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诗人蓝蓝让我写点儿什么的时候，我确实没想到十年前这件已经影响我此后人生的事。我突然意识到今年也就是二零一三年是这件事情发生十周年的日子。
不少人可能还记得这件与诗，与诗人们发生直接关系的事。现在回顾会比当年梳理清晰，不仅因为现在我更愿意与同行谈论幽默气质是如何在诗歌之中体现的。
这就是发生在二零零三年冬天的“诗人倡议为被焚民工征集网络声援签名”的事情。引号之中的说法来自当年一月十五日“诗生活”网站的“诗生活”通讯社的新闻标题。我已经记不得这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综合其他同事与朋友的意见总结出来的。
我的勇气和能力其实非常有限。
事情的背景在新闻之中有所叙述：“诗人桑克1月9日凌晨在北大文学自由坛看到自世纪沙龙转来的新华网消息，在山东打工的四川农民徐天龙因索欠薪无果愤而自焚，十分震惊。因此倡议，征集网络签名，声援被伤害的民工。”
消息从新华网传到世纪沙龙，又从文学自由坛传到“诗生活”。九日凌晨，我在文学自由坛读到网友“因爵夫人”贴出的消息。根据职业素养判断（当时我已从事新闻工作十一年），这条来自官方媒体的消息绝对不是谣言，况且在之前的日常工作中我已经看过不止一篇拖欠工人薪水的报道。当时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仅仅露出冰山的一角，而像徐天龙自焚这样的极端事件却是第一次发生，它在我心中引起的情感反应极其剧烈。在新闻之中我使用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词语“震惊”，其实我的内心已是一团愤怒的火焰。
后来用词越来越尖锐，我实在忍不住自己“悲愤”的感情。
徐天龙怎么样了？当年的事情究竟对他的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帮助或者说更为糟糕的结果——后者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徐天龙就是我们自己有血有肉的化身。
一切似乎都是按照新闻方式进行着。但是贴出消息的网友“因爵夫人”却对中国诗人提出严肃的问题：你们能为这件事情写诗吗？这虽然不是原句，但是大意还是准确的。他的问题之中潜藏的真正含义是：你们过去写的诗是和严峻的现实脱离的，你们这些人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我在新闻中没有贴出他的问题，只是略微间接地显示问题的存在：“贴出这个消息的网友把这个事件当作诗歌主题，睿智，也是给大家提出了挑战。”从叙述方式来说，我表现出极度的克制，因为在怒火中还能冷静地表述问题对我来说是极其不易的。我当时脑子涌现出的就是：我能写。我立刻写了《悲愤诗》，同时觉得仅仅写诗是不够的。我想起曾经参与的签名活动，觉得签名这种行为可能比具有技术要求的写诗更能唤起大家的热情。
然后就有了三条呼吁，就有了关于签名和写诗的倡议。
此时此刻，这已不是新闻事件，而是典型的诗歌事件。
后来我才知道对诗人提出要求的网友是谁——当代艺术家高氏兄弟，我一直喜欢他们作品的正直和锐利。
我知道诗歌的作用从来都是有限的，这也就是我在倡议之中表述“诗歌小力”的主要原因。它的形成是由于我秉承的传统：如同奥登在悼念叶芝的诗中所说的“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又顽固地认为：“诗歌是文明的发动机”，它几乎无坚不摧，无论是柏林墙还是坦克。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的矛盾性，如同不知道如何解释同时存在于我身上的激烈与冷静，美学观念与社会观念之间的强力冲突。
引起争议是三四天之后发生的，主要与两句话有关：“我们的诗歌是可以有社会责任感的（虽然它不是诗歌的全部）”。“这时，就要牺牲艺术，去拯救正义！”当时我只做了一般性说明，现在回顾我倒可以直接面对这些讨论而进行思考，主要目的不是辩护，而是阐释自己一直保持的美学观，阐释我对诗与社会、诗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的认识。
肯定的声音占了绝大多数，但是渐渐出现不同的质疑声。在祛除那些明显带有恶意的质疑或者否定的说法，比如某些指责借题炒作或者伤害感情的认识之后，我认为不少质疑不仅是冷静的，理性的，而且把问题的探讨引向了深入思考的层面。
比如我的朋友诗人刘立杆的质疑就非常严肃，他说：“我的疑惑仅仅在于，‘诗人’和‘人’的概念与立场在这个声援事情中似乎有些混淆了。”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提出的问题可以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比如诗人和人有时确实分不清，但是其中存在着强调各自差异的概念问题，即强调诗人的时候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强调人则是针对人类本体的。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理解一个人的社会属性与社会责任。我的另外一位朋友诗人马铃薯兄弟在尊重签名行为的同时忧虑“一种早被抛弃的旧的方式复活”，我完全同意，这也是我当时和现在都非常担心的事。因为有的行为仅仅是表面相似，比如底层写作和其他体验社会生活的问题等等。我们在看穿修辞的外衣之后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
