代之以人与人的形象化的信仰、肖像般的展示、影像般的迷信偏执。过去构成信仰的那些宗教，在西方传入的一神教（主要指基督教）面前，人们无所适从、莫衷一是，观念趋于分化瓦解；神的力量被温热的凡间面孔也就是青春偶像所替代，人文工作者和诗人内心的扰动和不安随之而生。
2、东方的人文传统和国家神话体系之争。
前面已经表明一个论点：国家神话体系在一神论和多神论之间产生了混乱，外来的宗教体系和原生的道教之间在对正统地位形成角逐。这些是流注在人性内部的潜流，虽然表面上不见动静，在内里则是令人伤筋痛骨的历史、思想和未来主义之争。作为东方世界和中国人文传统之主流的儒家和一部分道家学术，在国家神话体系面前已无力招架，以致我们把横跨近代和现代史的世代归于神话世代，而不是人文世代。而国家神话体系的混乱，又使人文传统与神话体系相互谅解和达成互利妥协的可能性化而为零。神话体系内部的纷扰似乎为东方人文的复苏带来一线微小的希望。但在此复杂的国民意识状态面前，东方的人文传统和国家神话体系之间，至今相峙不下，难有突破或突围的希望。神话体系带来的民族的愉悦感和凝聚力是空前的，但它对民众的解放承诺了太高远的目标，对国家和民族的依附性过强，在一些方面与民众的人文素养相脱节，总体上呈现出实力的弱势。要让这些精神成分均衡地发挥作用，大众的心理要有一个较长的调适期。自然，诗人的心灵也必如此。
3、后核时代，精神上受迫的阴影和寻求避险的需求作祟。
两枚核弹对世界的冲击波至今未消除。中国作为与被投放国日本最邻近的大国，精神上受迫的窘困和恐慌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受迫性，主要还不是核弹带来的死亡阴影；对很多国民来说，死亡是容易的。老子不是说过嘛，“人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但更主要的一方面，是毛泽东称之为“精神原子弹”的问题。原子弹在人的精神上烙下的印记、丢下的废墟、抛浮的白云，是对国家、民族、集体、家庭及个体在组织及思想有效性上发出的质疑。国家的主权和肉体的生命如此脆弱，更糟糕的是精神和思想上的自主性丧失了，每一个人都长久地怀疑自己和他人，以致无以自拔。
在原子弹之后，任何思想的发挥都是间接的，必须执着于或绕开那敏感的蘑菇云的意象。与日本国的地缘关系，又使人们加倍地和这个孤立的岛屿国家划清界限。同时，对美国、苏俄的不信任感又使中国人从内心里萌生了寻求逃避、避险的心态，甚或一些边缘的防卫意识。这与以往“泱泱大国”的心态形成对照，也可见民族自尊在改革开放国家逐渐强大后的抬头。但是，要摆脱核时代的综合的精神症状还是很艰难的。毕竟，核威慑和核讹诈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远比两枚已释放的核弹的物理杀伤力更为严重。当个体和民族的精神状态仍停滞在对大动荡的历史的恐慌性的记忆中，要战胜核魔的负面影响更其困难。
4、女性化的物质享乐和物欲主义的横流。
物欲横流与消费社会、女性对时代的主导作用密不可分。体现为对时尚、时髦和青春偶像的热衷。这一方面表现了物质生活的丰裕，另一方面也滋生了道德的沦丧、人文的迷乱、人性的卑劣，不正当的竞争、不法的交易、情侣化的社会合约、财产分配的不公也大大增长。人们的困惑、不满、对立状态由此产生，浮躁和随波逐流产生的短期行为随处可见。这样的混乱叠加在其他的混乱之上，事情和局面就会变得扑朔迷离、难分难解。女性化的美与人性的美、整体和谐的美感相互脱节，人与人之间对真与善的欲求受到制约，以致普遍有效的日常话语无法生成。
5、历史潮流中的中西文化和文明之争仍未结束。
1945年中日战争的胜利，把西方的统治驱除出了中国。但文化和精神上如何逐出西方在日程表上还空空如也。当民众对这英雄的业绩和举动无动于衷时，这个事业仍然只是痴人说梦。西方文化带来的宗教、法律、科技、医学、军事等方面的先进的知识和方法论，使过去那场殖民和半殖民的灾难无法从民族心理中合理排除掉阴影。民族国家整体上的自我怀疑犹如亡者的幽灵般徘徊在众人眼前。如此以来，人们迫切需求的文化的重构就变得不可能。任何人进行的人文创造，在这种大背景下，都只能看作投机取巧。除非有一天所有人的努力汇成一体，以突然的方式向外输出于西方，但那样翻身的时刻遥遥无期。人文工作者包括诗人感受到的压抑气氛在此之前无以排解。
除非我们放弃文化上的自主权，把国家主权和思想主权的信用等级大幅调降下来，我们内心的希望和内心的力量就缺少真实的凭据。那种把西方人的成果当作蛮夷之族的一技之长加以剽窃的人，就要当心遭到历史的报应或报复。毕竟，我们生存在全球化的时代，文明和文化的实力会翦除掉一些人的匹夫之勇和侥幸心理。当我们不具这样的实力时，我们一定要保持进行对话和学习、进步的能力，这是我们给自己留下的底线，不能不和国人一起坚守的底线。
二、诗人在决裂的时辰和人性的摔落处
