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里，语言和理论更变了它们的意义。它们不是生产的模式，而是消失的模式，正如客体（物）成为了主体消失的模式。这个谜一般的游戏不再是分析的游戏；它试图通过话语之谜来维护客体之谜。

　　对真实进行反思，并步入一种与真实的批判的否定性关系，无法成为理论的终点。这曾是启蒙的不朽岁月的一个虔诚誓言，直至今日，它还决定了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然而今天，这种诱人的辩证法似乎变得可疑了。理论有何用处？如果世界不再和我们强加于它的真实之概念相一致，那么，理论的作用无疑不是协调，而是相反的，是诱惑，是将事物从它们的条件中夺取，强迫它们进入一种与真实之存在相矛盾的超存在（over-existence）。为此，理论付出了一种预言性的自我毁灭的昂贵代价。即便它谈论经济学的超越，理论本身还是无法成为话语的经济学。为了谈论过度和牺牲，它本身就必须是过度的和牺牲的。如果它要谈论拟像，它必须成为拟像，并施展一种和对象相同的策略。如果它谈论诱惑，它必须成为诱惑者，并施展相同的（诱惑）计略。如果理论不再渴求真理的话语，它必须采取一个真理从中撤离的世界形式。如此，理论变成了它自身的对象。

　　理论的地位不过是对真实的一种挑战。确切地说，它们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挑战的关系。因为真实本身无疑只是一种对理论的挑战。它不是事物的客观状态，而是分析的界限，一旦超越了这条界限，就没有什么东西遵循真实，或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言说。但理论也只是为了违抗真实才被人做的，对理论而言，真实就是它不可通达的界限。协调理论和真实的不可能性，是协调主体及其终结的不可能性之后果。一切协调的尝试都是幻觉，都注定要失败。

　　对于理论，描述和分析都是不够的，理论必须成为它所描述的世界中的一个事件。为此，理论必须分担并成为这种逻辑的加速度。它必须把自己从一切指称中撕扯出来，并只能以未来为傲。理论必须以当下现实的一种蓄意歪曲为代价，依时运作。在此，我们必须遵从历史的模式，历史的模式已把众多事物与它们的本质及其神秘起源区分开来，以便及时地逆转它们。今天，它们必须从它们的历史和它们的终结中被夺取，去重新占领它们的谜题，它们可逆的道路，它们的命运。

　　理论本身必须预示自己的命运，因为对于每一个思想，我们必须期待一个奇异的明天。无论如何，理论注定要被分移、被偏离、被操纵。对理论而言，自我分移总要好于被分移。如果它渴望任何的真理效应（effets de verite），它就必须通过自身的运动来侵蚀真理。这便是为什么，书写存在着。如果思想不在自我的书写中预示这种偏离，世界就会通过庸俗化，通过景观或重复来实现这种偏离。如果真理不掩蔽自我，世界就会用各种方式，用客观的反讽或者复仇，来驱逐它。

　　再一次，宣称世界是迷狂的，是反讽的，是客观的，有何意义？世界就是这些东西，仅此而已。宣称世界不是这些东西，又有何意义？依旧如此。完全不宣称又有何意义？理论所能做的，是反抗世界的更加：更加客观，更加反讽，更加诱惑，更加真实或更加不真实，还有什么？只有在这样的驱魔中，它才有意义。理论所保持的距离并不是退却的距离，而是驱魔的距离。它就这样获取了致命符号的权力，甚至比真实更加无情，或许还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免受这种无情的现实，这种客观性，这种世界的耀眼——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它们的冷漠会激怒我们。

　　让我们成为斯多葛主义者：如果世界是致命的，那么，让我们比它更加致命。如果世界是冷漠的，那么，让我们比它更加冷漠。我们必须征服世界，用一种至少和它一样的冷漠来诱惑它。

　　为了反抗网络和电路的加速度，世界将寻求缓慢，寻求惰性。然而，在同样的运动中，理论将寻求某种比通讯更快速的东西：挑战，决斗。一方面，是惰性和沉默。另一方面，是挑战和决斗。致命，淫荡，可逆，象征，都不是概念，因为还没有什么可以把假设与论断相区分。对致命的阐释同样致命，或者，它根本就不致命。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的确是一种真理已然从中撤离了的话语（好比一个人趁另一个人将要坐下的时候，抽掉了他的凳子）。

　　(Lighewhite 译)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