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麦家的长篇小说《暗算》《风声》等改编的谍战剧，创造了收视率的奇迹，麦家的小说也因此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然而，当人们为其中曲折惊险的故事而津津乐道的同时，似乎忽略了另一个麦家的存在。其实，在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创作之前，麦家从事文学写作已有十多年了。1986年创作伊始，麦家就一直在中短篇小说叙事的领地默默耕耘，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正如陈晓明所说，麦家的写作是“潜伏式的”，是“一种密谋”。
个体经验的个性表述
从叙述方式来看，麦家最早创作的中篇小说《私人笔记本》（1986），受到了当时“先锋派”思潮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大批重量级作家开始欣然于叙述实验，麦家的《私人笔记本》就是他展开叙述实验的典型文本，彰显了作者出色的叙事才能。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我”是一个大龄未婚男青年，由于非常态环境中的成长经历，“我”的言语中常显出愤世嫉俗、嬉笑怒骂的神经质特征。小说在结构上独具匠心，作者把主人公置于将要赶赴一场约会的情境中，这种情境构成了他浮想联翩的心理势能，那些带有回忆性质的语言碎片，看似自言自语、漫无边际，却道出了人物孤独彷徨和焦躁无奈的心绪。可以说，现实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如人意。很多细节清晰地表明，主人公那不可救药的病态人格，根植于童年时期母爱的缺席。母亲有违人伦的自私行为给母子关系蒙上了无法抹去的阴影，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对待异性的态度，对他来说，“对女人，我等着奇遇，也许是等着悲剧。”他甚至感叹：“这世界只有一个女人叫我爱恋不止，她的名字叫陌生女人。”这种语调暗示出人物对女性的极度厌烦和彻底绝望。但另一方面，小说又表达出生命个体对女性急切的心理需要，在主人公的意识中，“没有妈的心灵是有病的，没有女人的房间也是有病的，空气都是有股霉味的。”从审美意图来看，作者赋予主人公这种偏执和病态的心理，让他在那颇具“黑色幽默”性质的突围表演中指认自我，旨在对人的本体发问。小说中这样写道：“最令我伤心的是，有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了什么？我只知道我是个叫人琢磨不透的东西。”这种追问体现出鲁迅“狂人”式的自省意识。作为特殊个体，主人公一直在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孤独的精神处境，但又不无获得集体收编的冲动。所以，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的辨认过程，既是对边缘化生存的痛切体悟，也是为获取自救而寻求出路。值得注意的是，麦家的叙述显然偏离了传统的路数，对那记忆中的伤痛及其所带来的后遗症，并非以悲愤的语调来讲述，而是以一种戏谑的语言方式加以呈现——这正是对死亡严肃性和悲剧性的消解。而主人公对母亲的妖魔化讲述，也显露出作者质疑、甚至解构亲情伦理的意图。如果把这部小说放在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考察，我们会发现，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意义的追求上，麦家都相当出色地实现了与当时“先锋”叙事话语的对接，从这种对接中充分显示出叙事者的个性化色彩。
在另一部短篇小说《寻找先生》中，麦家的叙事也立足于个体经验。小说的主人公棋在一种执拗的寻找中建构着自己的精神乌托邦。为了找到梦中的桃花村，棋历经艰险，心力交瘁。在走过千百个村落后，棋仿佛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地。显然，那是一个美丽而阴险的诱惑，终点就是起点，也是梦想遗落的地方，这是一个宿命的轮回。小说可以看作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一种文学想象，表现出鲜明的抽象化和寓言化的叙事特征。为了某种神圣而美好的事物，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可在这种寻找中我们又很容易迷失，当你醒悟过来，“你就看到了阳光自山巅一个劲地在往下落，看到了自己那颗干枯的老心，看到了那片广袤的沙漠和纷扬聚拢的黑暗……”，有时候，你一往无前最终抵达的那个彼岸，却可能是无底的深渊。这种宿命意识也贯彻在麦家其他作品中，比如《第二种败》《陆小依》《农村兵马三》《杀人》《既爱情又凄惨》等。也许，在麦家看来，文学的真实不必完全符合必然规律，更多的是蕴藏在事件偶然性中的，而这种偶然性也是构成其叙事审美生成机制中重要的动力装置。
