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今天我给孟浪兄发邮件拟问了10个诗歌访谈问题，希望厘清一些诗歌原貌，三小时后孟浪兄回信并把一篇2007年访谈（曾被删节）从美国回邮了我，我看到这篇当年由记者曹鸿涛所做的访谈问题，有些问题竟然与我所拟的大致相通，仔细读完这篇2007年的访谈，遂理解了身在异乡的孟浪兄的所思所行。谢谢孟浪兄！张杰（2013年11月18日）

　　张杰：好！十多年、二十年来谢绝了不少次的报刊、杂志的访问要求，唯一有那么一次在2007年，我答应了，是北京的《竞报》，以下是全文。当年《竞报》只是删节登出了他们所能登的很少部分。我把它翻出来，给你的论坛首发，作为对你和论坛的支持。谢谢！孟浪（2013年11月18日）

　　答《竞报》记者曹鸿涛问

    1、孟浪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第三代”极具影响力的一位诗人和诗歌活动家，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您将1986年的两报大展喻为一场“虚拟庆生典礼”，能否就此谈一下您对八十年代诗歌运动的看法和反思。

　　答：谢谢你让我不是对“个人”说话，但我想说，我不是一个个人的诗人，只是一个“个人”的诗人，说起来有些拗口。你知道，我这十多年与“集体”的、“群体”的中国诗歌界可以说渐行渐远，愈行愈远。“诗歌活动家”的帽子，要是在十几、二十年前，扣上来，那我是躲不掉的，尽管这个帽子在写诗的圈子里，通常是美誉的反面。但我承认，大概在八十年代初中叶开始，正是一些可以不无光荣地被戴上“诗歌活动家”帽子的青年诗人的努力，现代汉语诗歌的二十世纪版图，如果不是被重新改写的话，也至少得到了历史性的真实勘定和丈量，一种崭新的诗歌美学它的标准、它的圭臬终于诞生了。

　　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彰显了对文学解冻特别是“朦胧诗” 所标示的被单面化认知的那种社会性价值的超越，它全面突入了汉语文学、汉语诗歌的美学世界和文本世界内部，进行了一场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颠覆性变革和创造；“汉诗”、“中国诗”的新的高度的刻度成为二十世纪汉民族语言和精神文化演进的一场（是一场！不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遗憾的是，由八十年代诗歌运动庄严铭勒这历史印记、历史刻度的同时，也伴随产生了相当巨量的泡沫——从情感、意识的泡沫到文本的泡沫——八十年代诗歌运动的真实面貌几乎让这些泡沫淹没，而变得难以辨识。事隔二十年后，你们报纸做这个专题，也是一种清理和恢复，很有意义。

　　2、您与徐敬亚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已经成为记录八十年代诗歌的权威资料，也是现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能否简要回顾一下这本“红皮书”的诞生过程？

　　答：你说的这本“红皮书”，大家应该知道它产生的背景及依据的蓝本就是你前面提到的1986年的两报大展（《诗歌报》、《深圳青年报》“1986’ 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首先是当年徐敬亚发起和主持了这场大展，大展过后有好几家出版社主动找他联系表示很感兴趣，愿意结集成书出版。徐敬亚、吕贵品、曹长青和我四个人组成的该书编辑群还专门为成书开会商讨编辑方针、体例等技术性事宜。因为不久（1987年1、2月份）《深圳青年报》停刊风波，出书计划也随之停摆。一年多以后，我正在深圳大学编辑出版中心任编辑，由于该中心与同济大学出版社有编辑出版业务协作关系，我当时抓住机会提出该书的出书计划，和徐敬亚二人连续几日挑灯夜战编纂出大致的书稿，获得当时已是市场经济意识挂帅的出版中心负责人的支持，在5月份左右立项通过，拿到书号。经过一个难忘的酷暑，9月上旬“红皮书”在位于长沙的湖南环境报印刷厂诞生，印数2万册。

　　3、据我了解，当时很多诗人的生活状况都非常艰难，您能否谈一下当时您以及您周围大部分诗人的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状况与第三代诗人在八十年代末期的集体沉默是否有关系？

　　答：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吧。其实，当时中国的开放在经济领域仍然在摸索探路的初期，艰难是一个常态，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自由度当然与现在根本没法相比。说起诗人的状况，我就举上海诗人的例子，当年王寅、陆忆敏、陈东东都是中学老师， 默默是工厂图书馆管理员，我呢，到深圳大学前，是上海一家三千人的仪器工厂下属一个几十人小厂的副厂长。记得当时（大约1984年底）我这个大学毕业两年多的先锋诗人以“副厂长”的“职务”出现在上海先锋诗歌圈的时候，好几位同人刚刚大学毕业甚或还在念书（如京不特），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可以给民办诗刊带来赞助的“金主”呢。其实那时候我的工资大概才七、八十元人民币，这是我唯一的收入。当时凭的就是文学理想和人文热情，办民刊的钱都是大家十元、五元的凑起来的。这种生存状况与你提到的八十年代末期的集体沉默似没有关系，我甚至倾向于认为并不存在“集体沉默”，如果有，那也是在“历史强行进入视野”（西川）之后。也许不无夸张，86年的大展、88年的“红皮书”，是八十年代诗歌的“最强音”，尽管它有时候听起来并非悦耳，而是反常规、反常态的刺耳。

