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爱，人类或许不能存在一天，而我们对爱的体验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局限。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以爱神的名义恣情纵欲，中国有“高禖祀典，奔者不禁”的记载，罗马的爱神从神妓升格为女神，人们不加掩饰，不施束缚，不落牵绊，他们的爱情从本质上来说是“根本不受控制”的性本能，“因为它并非要征服的敌人，不是需要管制的危险的叛逆；它得到了解放”。可是在资本运作的社会里，爱主要取决于互惠互利，一个人在充分考量了对方的交换价值（比如容貌、谈吐、家世、地位等）之后，才会给予相应的情感。简·奥斯汀是描写此类爱情（或者说婚姻）的代表：《傲慢与偏见》的开场白便是有钱的单身汉要娶才貌相当的太太；《劝导》中的安妮·艾略特因为拉塞尔夫人的劝说而撕毁婚约，期望会找到更好的良配；而根据毛姆先生的考证，奥斯汀本人对这种情爱观也是持赞同态度的，她在信中写过类似于“单身女性都容易受穷，实在太可怕了，这是人们赞成婚姻的一个强大理由”的话。到了奥登（W.H.Auden）生活的“焦虑时代”，社会不但仍然以资本运作为特征，而且进入了消费时代，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大行其道，社会鼓励立即消费、提前消费，绝不拖延欲望的满足，这些都成为现代爱情岌岌可危的重要元凶。作为20世纪英语诗坛的领军人物，奥登不但写出了现代“肉性之爱”的尴尬处境，还在深入反思之后走向了“灵性之爱”，并表达了他对“婚姻之爱”的独特理解。

　　一、肉性之爱：爱欲与文明

　　艾略特曾以“荒原”象征西方现代文明，给人以发聋振聩的警醒。毁灭性的武器、欺骗性的政治、压抑性的生活，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个体存在的迷惘与困惑，人们无法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也无法完全行使个人的意志行为。这样的现代人，为了获得情感的补偿，试图通过“爱”对精神或生理进行“减压”，只不过在他们周围出现的“爱”的给予者，同样是身陷囹圄的现代人。他们都是爱的渴求者，也都是爱的匮乏者，这样的两两结合，往往强化了现代生活的荒原性，用奥登的话来说，就是“焦虑时代”的危机性。早期奥登是这种情爱观的实践者，他与小说家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短暂结合就是为了缓解外部压力，而他本人的柏林之行更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且看他的一段日记内容，记录了1928年至1929年间在柏林与之发生过性行为的男孩子的名单：

　　Pieps

　　Cully

　　Gerhart

　　Herbert

　　Unknown from Passage

　　Unknown from（semi-illegible name of bar）

　　Unkown in K?ln

　　Unknown from（semi-illegible name of bar）

　　Otto.

　　奥登不仅在日记里记录了他们，还在诗歌中或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这种情爱模式。他的文学遗产委托管理人门德尔森教授（Edward Mendelson）曾明确指出：“奥登的早期诗歌，写的是热烈而短暂的爱欲。”而他的传记作者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干脆给出了实例，认为《这挚爱的一个》（1929）的开篇诗句--“这挚爱的一个的面前/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CP：36），就是奥登彼时所面临的爱欲现实的直观反映。