刘立杆极富洞见地说：“诗歌乃至写作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正义”，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表述。真正的诗歌确实包含着道德力量，但是从降低到承载认知平台的角度来说，诗歌又明显具有更多的功能。而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我当然更倾向于自己的美学使命。这就是我使用一个暂时性的决绝词语“牺牲”的主要原因。但是同时我又非常清楚，诗人身份和他们保有的诗歌方式会对社会政治产生相当的作用，但是在美学史上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自动消逝，因为存在混淆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站在哪个角度看问题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清楚彼此之间和各种表面相似的事物之间的界限，而又能同时使用所有方式，那么一切就都是非常清晰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写的诗，按照美学要求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标准，才决定着它是否有资格存身于文学范畴之中。而在社会领域，文学性可能是次要的，只看它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就可以了。但是由此一来，这些诗就不再是美学领域的审视对象（从历史事实来看，它们的暂时性非常明显，但是不少人却将它们看作文学的主要特征）。
所以对我们来说范畴感是必须建立的，否则就会造成表面的矛盾，而非真正的矛盾。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在美学和社会这两个领域同时达到高度的文学作品呢？这是显然的，但是它要求的技术高度在初期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在二零零三年出现就比较艰难，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随着美学经验的积累，这样的高度或将成为可能。
书写社会主题的诗，其背后实质其实就是如何针对社会要求而采取独立态度的问题。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可以不做的，有时这两种不同选择集中在一种公共事务之中——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指诗歌方式而言的，所以我才会说：“签名不是唯一的，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沉默也是值得尊重的，因为这也是一种选择，它有另外的担心。”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丰富的东西是什么，当时的选择又是什么。所以我喜欢看到《外滩画报》这样的评论：“这种宽容、理解和允许多元化并存的声音，对中国的知识界而言，比签名事件本身是一种更为可喜的现象。”它确实看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
所以诗人们表面的共同选择其实都只是因为自己的个人要求，而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强加要求（我们现在已经明白道德绑架意味着什么，当时许多人还不太了解）。这就是说面对社会问题的严峻表现，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反应，是以直接的社会方式反应？还是以特殊的诗歌方式反应？这些其实都是由诗人个人决定的。
我们把个人选择放在首要的位置，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别标准。
所以我们听从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良知或者基本情感的召唤，而不是由于一种看起来无比正确的价值观或者舆论氛围的怂恿，尤其在我们这些具有美学使命的诗人身上。所以我的一个老师（我以自己是他的学生而自豪）明显看出了我在表达方面体现出的临时性，他事后对我的“牺牲说”评论道：“这样的文字，什么也没有牺牲，因为对于坚守良知的诗人来说，艺术不会被牺牲，正义也不需要去拯救，而只需要良知的践行。”
在这个事情上，诗人是偏正词组，人是核心。
在美学问题上，诗人是主宾结构，诗是核心。