偶然性与情节突转
在麦家的叙事中，情节的偶然性转折可以细分为两种模式。其一是把意外事件作为故事发生转折的关亟点，在人物命运的突变中揭示人生的无常与世事的难以预料。如小说《陆小依》《飞机》《农村兵马三》等。在麦家看来，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不可能赋予某个人太多的恩赐，生活对每个人来说不可能十全十美，那种绝对理想化的人生，只能搁置在一种虚幻的构设之中。在小说《陆小依》中，陆小依的人生从精细、受宠、温软的优裕生活，蜕变到粗糙、自暴自弃的可悲状态，其间的落差不可谓不让人惊叹。导致这种戏剧性转变的关键因素就是安安的失踪，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构成了人物精神裂变的强劲动力。中篇小说《飞机》也同样如此。小明那个享有“特权”的家庭，由于他的一次小小的淘气行为而遭遇解体。《陆小依》《飞机》在故事的推进中都存在一个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就是偶然性作用的场域。麦家把人的命运置放在这个场域，旨在提供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同时，在这种可能性的追问中展示现实的荒诞性。在中篇小说《农村兵马三》中，作者把这种追问推向深入，让我们深切体悟到生命的沉重感。作者的笔触深入到人物隐秘的内心领域，照亮了农民兵身上依稀尚存的传统小农意识。从有关马三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身上所固有的那种狠劲与狡诘。相比路遥的《人生》，作者似乎有意淡化马三个人奋斗过程的社会意义和时代色彩，力图在生命个体的命运揭示中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同时，麦家意识到，偶然性并不直接表现为某个意外的事件本身，而是与人的精神行为息息相关。他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关注自己的心灵，要和自己的心灵时刻团结在一起。”在麦家的叙事中，这种内心的关注常常与某种神秘和偶然的因素相联系。《杀人》《第二种败》《两个富阳姑娘》等作品就典型地表现出偶然性发生所依赖的幻觉或意念的不可靠性。短篇小说《杀人》讲述了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作者以主人公一次回乡扫墓的活动为主线，牵扯出两家后代心中家族仇恨的死灰复燃。《杀人》的主题初步触及到了人的自我意识。在短篇小说《第二种败》中，这种意识表现为人本身制造的幻觉，这种幻觉内聚着致命的杀伤力，在麦家看来，有些时候，最终打败自己的，不是强不可摧的敌人，而是人自我的某种潜意识。在短篇小说《两个富阳姑娘》中，这种潜意识中的认知偏差一开始就发生了，作者有意让读者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最后真相被揭穿，才让我们意识到作者蓄谋已久的心力。而这种结构的设置，正是作品悲剧张力最终得以彰显的根本原由。如果说《第二种败》是对自我意识的追问，那么，《两个富阳姑娘》则是对“他者”灵魂的剖析。作者尖锐的笔力和巨大的勇气，确实令人深为感佩。小说以“我”的视角讲述故事，既保证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让我们感悟到一种痛彻的反省。这种反省与其说是叙述者作为旁观者对自我内心的解剖，不如说是对不公现实的无声抗议。从美学效果上看，也正是因为这种反省的存在，使这部小说与麦家其他作品有了明显的区分。
在这个系列的短篇小说中，美学色调上最为凄美的无疑要算《既爱情又凄惨》了。文字中那唯美的气息，主人公那无邪的天性，以及那微妙的爱恋，使这部小说特别有沈从文《边城》的神韵。如翠翠那样，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裙就像一个天使，聪明又美丽，乖巧而淳朴。然而，作者把这样一个美丽的生命置于两军对垒的风口浪尖，把人类最美好最本真的天性推向反面。在这个篇幅不过10页左右的小说中，麦家似乎决心要把美好的事物撕破给人看。以南河为界，一方是以哥哥为首的军队，河对岸则是与哥哥为敌的部队。裙每天都要去对面的山上放牧，故事就这样展开了。尽管裙来自对岸，但青年官兵没有对她产生任何警惕，相反，年轻的排长那水草般的温柔让女孩春心萌动。为逗小女孩开心，排长对她说：“你要是小特务，我当然要把你抓起来，还要叫小狼狗整天看管着你。小狼狗在这山上比谁都跑得快，你要逃跑的话，小狼狗就会追上你，把你美丽的小脸蛋咬个稀巴烂。”从整个故事发展来看，小说最要害的机关就藏在这玩笑似的话语中。在一个小女孩并不成熟的意识中，那可不是玩笑，而是以假当真了。正是这个不经意的玩笑，最终使排长中弹身亡，同时也断送了那份天真的爱恋。[NextPage]