　　爱情对于早期奥登来说，更像是性自由的代名词：“生命也自有其激情；/学生的身体如同他的想象力/让事实来凑合理论竟也成了流行。/我们是尾巴，是堕落、乖离/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份子，/成长于父辈们参战的那个年代，/为‘爱’这个词平添了新的光彩。”（《致拜伦勋爵的信》，1936，CP：110）奥登在此描绘了一代人的情爱肖像画。他们“成长于父辈们参战的那个年代”，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的动荡不安造就了人心的无所归依，他们是“尾巴”，是“堕落”和“乖离”的一代。“让事实凑合理论”在此暗示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流行。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是性自由的倡导者，他生活于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强调的是理性引导欲望。新时代的人们从他的理论中找到了狂欢和堕落的借口，将追逐欲望“合法化”，为“爱”这个词添加了“新的光彩”。这种爱欲，类似于克尔凯郭尔所归纳的“肉性之爱”，它在本质上是不忠实的：“它之所爱，不止一个，而是全部，也就是说，它谁都勾引。它仅仅存在于瞬间，但此瞬间就其概念而言，乃许多瞬间之总和”，“它实际上只是持续不断的重复”。奥登早期创作的《更离奇的今日》（1928）、《临危犯险》（1929）、《这月色之美》（1930）、《那晚当快乐开始》（1931）、《梦》（1936）、《摇篮曲》（1937）等诗篇，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肉性之爱”。比如，在《摇篮曲》里，抒情主人公的爱欲观念是“一夜之情”，他让“我的爱”枕着自己的手臂安眠，同时又发出警告，明确告诉他这是“不忠的臂弯”，最后甚至祝愿自己的爱人享受“每一个人类之爱”，也就是毫无私心地让爱人在今宵之后，与更多的人共度良宵。乍看之下，这位抒情主人公非常体贴细腻、全无私心，而实际上他只是现代人泛爱论的一个代表。正所谓多情便是无情，他表面上追逐自由的爱情，放纵自身的爱欲，实际上却是缺乏爱的能力，无法将“确切无疑、忠诚”（CP：157）与爱人同享。

　　当然，并不是所有现代人都奉行爱情自由、性自由。奥登在《某晚当我外出散步》（1937）中借一位恋人之口唱出了人们对恒久爱情的向往，但他显然没有给我们留下过多的幻想空间。紧随其后，我们听到了城里所有的座钟发出的嘲笑声：“哦，别让时间欺骗你，/你无法征服时光……”（CP：134）面对无限延展的时间，人的有限经验完全没有与之抗衡的底气，这也是“肉性之爱”沉湎于瞬时性的最好借口。另外，“城里”的时钟不仅指出了恋人们在时间面前的无能为力，还提到了恋人们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环境：“哦，站着，站在窗前/当热泪已情难自禁；/你将去爱你畸形的邻人/用你畸形扭曲的心。”（CP：135）“畸形的”（crooked）在这里具有双关含义。其一，“crooked”与“straight”相对，暗指“同性恋的”。在同性恋的社会身份仍然阴暗而模糊的时代背景下，奥登因其自身的性向问题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压抑与焦虑。他曾经试图向主流社会屈服，与一位女子订了婚，但柏林之行结束后迅速与未婚妻解除了婚约。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正如你所知，我之前订婚了，但现在已经解除了婚约。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这并不是婚姻的问题，而是我自身。”他虽然彻底认清了自己的性向选择，却并不能如释重负。社会的偏见，亲人的质疑，这些外在因素无形中造成了他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他曾解释说，“在某种程度上，同性恋是一种恶习，就像咬手指”。在强势的社会“正统”面前，少数派的爱情，哪怕是基于生理天性的爱情，也必得遭受种种磨难，甚至有可能被彻底压垮。其二，“crooked”也可以指“不正直的”、“不老实的”。在“焦虑的时代”，理想化的爱情与并不美好的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脆弱得就像是黄粱美梦。当阿诺德满怀期待地在多佛海滩吟唱“啊，爱人，愿我们/彼此真诚……”（《多佛海滩》，彭少健译），企图以爱情的温暖来抵御荒原般的社会现实的时候，年轻的奥登对此却毫无信心。同样的观点在之前的《30年代的新人》（1934）里有更为明确的表达：“一千万个亡命之徒列队走过，/高五、六英尺，或七英尺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摆出了献媚姿势，/丘吉尔正在感谢选民们的祝贺，/罗斯福对着麦克风，凡·德·卢贝笑着/而我们第一次相遇了。”（CP：129）希特勒、墨索里尼、丘吉尔、罗斯福以及范·德·卢贝，这些名字轻而易举地帮助我们回忆起20世纪那个“卑劣欺瞒的十年”（《1939年9月1日》，1939）。时局动荡，社会骚乱，人心惶惶，即使我们“相遇”了，又如何手牵着手走向端可相信的未来？在奥登笔下，无论是面对恒久的时间是否经得住考验，还是面对恶劣的现实能否相聚相守，爱情都有其无可奈何之处。

