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思想》，（法）热拉尔·马瑟著，黄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桑塔格在《诗人的散文》一文中曾引述布罗茨基为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集所作序言中的观点：伟大的散文，是一种“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桑塔格提醒我们，布罗茨基的说法使得“诗人无可避免地被视为文学的贵族，散文作家则是中产阶级和平民”，用布罗茨基的另一概念来说，即“诗歌是飞行术，散文则是步兵”。
如果布罗茨基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法国作家热拉尔·马瑟的散文作品不啻是一次“步兵的逆袭”——在诗人前此独自遨游的天空中，他们将会愕然发现步兵轻快的步点。这位1946年生于巴黎的法国当代重要的散文家、诗人、文论家，曾于2008年获法兰西学院诗歌奖。伽利玛出版社的“诗歌”丛书这样介绍他：“马瑟无疑是当今文坛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他试图像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诗意地居住’，从而成为独树一帜的‘诗人-作家’。他的文字，如其所言，是‘诗歌落入散文里’，给予诗意写作一片新的延展空间。”不论是“步兵的逆袭”，还是“诗歌落入散文里”，要之都提醒我们，马瑟的散文，并不存在与诗歌明显的区隔乃至对峙。或许济慈的说法更加奏效：“一切存在事物中最不具有诗意的便是诗歌，因为诗歌没有自我——— 它总是存在于别的躯体中，总是在填写着别的生命。”马瑟的散文仿若诗歌投奔的“别的躯体”，而这“躯体”之所以熠熠闪耀，又恰因诗歌忙着在其中“填写着生命”。
就“填写”的具体方式而言，马瑟喜爱以只言片语式的援引来建造一座自我的居所，用他的说法即是，“我不知道什么是自我，自我不是已完成的、一成不变的，不然它就成了雕塑。自我是一个满身洞眼、不充分的、摇晃的、总是需要重新生成的东西。”换言之，片段式的援引，使得所有旧的说法因为重新拼接，得以被赋予一种全新的意韵。这种拼接并非只是合并同类项式的同质归类，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全新的生长，而最富意味的则是拼接时的罅隙———不同文本由此确立彼此的不同，也由此确立彼此可能的勾连。
譬如夏尔丹画作《鳐鱼》，马瑟指出画中的牡蛎暗示着女性的私处；而法国诗人蓬热的诗句“盈盈稠稠，涨涨落落，令人目酣神醉，缘口处镶着一圈黑色花边”无疑也在暗示世界的缘起；至于波提切利的名作《维纳斯的诞生》中的贝壳，“即使不见那粒令人销魂的小豆豆———而女神也表情矜持———它依然是世界的起源”；马瑟甚至提醒我们，《追忆逝水年华》中著名的“小玛德兰娜点心”，普鲁斯特将其描绘为由“两瓣带沟的扇贝”模具压制而成，也是因为他“显然没有忘记它的源头与暗示”。
如果布罗茨基所谓“散文作家是中产阶级和平民”暗指的是散文这一文体通常情况下的烦冗拘谨，那马瑟经由跨文本乃至跨文类的拼接，确实在行使诗人飞行术的权利。而这一飞行并非漫无目的的漫游，事实上，马瑟经常是在同一主题下自由牵连各种文本，因此即便我们会为这一飞行而泛起微微的迷人眩晕，作者仍旧不会忘记让我们降落在本该降落的地方。
然而“步兵的逆袭”所依凭的不只是让诗歌飞行在散文的领空，诚如书名《简单的思想》所提示的那样，马瑟更多追求的是一种思想的诗意表达，又或者说是，诗意的一种思想阐释。与哲学家正襟危坐的思想不同，马瑟并不着力于追求哲学的思想，他试图表现的是思想的过程：它是如何萌生、发展、变化、跳跃的。
这就决定了马瑟的文体必须是浮动的、随兴的，好似漂流在河上的船只，忽而出神、忽而岔题、忽而折返。如同他就滥觞于荷马的航海文学所展开的讨论，在马瑟看来这一文学题材最终在康拉德那里完成了它的旅行。他精准地指出，在荷马那里，“人的意愿完全受神的支配”，而在康拉德笔下，“英雄与半神让位于草莽”，这些“令人敬重的草莽”的对手并非无常的命运，“而是船舶的故障与自身的怯弱”。随着帆船退出历史舞台，人类进入到飞行时代。马瑟此时却未再度叙说飞行时代的文学表现，相反他严正地指出并非所有的孤胆草莽都值得尊敬，譬如那个在1945年8月6日在广岛上空投下第一枚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保罗·贝尔茨。紧接着，经由对不同时代中的东西方艺术表现题材的思考，马瑟提醒我们注意文明的速度，“文明仿佛是个挂钟，你不见指针的走动；可是你一背过身，时间便会前行”。
再如简单的空气问题。马瑟在托马斯·曼的作品中发现了20世纪初的一个时代特征，“一个制伏肺结核与征服高山齐头并进的时代”；也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发现其以一种无人能及的敏感，“将种种障碍与疾病，将过敏症与接触恐惧转化为一种认知的方式”，病痛在普鲁斯特那里，竟然成为“天才的因子”；更在塞利纳的医学博士论文中发现预防手段，“很快就转化为种族仇恨或排犹欲望”。始于诗意的思考，却从不止步于文学的尺度，马瑟的散文如一种“行走的文体”，并未落入演绎与论证的窠臼，而是借着行走，不时踩踏出轻快灵动的步点，而当履及地面时，既可以是诗人的曼妙轻盈，也可以是思想家的一记重踏。
而这也就构成其迥异于蒙田随笔的一种独特文体。如果说，蒙田的从容与闲逸更多展示的是娓娓道来的一种风度，然而就结构来说，仍旧继承哲人的言说章法，那么马瑟的优雅步姿则更多是为了让我们一窥思想里一闪而过的文学身影。在蒙田那里，思想的阐述是一个自我完满的过程，在马瑟那里，则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借机四散，或许更确切点说，这回是思想投奔到了诗歌的“躯体”里。有人借用马瑟喜爱的诗人儒贝尔在《随思录》中的说法，形容这本书“不是绑在一起的思想，而是断了线的珍珠”。珍珠诚然可贵，更珍贵的或许是断了线的珍珠，作者仍旧能让它们自我排布成可观的形状。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