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女士对词语有着极度的敏感。譬如，她认为“乳飞廉”这种植物的名字应该被别的词语替代，这种花茎有乳浆叶子带刺的植物更应该叫“刺肋”或者“针颈”。我猜测她的理由来自她童年时的观察——那些叶子下密密麻麻的尖刺深深扎在了她的记忆中，而不是甜蜜的“乳”以及轻盈的“飞廉”。“乳飞廉”在中国也广有遍布，我小时候在农村也常常能看到。它有着小小的紫色花蕾，香气浓郁，但是很少有人敢去采摘，因为那些刺极为扎手。乡亲们都叫它“雷公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个称谓：雷公草，或者刺蒿。
赫塔·米勒在这个不起眼的细节上看出了词语所内涵的重大问题，她指出：“在正确的植物面前，所有错误名字的谎言中，面向虚无的缝隙出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某些词语，却经常在那些敏感的大脑里引起混乱。“乳飞廉”对于赫塔·米勒是如此，而拿“革命”这个词来说，童年的教育使我在少年时代一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个正面积极的词汇，没有人告诉我它原来的本意是“杀人”。这一发现令我陷入长时间的惊惧和迷失，我不知道该如何赋予它一个“正确”的名字。
“事物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出场，我不明了其意图。”赫塔·米勒引用她喜欢的作家亚历山大·沃纳的这句话，来说明真实之物与我们所运用的词语之间的“虚无的缝隙”有多么巨大。遭受迫害的流亡经历告诉她，那些志得意满的德语作家经常挂在嘴上的“语言即家园”该有多么阴险和荒谬，因为无需置疑，“他们的家园从来也未危及过他们的生命”。而赫塔·米勒的家园则充满了杀戮、告密、尸体和血渍。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故乡”这个词多半被浓郁的亲情、儿时的回忆、割舍不掉的后农业乡村田园风光所充满，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不得不失去故乡的人来说，它会像赫塔·米勒一样意味着噩梦和恐惧。“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它在罗马尼亚被两种人占有着。一类是村里的施瓦本波尔卡男人和道德专家，一类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故乡村庄是德意志狂的，国家故乡属于无主见和盲目恐惧。”她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故乡”里，“多少人会因为一句话当啷入狱，又有多少人从未在他们的母语中找到家园。萨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时候，他在俄语中还能找到家园吗？”这些被剥夺了母语、被割下舌头的人们，当然不能接受“语言即家园”这句话，它无视着那些失去话语权的人们的真实处境，完全助纣为虐地与独裁者的话语“和谐相处”。赫塔·米勒愤怒地指出：“这些文人有义务将自己与那些脱离了希特勒刽子手的魔掌，到处颠沛流离的人相联系”，“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弱化了流亡者失去的一切。”
海德格尔在他的著作《论人道主义》一书中，对于语言的本质曾给予过阐述。他写道：“语言究竟是以在的什么样的方式而作为语言的？语言到处被迅速地荒疏，这就在一切语言的应用中损害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不仅如此，语言之愈来愈利害地被荒疏还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在一个恐怖的独裁社会中，作为可以使人重新体验事物之意义的语言，复活万物并祝福救赎生命的语言，在暴力的高压下变成了屠杀者的工具。某一天，赫塔·米勒看到一则广告语，令她吓了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她的记忆中，这是家中遭到秘密警察搜查后的标志，屋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移动。家具商或许没有想到这则广告语会带给生活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人深深的伤害。几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过民工登上楼顶以死讨薪的报道，新闻题目用了大大的“跳楼秀”的字眼。这个词语容易让人想起娱乐报道中的“真人秀”“脱口秀”，用它来形容以死抗争的民工，其隐含的对于弱者的卑鄙姿态令人发指，对于那些走投无路者来说，它像一只无情的大皮靴再一次对生命和人的尊严进行了最后的践踏。这样的词语，不再是“交流的工具”，它变成了杀人的武器，变成了邪恶的同谋。更可怕的是，语言作为一个文化象征系统，在此刻它不仅连“天地不仁，万物如刍狗”的漠然都不是，反而成为谎言和恐惧的集中营，从那里源源不断制造着统治者必须的政治话语工具。
赫塔·米勒的第一本书，就遭遇到罗马尼亚出版机构的审查，要审查的内容很多，其中之一的敏感词居然是“箱子”。这是因为政府禁止少数德国族裔移民国外，他们会携带箱子。连“箱子”都不放过，更遑论“自由、民主”这样敏感的字眼了。正因为如此，赫塔·米勒才会说：“强权将词语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灭语言的内在理性。被置于监督之下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样充满敌意，所谓故乡也就更无从谈起。”