　　更为可悲的是，即使恋人们克服了重重磨难结为连理，也很难将爱情进行到底。奥登在《攀登F6》（1936）里安排了两个普通市民作为领唱，讲述了他们平庸的婚姻生活：A太太和A先生是现代社会里极为寻常的一对夫妻，或许本是情深意笃的一对，带着举案齐眉的美好设想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也或许根本就是婚姻市场上的买卖双方，条件合适了便组成家庭单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无法从中寻觅到爱情的踪影。A太太的生活内容为操持家务，然后像其她太太们那样，在“别墅的炉子旁等待着我们的丈夫”。然而，她们又十分清楚地知道，丈夫们是“一支凶残的、溃退着的部队”，他们已经自身难保，无法继续扮演传统意义上顶天立地的丈夫角色。在A先生的唱词里，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他的迷茫、彷徨、无助和恐惧，这样的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支撑她的精神世界呢！婚姻原本是两个孤独的人在苍茫宇宙中为自己定位的一个独特而持久的位置，但是作为婚姻基础的现代爱情如此疲弱无力、无所作为，那么现代婚姻也根本无法许诺这种确定性和意义性。

　　二、灵性之爱：爱情与“爱之能力”

　　奥登对“肉性之爱”的实践与书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赞同这种情爱观。露西·迈克蒂安米德（Lucy McDiarmid）曾指出，奥登的早期诗歌创作有一个明显的倾向，虽然他认为面对“疏离的、不幸的社会”，“两人的结合是一种调解方式”，但是这种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正如马尔库塞在考察压抑性文明中的爱欲时所言：“性欲的这样一种释放为不堪忍受的挫折提供了周期性的必要贯注的机会，它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本能压抑的基础。”因此，奥登在“焦虑时代”越是追逐“热烈而短暂的爱欲”，便越是深陷情感的囹圄，而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末。我们且看《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1938）中的一段：“当它到来，会事先没提个醒，/而我正好在挖鼻子？/它会在早晨按响门铃，/或会在公共汽车上踩我的脚趾？/它会像天气变化那样发生？/它会客气招呼还是粗野无礼？/它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CP：145）在这首谣曲里，“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作为叠句重复出现了多次，萦回缭绕之中加重了诗人探寻爱情真相的肯切，仿佛那是发自他灵魂深处的最真挚的呼唤。由此可见，奥登只是对产生爱情的现代土壤深表怀疑，却对真正的爱情怀有期待。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奥登创作于1940年前后的诗歌，比如《谜语》（1939）、《预言者》（1939）、《若我能对你说》（1940）等，爱情的基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些诗篇中，奥登不但像从前那样认为爱情是结束混乱、重构秩序的途径--“情侣们向对方跑去/畏怯中燃烧着梦想……”（《谜语》，CP：258），还赋予了爱情以现实的恒久性意义。这种爱情，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就是“灵性之爱”。与“肉性之爱”不同的是，“灵性之爱”内含辩证法：一方面，“灵性之爱”包含着疑问和不安--会不会幸福，能不能得到回报，愿望能否得到满足等，而“肉性之爱”却总是草草地结束；另一方面，“灵性之爱”的对象是有着细微差异的个体，“肉性之爱”则把一切都堆到一处，其基质在于抽象的男人或女人，至多不过是肉感程度的差异。所以，克尔凯郭尔总结说，“肉性之爱”是时间的弃儿，或者说，它消灭了时间，而“灵性之爱”是时间的延续。

　　《疾病与健康》（1940）可谓奥登赞颂克服了瞬时性的“灵性之爱”的代表作品。门德尔森教授称之为奥登阐释婚姻神学的诗体论文，而奥登研究专家富勒先生指出了一个细节：该诗虽然题献给了曼德尔鲍姆夫妇，实则写的是奥登与切斯特·卡尔曼（Chester Kallman）的爱情，只是后来应曼德尔鲍姆太太的请求才增加了题献。在此，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奥登与切斯特的恋情。1939年4月，奥登初识切斯特，一个比他年轻14岁的美国大男孩，旋即坠入了爱河。他送给切斯特一本布莱克诗集，并在扉页上特意写下--“当它到来，会事先没提个醒，/而我正好在挖鼻子？”如上文引述，这是《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里的两行诗，该诗段结尾处还有一个疑问--“它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而在随后送给切斯特的诗集《在这座岛上》（On This Island，1937）里，奥登对这个疑问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在扉页中写下了这样的赠言：“致切斯特/你让我明白了真谛/（我那时是正确的；它的确如此）。”在切斯特身上，奥登第一次看到了超越短暂爱欲的灵魂相契，也看到了死生契阔的持久相依。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就给自己戴上了婚戒，还计划着与切斯特一道蜜月旅行。然而，令奥登始料未及的是，他俩在感情投入的强度上并不对等。一年以后，切斯特心猿意马，撇开奥登出去寻欢。从狂喜到绝望，从亢奋到消沉，爱在瞬间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由爱生恨所产生的强烈嫉妒心啃噬着奥登的理智，使他一度陷入了想要掐死切斯特的魔障之中。后来的《小夜曲II》（1953）就是对这种精神状况的直观体现：“请让月华倾泻，以免，/黑暗之中突然之间，/有人从床上独自惊醒/把自己的狂怒听见/宁愿心中所爱丢了性命。”（CP：577）