荒诞化与反抗现实
从审美视点看，麦家致力于寻找生活中那些错位的环节，而之所以会产生错位，偶然性因素显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生活充满了偶然和意外，而偶然和意外所导致的那种不确定性，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偶然和意外在现实中往往是常态化的。很大程度上，现实不再完整地呈示出意义，而是发生了时间意义上的断裂，这种断裂便是现实荒诞化的根本原由。
中篇小说《谁来阻挡》就表现出一种意念的荒诞性，而这种荒诞性发生于时间断裂的区域。这部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关注的焦点是人本身生存的荒诞性和悲剧性，军旅题材的作品因此凸现出超越于部队生活意义之外的人本命题。在小说中，主人公阿今在探亲期间，突然想到转业的问题。先前的平静一夜之间被这个神秘的念头打破了，他开始询问别人的看法。让他深感意外的是，从妻子、父母到部队首长，他们竟然无一例外地赞成他转业。转业似乎已成定局，阿今只能顺应大势。这个小说告诉我们，头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尽管出于偶然，却全然不可忽视，因为它往往会把人逼到无路可退的悬崖地带。
麦家所看到的这种生存现实的荒诞性，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人类悲剧性的转喻。在现代社会中，人类越来越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容易滑入悲剧的深渊。从中短篇小说创作来看，麦家始终把叙事目标锁定在人本身，对人本身的考察和探究是他创作的首要议题。从陆小依、马三、阿今等系列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人对自身命运的不可知和无法把握。麦家从宿命论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的局限性和悲剧性。以此为参照，《暗算》中的容金珍以及《风语》中陈家鹄等人同样遭遇到命运的错位，他们的生命只能依循被规定的轨道滑行。这是作家对人生黑洞的照亮，对人的宿命生存形态的本质性呈现。麦家的作品是对人类荒诞生存现实的质疑和反抗，在他看来，“作家首先要做个现实怀疑主义者”。这种“怀疑”是麦家观照生活的一贯立场，而正是这种立场的坚守，坐实了他文学写作的先锋性。麦家对人类生存现实的审视，抱以严峻和悲切的态度。麦家的叙事是严肃的，充溢在文字中的那种深刻的悲悯和终极的关怀，展开了他对人性的本质性表达。
《解密》《风声》等长篇小说之所以能在文坛久享盛誉，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于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找到了一条穿越的道路。对麦家而言，创新并不意味着一味的标新立异，有时候也许是“守旧”，是“回归”，甚至是“后退”。显见的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传统叙事资源的借用，对麦家后期创作的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同时，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麦家前期的严肃文学创作实践也并没白费，为他实现这种艺术穿越和转型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持。上文提到的很多小说，都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是构成小说艺术张力的主要来源。尔后创作的《解密》《风声》等长篇小说，正是在长期的中短篇小说技术训练之后写就的。不同的是，长篇的创作更偏重于本土的回归，深得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神韵。
麦家说：“我的写作，一直想恢复读者的信任。”麦家的作品之所以畅销甚至长销，并不是因为创作主体受到市场牵引的结果，在我看来恰恰相反——那是因为他的作品在真正意义上接通了中国文学叙事的传统。麦家的所有工作，似乎就是力图把汉语叙事引向小说的正途与常道，以文学的原生魅力吸引读者，重新赢得读者的信任。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