实话说，赫塔·米勒女士的外貌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苍白的脸，过于强硬的面部轮廓线，法令纹似乎像刻在鼻翼两边，粗重的眼线，衬托着深陷的灰色眼珠，透出女巫般神经质的眼神；薄薄的嘴唇涂着过于鲜艳的口红，给人一种刻薄的感觉。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一下子想起了当代丹麦最优秀的女诗人皮亚·塔夫德鲁普。她们在某些地方长得很相像，同样白皙的脸，同样的黑头发，同样喜欢鲜艳的口红。不过皮亚的脸庞和眼神是温和的，嘴角挑着亲切的微笑，这一点和赫塔·米勒相去甚远。但是，假如读了赫塔·米勒的《国王鞠躬，国王杀人》这本书，便可知道她的脸上何以有这样的表情，她的眼睛何以如此令人不安。
赫塔·米勒十七岁时曾经试图溺水自杀，即便在被人救起后，她每日依然觉得海水在不断地灌进耳朵。十几年后，因为不堪秘密警察的迫害，她再次想在河里结束生命。她在大衣口袋里装进两块沉重的大石头，“等审查者再想肢解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存在了。”等她明白自杀不仅仅是对强权的报复，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伤害时，她放弃了行动。这次经历给她留下了一个词语“水尸”，而在罗马尼亚语中，并没有这个词。但是，一具她在墓地看到的女人的尸体，“打破了我以为水尸这个词不存在就不会被淹死的幻觉”。那是个脚踝和手被铁丝捆绑着的女尸，躺在墓地中的一个水泥小屋地板上。一只手的脉搏处有切口，头发、脸，和身体厚厚地涂了层泥浆。这个墓地掩埋的都是被国家迫害致死的人。赫塔·米勒告诉我们：这是一具水尸。但手脚被铁丝绑着的人不会是自己溺死的，只能说被淹死的。看来，在我们的词汇表中不存在的词，并不见得它所指向的事实不会发生，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无处不在，有待于言说者把它们诚实地记录下来。
“词语被剪裁过，甚至剪裁得很精确。”她说。是这样的，当人们为了说话——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话，说话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精心挑拣着每个词语，并根据各自的意图和说话背景，赋予词语极为内在的、和约定俗成的语义有差别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名称，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情人们深谙此道，他们会为心上人起一些亲昵的绰号，这些绰号都有了新的含义。事物本来的名字没变，但意义改变了，因为说话者重新定义了词语。金钟柏、杉树这样普通的植物名字，在赫塔·米勒看来都是服务于权力的词语，因为它们都是围绕着政府机关和豪华的私人别墅种植，而唐菖蒲则在国家庆典上被扎成花束装饰舞台，成为贵族的象征。只有那些大丽花和杨树才属于生活支离破碎的人们。词语语义的秘密转移，隐含着一个人的伤痛留在事物中的记忆，也隐含着词语不可摆脱的政治性。当审问赫塔·米勒的秘密警察骂她是母狗、垃圾、寄生虫的时候，当他轻蔑地说“你以为你是谁？”的时候，她的回答是：“我是和你一样的人！”
她深深知道词语所蕴含的人类的文化理性，秘密警察作为统治者的工具显然忘了这一点，赫塔·米勒正是为了人的尊严才提醒并正告他“人”的含义。但是，渴望“万岁”的人不会这么想，自古到今，“国王”一词所代表的权力早已覆盖了人类的历史。这个棋盘上小小的棋子，在人的游戏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翻看赫塔·米勒的诗句，可怕的“国王”来了：“一只脚踢向我们的嘴将它封杀/另一只脚将肋骨踢软”。这个鞠躬杀人的国王在某年的“五一劳动节”干掉了赫塔·米勒的一个朋友，他是个正直寡言的年轻工程师，一道绳子在他的脖子上留下深蓝色的勒痕，官方不允许尸检，因为他们的结论是自杀。国王不仅仅将语言意识形态化，连人们的衣食起居都在被打上他的印记：剃光头意味着属于国家，无论是囚犯、士兵还是犯错的孩子。男人的发型更是有着突出的政治象征，显示出国家对于个人生活的粗暴干预。学校里的孩子每天要受到监督，脖子到头顶的下半部分不能留头发。按照赫塔·米勒的说法，头发和理发师与国王总是有关，也就是说，国王的无数只手已经伸进了每个人的生活细节，因而“国王”一词总会令人心惊胆颤。那些被审查的“敏感词”呆在嘴里和书页里，似乎都难逃国王的追杀，而日常生活中那些被败坏的词语则像流感和瘟疫一样，迅速毒化了人们的生活、呼吸甚至梦境。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论述那些官方发言人靠着意识形态毁灭理论时指出：“遭到剥夺的不仅有对科学概念语言和日常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也有对对立的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凡是和统治者思想不合拍的，都再也无法表达出来。”语言或者词语中携带的对于生命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都是审查制度瞄准的目标，而意识形态化了的语言将导致书写者、言说者对母语本能信任的彻底破灭。赫塔·米勒知道：“保罗·策兰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策兰无法抖落身上这冰冷的枷锁。”但是，即便是这样，无论是策兰还是赫塔·米勒，仍然在致力于给事物一个“正确”的命名，以个人化的经验和个人化的话语来抵抗制度化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并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诗的语言形式将读者引入文体所包含的社会学内涵之中。在这样的话语方式里，他们毫不屈服于任何文化或制度的教义，使自身真实的生活经验与话语形式的自由发生联系，而这一切正是伦理学深藏于美学中的内核。也就在此时此刻，我们才能看到“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才能看到词语的砖缝里慢慢渗出的血渍。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赫塔·米勒著，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