　　当一个人更多地把爱看成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主动去爱的问题的时候，他拥有的便不可能是一颗丰沛充盈的满足之心，那更像是一颗斤斤计较的得失之心，“在我们自私的爱情里也过于小心”（《疾病与健康》，CP：319）。在天秤失衡的瞬间，原本就误入歧途的爱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愚蠢”、“痛苦”乃至“犯错”。切斯特固然犯了错，清醒后的奥登也自认犯了错，他的错在于误解了爱的本质，在于将爱看成是一种交换，而不是发端于自己身心的能力。他之所以最终扭转了爱情的态度，一方面是源于他对切斯特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在于他的宗教信仰。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在分析奥登的信仰转变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奥登恋上卡尔曼与其皈依基督教有深刻的内在联系。面对失恋的痛苦和绝望，奥登在内心的狭促之地实现了克尔凯郭尔所谓的“跳跃”（leap），把信仰变成了一种期待而非验证，获得了存在的勇气和力量。正是基于此，奥登才在《疾病与健康》中写道：“亲爱的，我们总是屡屡犯错，/如此笨拙地对待我们愚蠢的生命……”（CP：319）这“屡屡犯错”，既是奥登对自身恋情的回顾，也是对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里所表达的重要观点（“在上帝面前我们总是错”）的呼应。

　　从“肉性之爱”到“灵性之爱”，奥登经历了情感与信仰的双重“跳跃”，因而即便切斯特表现得轻浮，他也持之以恒地付出自己的爱：“在爱的绝对指令下，欢庆吧，珍贵的爱；/一切机会，一切爱，一切逻辑，我与你，/都拜那“荒诞”所赐才能存在……”（《疾病与健康》，CP：319）“荒诞”（absurd）是存在主义哲学里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克尔凯郭尔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山鼻祖，首次赋予“荒诞”一词以现代哲学的含义。在他看来，基督精神是荒诞的，没有人能够按照理性去理解和证明其合理性，也没有人可以将其付诸行动。真正的信仰是一种全然不顾这种荒诞性的意志的行动，譬若亚伯拉罕面对上帝看似荒诞的严酷考验没有任何迟疑。在《疾病与健康》里，曾向亚伯拉罕发出指令的上帝说出了另一个“荒诞的命令”，也就是需要信徒们毫无保留地去执行的诫命--“欢庆”（rejoice）。艾伦·雅各布斯指出，“欢庆”这个词与奥登所信仰的英国国教有关。按照英国国教的传统，信徒们在进行总忏悔（the General Confession of sin）之后，立即举行圣餐礼，以此消除隔阂、抚慰苦难，因而圣餐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欢庆”。对于奥登而言，属于他的“欢庆”就是虔诚地接受上帝派送给他的“切斯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奥登在此写到了“我与你”，但他并没有奢望切斯特会做出同样的爱之回馈。事实上，在经历了切斯特之背叛、失恋之绝望的短暂的几个月之后，奥登与切斯特达成了共识：他们俩仍然维持密友关系，但绝不再发生肉体关系，切斯特可以自己寻找性伴侣。以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完全是一条不对等的“条约”，奥登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下来。

