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恰与一位俄语教授兼俄罗斯文学专家同车，途中问起一个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像勃洛克、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在1917年后从旧阵营里脱嵌，开口讴歌布尔什维克的新时代，叶赛宁甚至咏叹十月革命的改天换日之功，他们原属的那个仍保持独立性的诗人圈，却似乎并没有群起而攻之。与之相反，尤以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诗人，仍旧保持着对前辈的敬意。是何缘故？帕斯捷尔纳克在《安全保护证》里诉诸很大的篇幅批评马雅可夫斯基的转向，细读之下，文字里浸透的却是遗憾、困惑、伤心，帕氏认为马氏的转向，导致他后来的作品鄙俗不堪，毫无美感，是他自己的损失；而对马氏的道德人品，帕斯捷尔纳克基本沉默。这又是为什么？

　　教授说，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俄罗斯不似中国，郭沫若、曹禺这样的大文人，一进入新中国就难以写出像样的作品，而叶赛宁、勃洛克等人仍旧维持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中国人对道德问题很是敏感，谁谁谁变节了，谁谁谁被招安了，用词都十分严重，而在俄罗斯，文人之间的信赖和依恋，如同他们与土地的依恋一样，那是紧而又紧，难舍难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崇拜，保持在诗艺的层面上，不管其人如何表现，一般都能牢固不破。

　　第二个原因：俄罗斯文人有妥协的习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俄罗斯文人就是一群精神十分独立，又从来不避向世俗权力妥协的人。

　　这句话我听进去了。说到妥协，便想到帕斯捷尔纳克，过去读俄国人的作品和生平，得知帕斯捷尔纳克放弃了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只为不被开除苏联国籍，不被驱逐出境，那真是痛心疾首：为什么？移民难道不好吗？自由空气不是他所要的吗？多少持不同政见者一去国外，国内人再说起他们总是语带羡慕。在我看来，硬碰硬的结果固然难以预料，但作为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一点骨气还是要有的，何况，你看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帕氏可能失去的，不见得就比后二者更多吧。

　　俄语是一种酷爱用形容词最高级的语言，这同俄国人的感性有关，帕氏和阿赫玛托娃的往来书简，我读了不止一遍，对那些词句里随处可见的肉麻，看多了也就习惯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当然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灵魂伴侣，两个人也都是从摇篮到坟墓都留在俄罗斯，从不考虑流亡西方的。这样级别的艺术家，在俄罗斯的土壤里生有硕大无朋、十指连心的一个根系，这一点，我虽知道，却无法想象。

　　但凡留下，就必然要妥协。在苏联，与在中国不同的是，“气节”之类的东西是不能与才华相提并论的，为了保住自己的才华所生长的水土，让它能有展示的机会，文人必须妥协，这并不丢人。帕斯捷尔纳克放弃诺奖，是因为不愿“断根”；而在阿赫玛托娃身上，同时期发生的妥协行为则更加耐人寻味。

　　虽然被禁言已达十五年之久，但在1954年以后，阿赫玛托娃就有了一位保护人：作协秘书长阿列克谢·苏尔科夫。1959年6月22日，阿娃刚过完70岁生日，苏尔科夫就写了一封信给赫鲁晓夫，说“我提请您注意一位老诗人”，她其实一直很爱国，只是她的感情和作品都被长期曲解了。苏尔科夫写道：

　　“去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后舆论沸反盈天期间，我就听阿赫玛托娃本人痛批《日瓦戈医生》的艺术性之弱以及政治偏见，她读的那本还是帕斯捷尔纳克亲自送给她的。……若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某种方式承认安娜·阿赫玛托娃……则对于所有反动分子以及因为帕斯捷尔纳克事件而依然动摇不定的文人而言，将是沉重一击。”

　　出于帮助阿赫玛托娃的良好动机，苏尔科夫在做一件客观上制造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对立的事。事实上，在苏联的各个官僚系统里都盛行着这种做法，有权力的人会为了做些有良心的事，而出卖另一些基本的是非。苏尔科夫想帮助阿娃，而阿娃默许了他的帮助；苏尔科夫说，优待阿娃，给她清白，有助于瓦解知识分子团体，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理由，赫鲁晓夫不见得悉听入耳；但他当时正在准备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峰会，此时很可能考虑过，是否该做些缓和与自由世界的关系的事。

　　阿娃对《日瓦戈医生》的确是有美学上的批评的，但对帕氏本人，她的感情一如既往，在诺奖公布后，她是众多发贺信者之一。苏尔科夫隐瞒了这部分事实。可是，在帕氏遭受高压折磨的那些日子里，国内外为他奔走呼告的大有人在，深孚众望的阿赫玛托娃却不言不语，静悄悄地在莫斯科出版了一卷诗集。131页的书只印了25000本，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这个数字是太低了；就内容来说也是乏善可陈：绝大部分是对北朝鲜、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诗人的诗作的改写，用脚后跟都想得到这些诗里写的是什么。在阿赫玛托娃的密友中，这本有个大红色封皮的诗集被叫做“共产党宣言”。

　　十五年的禁言之后，扼住阿娃喉咙的手终于松开了一点点，根据一种道德标准审视，她付出了妥协、甚至背叛的代价。在帕斯捷尔纳克受难的时候，她竟然出了书——难道她不应该继续进行精神绝食，以声援战友吗？一个弃奖，一个破禁，而且两者之间有着因果联系，即使这两人不翻脸，旁人也该说三道四了。

　　说三道四的人当然不少。热血的后生觉得70岁的诗歌女神“晚节不保”，不足为奇。但这决不公平。知识分子公开表现自己在权力面前的宁折不弯，曾经会惹来流放乃至杀身之祸，但1960年前后，“解冻”的信息已在空气里浮动，倘若继续强硬地表态，一个台阶都不给，将权力逼到死胡同，是不是反而害及自己所支持的人，甚至导致时局倒退呢？

　　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苏联的事，如今仍然余音不绝。十一个月过去，我还惦记着年初的那几件媒体事件，彼时，要求媒体强硬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字正腔圆，理直气壮，大有三千越甲可吞吴之势，然而，它们也把媒体推到了必须要做烈士的境地里，让它们最终的妥协变得灰溜溜的。而在俄罗斯文人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不干涉他人的妥协选择，不要求他人去“肩起黑暗的闸门”，即使谈不上“良知”，也是个人操守的一部分。当然，阿赫玛托娃也没有做直接伤害帕斯捷尔纳克的事，她仔细考虑过自己的转圜空间有多大；她未在帕斯捷尔纳克最困难的时刻发声，但也不会像文革时代的那些中国人，如此积极地与过去的朋友反目。

　　气节良知之类，从来就不是绝对。妥协的实际效果，也是很难估计的。我们不知道苏尔科夫的信，在阿赫玛托娃“翻身”一事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只是根据赫鲁晓夫的私人秘书列别杰夫的回忆，第一书记是读了信的。1961年11—12月间召开的第22届苏共代表大会，重申了反斯大林主义的既定方针。大势都在推动阿娃个人境遇的改观：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身边移走，那些死心塌地的斯大林主义者也被清除出党了。

　　独立的个体须有原则，有信念，还得有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现实感”。个体可以掌控的只是很有限的一点东西，热血的人走向成熟，一定会对一句很俗很俗的话有所体会：岂能尽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