　　4、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出国的？您现在在美国的生活情况如何？

　　答：1995年秋天，我去了美国。我接到位于美国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邀请，去那里当驻校作家，这是一个设在布朗大学英语系和创意写作项目的外国作家驻访计划，到美国的最初一年半我就呆在那里。在我之前，作家老鬼、诗人雪迪、贝岭等已经在那里。我去后不太久，老鬼抗不住对他来说可能已经显得多余的和不必要了的漫长孤独，义无反顾地又回到北京定居。而我从那时开始，一晃离开中国已经十一年半了。在驻校作家项目结束之后，我搬到波士顿，在一家剧场兼画廊呆过四年，过着我称之为“剧场守望者”的生活，它让我同时观察、体验了在西方的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戏剧生活的日常性。最近这五年，我在波士顿和香港之间来回居住、写作，也继续做一些文学编辑方面的事务。

　　5、出国对您的写作是否产生了影响？长期旅居海外的生活会否让您产生远离母语、失去文化土壤的感觉？如果有，您的写作是否发生了转变？能否谈谈您目前的写作状况。

　　答：熟悉我的诗人朋友都知道，一般而言，旅行或异地生活，在我的写作中很少有明显的地理学上的痕迹。而长时期的旅外生涯却不然，远离了汉语的土地， 却让我更接近某种孤独时，也似乎更接近纯粹——虽然未必准确，但我要说，在那里，当我直面汉语的孤独时，也就得以亲临汉语的纯粹：文化土壤之类对我来说变得不重要了。

　　不过进入千禧年之后，我开始接触互联网世界，汉语已经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也几乎无所不能。与我刚到美国起初的三五年已大有不同，令我觉得互联网编织且围绕的整个地球，对汉语使用者来说如今已经“全中国化”、“全汉语化”了。就我的诗写作而言，我一直以所谓“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面对我的写作的可能转变。最近这几年，由于我在大洋两岸穿梭旅行每年不少于两次，写作状态的动荡感和不确定性都加剧了，对我自己构成了新的更具难度的挑战。从这个方向看，或许可以说我的写作正在一个变化的前兆或过程之中吧。去年10月，作家、出版人张小波策划的“九星文库”为我出了一本诗集《南京路上，两匹奔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从这个集子里读者也许可以发现我二十年来特别是离开中国后变化的轨迹（如果有的话）。

　　6、您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如《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单单是这样的标题，就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绝望感。能否谈谈您的这种悲观情绪的来源。

　　答：悲观主义大概是高迈的文学中常见的思想或人文基色。我的写作也应是这条传统长河的一截流体或一段流域，不能幸免。如果说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我以为在美学上它是有益于作者的，也同样有益于读者，它让你抱持疏离也抱持关切，醒觉、质疑、诘难、呼告等等，都是你的财富。你问它的来源，也许和八十年代不无关系，它来源于我在那个十年中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两个精神向度上的自我教育和成长。

　　7、我们知道，尽管您多年来一直旅居美国，但是对国内诗歌界也一直非常关注。近年来第三代诗人从经济领域的“回归”成为国内诗坛的热门话题，有人评价说“当下的诗歌界，体制的影响力已明显弱于资本的影响力”，对此您有何看法？

　　答：不敢说非常关注，“隔岸观火”的比喻倒是蛮形象的。比如，前几年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纷争，我在美国也有所闻。其实这两拨人都是八十年代诗歌运动中一起走过来的同行，正是九十年代以后“体制的影响力” 和“资本的影响力”的消长，让诗写作者竟然也“利益”起来了。我也注意到，由于我的远离，结果在这双方的阵营划分中，不幸地，有人愿意把我归作他们的“知识分子”行列，而另也有人指我非其“民间”莫属；而我已“退化”成一个“个人”的诗人。毕竟，八十年代已经不再。

　　事实上，“知识分子”和“民间”都成了“体制”的一部分（同谋），这场纷争，也正是最近十年以来在“资本的影响力” 飚现的强势作用力下，诗歌界对“资本”不得不招架、实即迎纳的过程中适应不良、尴尬表演的戏码。不过到目前为止，诗人仍然处于“体制”和“资本”的双重辖制中，或者说“体制”和“资本”正演变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诗人已开始学会游走或穿行其中，正在学会“失败”，也正在学会“成功”。你说的“第三代诗人”的“回归”，确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新现象，但我更愿意说，从心灵的层面上看，人们从未“出走”。

　　8、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您觉得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如何在生存和写作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答：我的回答是，一个优秀的诗人通常很难在生存和写作之间那条颤颤巍巍的钢丝绳上找到平衡点，因为他从来不是天生的杂技演员。所以他矛盾，他痛苦，他奔波，或者，他干脆说：“拉倒吧，我不干了！”挪用一句哈姆雷特：生存还是写作，这是一个问题。

　　（2007年6月3日）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