　　若干年后，奥登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诗行：“倘若星星燃烧着我们无以为报的/投向我们的激情，我们作何感想？/如果对等的感情无法产生，/让我成为爱得更多的那个人。”（《爱得更多》，1957，CP：584）这更像是他一个人的爱之宗教，信仰旅程的起点在于去爱，而不是索取爱。若然有幸得到应答，那也只是机缘巧合之下的礼物。在此，我们可以为奥登做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爱不再是“热烈而短暂的爱欲”，也不再是互惠互利的交换，而是超越了短暂时间和有限物质的爱之能力；只要爱之能力存在，那么无论得到应答还是失去回应，它都将继续存在下去。

　　三、婚姻之爱：“对应结构体”

　　门德尔森曾直言，奥登的中后期诗歌献给了“婚姻”。由于自身的同性恋身份，也由于感情没有得到对等的应答，奥登的爱情经验只停留在了“爱之能力”上，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婚姻做出种种设想。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与切斯特坠入爱河不久之后，奥登就为自己戴上了婚戒。而在《疾病与健康》里，奥登一方面剖析了现代爱情和婚姻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另一方面又试图重构婚姻秩序，向“爱”、“造物的精华”、“幸福的接吻礼”、“誓言的圆周”等关涉婚姻幸福的要素致敬。结合这首诗歌的标题，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基督教婚礼上最常见的誓言：“无论贫穷或是富贵、疾病或是健康，悲伤或是快乐，都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奥登曾给朋友去信说：“这么多年的经历让我相信，我真正需要的是婚姻。”《恋爱中的奥登》（Auden in Love，1985）的作者多萝西·法南（Dorothy Farnan）也曾明确地指出：“奥登对婚姻有着持久的兴趣，包括婚姻的形式和促成婚姻的方式。”

　　根据奥登的设想，婚姻的基础是双方的“爱之能力”。当彼此的“爱之能力”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婚姻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样的婚姻，是换了一种形式的“灵性之爱”，或许我们可以套用克尔凯郭尔的另一个语汇来表述--“婚姻之爱”（conjugal love）。奥登在《克尔凯郭尔导读》（A Preface to Kierkegaard，1944）这篇文章里曾引述过克尔凯郭尔的“婚姻之爱”：“浪漫之爱可以在瞬间得到完美地诠释，婚姻之爱却不行，因为一位理想的丈夫体现于生活中的每一天，而不是某个瞬间。”“浪漫之爱”同“肉性之爱”一样，都是时间的弃儿，唯有“灵性之爱”和“婚姻之爱”可以消弭了时间的缝隙，走向永恒之经验。所谓永恒，并非是恒定不变，而是指相爱的两个人在给出婚姻的誓言之后，凭借意志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并且克服纷繁复杂的磨难，持续不断地赋予誓言以现实的意义。这种婚姻生活，类似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把信仰灌注到每一天的日常琐事里，或者说，“婚姻之爱”与宗教信仰是一体的。关于这一点，奥登借助克尔凯郭尔关于人生三个阶段（审美、伦理和宗教）的理论进行过阐释：

　　“一位已婚男士与一位已婚女士相互吸引，想要私通。他们去咨询‘审美’，后者面带笑容地问：‘你们相爱么？真的相爱？非常确信这一点？那么，孩子们，我祝福你们。’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又去咨询‘伦理’，后者惊呼：‘你们竟敢有这样的念头！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可原谅的。好啦，好啦，别哭哭啼啼了。我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儿有效果良好的镇静药，每隔三个小时吃两片。’

　　“最后，他们去咨询‘宗教’。未及他们述说故事的来龙去脉，‘宗教’就开口了：‘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如果你们并不相爱，那么这问题就非常不切实际了，你们应该为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而感到羞愧。如果你们真的相爱，我虽然高兴，但并不赞同。忍耐吧，赞美上帝。’”