我确实没有牺牲什么，尽管存在冒险，尽管它改善了我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的观念比起当时的牺牲观已经更近一步。我已将它视为一种诗歌类型，比如时事诗（来自臧棣）或者介入诗（来自张闳），它确实只是众多诗歌类型之中的一个——当然不是唯一的类型（没有这样的类型）或者具有统治地位的类型（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偏爱的类型）。从诗歌整体来说，它只是身在其中；而作为一个诗人来说，他可以不写这样的诗，就像有的诗人从来不写山水诗一样。前提条件是介入诗的领域不能是彻底的空白（就是说不能存在整体缺席的问题）。
从签名者中，读者或许会看出诗人的多样性，其中既有一直介入社会事务的诗人，比如唐不遇、廖伟棠、杨克、宋晓贤……也有执著于美学探索的诗人，比如清平、蔡天新、陈东东、吴铭越……还有更多复杂而丰富的诗人，比如森子、胡续冬、张曙光、徐江（我自己可能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但是当时的表现却类似于第一种）……此外还有一些评论家刘翔、耿占春、张桃洲、沈睿……
从具体作品来说，当年介入诗的写作质量可能有待于发展。不过其中情感的强烈反应是我更为看重的——
悲愤诗
——为民工徐天龙而作
汉子！你的火烧醒我！
我怎能睡得如此酣热！
我呼吁，我抗议
仿佛一列咆哮的机车！
向硬雪？向朔风？
向正变得自然的冷漠？
人心隔肚皮，你啊
一把将我的美梦撕破！
正义在哪里？乌有乡？
迷雾笼罩尘世的生活！
那么大野的声音起来！
重修流失的道德人格！
值得拯救啊，监督者
是良知，是璀璨星河。
（二零零三年一月九日晨）
读者可能注意到我对形式的限制，就是说当时我已尽量容纳美学考虑，否则这样的诗就不如一句干脆的倡议。徐敬亚评论说：“桑克写出了我目前看到的他最有力度与质感的诗！”。我把这种评论视为一种鼓励。
响应云集，我在《新诗歌月刊》的纪念特辑目录中查到部分内容——
诗歌篇：痛苦在诗歌心底灼烧——为山东“自焚”民工徐天龙而作。诗作目录：第一辑悲愤现场——张祈：“把我的钱拿来！”；清平：愤怒；桑克：悲愤诗；初清水：京广铁路上的雪。第二辑苦难的檄文——萧开愚：这不是一首诗；廖伟棠：檄文；李文楷：苦难的灵魂。第三辑请不要为我哭泣——夏雨：请不要为我流泪；梅溪路上一棵树：今天我们发薪；浪行天下：新石器时代；白地：有关什么。第四辑词语之子——TREERON：农民，词的儿子；唐不遇：各种自由都在死去；张杰：我们的敌人是谁；薛舟：危险的新生活。
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纪念专辑的链接现在已经无法打开。
我通过搜索功能找到诗人张永伟的一首诗。其中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徐天龙，当你像一块石头炸裂，
我还隐藏在时代的深山里。
我说了很多，却又像一言未发。
此刻的我，也许是自焚前的你，
在冷清的街上，在午夜零点，
踩着刚刚冻结的泥泞。
你忍受着燃烧后的疼痛，我内心的烟雾还在弥漫。
（《写给为讨薪而自焚的民工徐天龙》，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
其中的自省意识让我深受震撼，而诗人程小蓓的诗则让我看到广阔的悲哀——
我们活着，惟一所有的
是这些能干活的手和脚，
最好不要有嘴和脑袋。
嘴要吃和喊叫，
脑袋会让我们想到哭泣。
（《我们惟一所有的——给徐天龙》，二零零三年一月）
雷达和任东华评论这首诗“体现出‘底层者’的生活贫困和精神生活的自由独立与反抗意识，象征性地表达新世纪文学在多方面有意识地‘神会’当代西方哲学的印迹。”我虽然不能理解这段话的真正含义，但是它的注意力却使我感到几分欣慰。因为诗歌的作用对象可能真的不是法院和建筑公司，而只是诗人自己，或者其他知识分子。
在二零零四年出版的《2003中国文情报告》里，周瓒在《行动的诗歌与诗歌的行动》一文中评论说：“在众声喧哗的间隙，我们依然读到出离了悲愤之后的尖锐但真切的诗。虽然属于命题式的写作，但桑克、清平、程小蓓、唐不遇等诗人的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呐喊式或咒骂式的，而是能够在‘代言’的立意中，切实贴近了角色的声音。他们的作品依稀唤起读者对于‘古诗十九首’和新乐府诗歌的传统精神的记忆。”她在后面继续论述：“现实，是我们每天经历的被书写的生活。没有书写，也就没有所谓现实及其评价。讨薪民工自焚，英美攻打伊拉克，非典侵袭，孙志刚事件、诗人宇龙被害事件等等，这些都在2003年的汉语诗歌中，受到诗人们以诗歌方式的关注。”
我为这些诗人感到由衷的自豪。当然我也孩子气地偷偷地为自己自豪了那么一会儿。
我知道我们或者任何人的命运都不会因为写诗而发生彻底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却可能因为写诗或者诗歌本身而悄然改变某种晦暗的格局。
诗歌至少可以作为安慰物而存在，至少可以减轻我们日益加深的疼痛感。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日
（原载《名作欣赏》2013年第11期）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