诗人处在群体恐慌、精神逃难和无以言志的当口，要把历史的碎片拼凑成诗的语言，一方面是诗人面临着立场上的尴尬，另一方面是在失去历史传承后陷于精神的匮乏。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现实的素材缺乏感官的独立和审美的完整性的支撑时，诗歌事件常常具有突发和偶然的性质，构不成普遍的艺术行为。从大历史、大动荡和大革命至今，诗人在知性决裂的时辰和人性的摔落处，所有用语言统御感官的举动都必须小心谨慎，以免伤害自己。这样的决裂，既不可尝试修复，也不可尝试遮掩，必须让它在数量上爆炸式地分裂，形成碎片中的碎片，虚无中的虚无，复归于大地的虚静。
之所以必然出现这样的决裂时辰，是因为作为诗歌之背景的民族国家，它的语言张力，它的历史和现实的素材，它的人物的真实性，不可能在任何个人的短暂时光中得以完整地留存，哪怕你使用了语言技巧的全息术也休想办到，哪怕你完全抛开了知性的潜力，完全地投降于现实的“实有”。这些要素的断裂和分化在诗人单独的审美活动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他无视整体，涉身在语词的尸骸上。人性中华丽的东西，沿袭和传承于既往的东西，会被这些偏执的人格摔碎在这个尸骸处。这是诗人和歌者处身的悖谬。他在数学式的破坏和分解处复现，在失语中尝试说话，在数和量的沦陷中道出修辞。要等到美学在诗歌中成立，就必须假设有一个诗人群体，有一个普遍认同诗歌这门艺术的共同群体；他们把天下所有为诗文者，一个不留地投身饲虎，在这圈套和诡计中完成诗歌的世俗化。在这动物的盛宴中，来恢复诗人肉体的写作功能，以及他（她）在决裂的时辰和人性摔落处的存身。
三、群体恐慌症在诗歌上的体现
群体的精神恐慌会在无形中消弱国家的统治力。因为这个指标决定了国民在精神上的存在，首先是在知识产权上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其次是思想和文化上的自主性、主体性和主权能力。诗歌创作也表现在其中。当精神上的恐慌和涣散发展到极点时，国家的统治愈显困难重重，甚至要诉诸巨大的国家暴力，并力图唤起和保持历史暴力在国民心中留下的创痛和巨大阴影。而国家暴力和历史的暴力如此强大，令人无法接受，不能把它投放入任何普通个体的心灵之中；当此之时，个人在精神上的无助，使他沦为国家暴力和历史暴力的附庸、从属，以致奴颜卑骨。此时，文化的粉饰意味和虚夸意味就愈加浓重。创作中审美的个性化，表达空间的私欲化倾向就显得特别突出，有关个人福祉的表达与人们的公共诉求逆向发展，诗歌的语词艺术就变成历史碎片的拼凑和破裂的瓷器的复原，这样的撮合勉强而艰难，但有时又出人意料地体现出个性的坚韧和一种奇异的美，令人想起“鸡肋”这个军事口令的含义。
而我们希冀的民众和民间的话语姿态还没有出现，历史上批评与颠覆的反复性的发作在艺术家和诗人的记忆中还留下了不良的印记。周围的民俗生态还不时爆发出机件脱落、部件丢失及衣服被强风拉扯掉纽扣般的奔脱和撕裂之声。如此观之，大众和网络诗歌普遍地感染了媚态、庸俗、流水账和心灵即景般廉价的情感喷涌，缺乏深刻的灵魂栗动。象哲学家那样“我思故我在”的坚守立场和话语之姿还没有表现出来。诗人大多还是形式、风格和语词的套中人，在表现主义的泥沙下蠕动，而不是自由自在的艺术发声者。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抒发的超乎千古强人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之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情，还没有普遍地体现在诗歌和诗人之中。他以巨人的高瞻远瞩所看到的一番“风流诗国”、“诗歌齐万家”的景象，众诗人还不能看到。这是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不能不感到十分遗憾的一点。
对于大多数诗人来说，时下只有两种构造语词的方式可供选择。这两种构词方式，可以说是群体恐慌症时代的语言特色。一种是女蜗补天式。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炼取七彩之石，来弥补苍天穹窿顶上漏水的大窟窿。虽然艰辛，但在历史上仍能留下传奇的色彩。另一种是翻译转换式。这是从个体构造美学的超越能力出发的，站在世界之巅和巨人的肩膀上，虽然不能振苍生之聋、发万民之聩，不能行救世的法术，但能采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生成独具审美特点的艺术杰作，亦为人间增色不少。慨而言之，千古骚客和万古生民，能与这样的奇文佳作与绝唱共享人间，都觉得荣耀与庆幸。
（2013，9，3）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