　　由此可见，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奥登对“婚姻之爱”的理解打上了鲜明的克尔凯郭尔烙印。但值得注意的是，奥登对克尔凯郭尔的迷恋并非一以贯之，他的情爱生活与婚恋观念也随之产生了些许变化，或者说，强调的侧重点发生了迁移。奥登曾这样反省他对克尔凯郭尔的态度：“正如帕斯卡尔、尼采和西蒙娜·韦伊，克尔凯郭尔也是一位很难被读者恰如其分地评价的作者。当我们最初阅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独创能力（他们用前所未闻的声音说话）和深刻见解（他们说出的前所未有的内容令人铭记在心）一下子俘获了我们。然而，随着我们越多地阅读他们，内心的的疑问也就与日俱增。我们发现，他们因为过分强调真理的某个侧面而忽略了其余的各个方面。这样的质疑很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转变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从最初的热衷走向同样仓促而夸大的嫌恶。”那么，奥登诟病克尔凯郭尔的地方主要在哪里？我们不妨看看奥登在晚年的轻体诗集《学术涂鸦》中对克尔凯郭尔的描述：“塞壬·克尔凯郭尔极其/努力地尝试/向上纵身而弹/但却跌成一团。”这里的“向上纵身而弹”，用到了我们在前文已经解说过的克尔凯郭尔术语--“The Leap”，但紧随这行诗之后，奥登却用了“fell”一词，而且还为这样的跌倒加了修饰语“inaheap”。短短四行诗，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情景画：克尔凯郭尔在精神领域纵身跳跃，然而承载精神的肉身却不可避免地向下沉降。克尔凯郭尔过多地把目光投向了上帝、投向了绝对的精神，奥登对尘世的依恋却更深，他在讽刺克尔凯郭尔注定跌倒在地的时候，其实已经表现出他对肉身需求的客观存在性和天然合理性的认同。

　　这似乎回到了早期奥登的“肉性之爱”：“恋人们的灵魂与肉体/并无界限：当他们躺在/她宽容而迷人的山坡上/如往常般神魂颠倒，/维纳斯传送了庄严的幻象/出于超自然的投合，/出于博爱和希望；/而一个抽象的洞见/在冰河与岩石之间/唤醒隐士的世俗欢欣。”（《摇篮曲》，CP：157-158）彼时，灵魂与肉体、恋人与爱神、抽象的洞见与世俗的欢欣全都交织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人爱的热度甚至能够穿越冰河的严寒和山川的距离，直达隐士们的内心，搅扰崇高的神爱。这首创作于1937年的谣曲，把重点放在了人爱对神爱的征服上，也是奥登自身追逐“肉性之爱”的生动体现。而后期奥登对肉身需求的重视，往往伴随着限制条件，更多地强调人爱与神爱的和谐共融。用奥登研究者艾伦·雅各布斯的话来说，奥登的人爱观念已经与神爱观念密不可分了。奥登甚至专门撰文阐述这一点：“最近，某些圈子里的人倾向于认为爱欲观念（或者渴望结合）与神爱观念（或者无私奉献）格格不入、互不调和，并分别给它们贴上了异教和基督教的标签。在我看来，这种思想倾向否认了自然法则的美好秩序，是摩尼教邪说的复苏。”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奥登所理解的人爱，是包含爱欲的爱情或者婚姻。他认为，我们可以藉由人爱来体会神爱；那些宣扬禁欲思想或者轻视爱欲的人其实都是异教分子，因为他们否认了上帝所创造的人类躯体的完整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便能更好地解读奥登后期非常重要的抒情诗《爱宴》（The Love Feast，1948）：“深夜，在楼上的房间/我们大伙以爱的名义/遵从收唱机的福音/聚集到一起”，“望教者们走了进来；/专注的双眼激情满满/在乳房和裤裆上游移/有人喷射，有人叫喊/……我很抱歉，但并无歉意/主啊，让我纯洁吧，但不是现在。”（CP：613-614）这首诗乍看下来，很容易给人留下艳情诗的印象。深夜聚会上的爱欲呈现，与随处可见的宗教术语交织在一起，的确会让不了解奥登思想的人备感困惑。富勒在分析此诗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该诗的宗教性内容：开篇提及的“楼上的房间”，与《新约·马可福音》第14章第15句中耶稣与信徒们相聚的房间相对应；参加聚会的人被称作“望教者们”，他们是准备接受洗礼的新信徒；最后一行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的名句“主啊，让我纯洁吧，但不是现在”（《忏悔录》，viii，16）。当然，这首诗的标题也别具匠心，影射了早期基督教的爱宴（agape，love feast），即信徒们共同进餐，传递友爱。富勒的宗教阐释，再结合后期奥登对神爱应与人爱和谐共融的理解，该诗的主旨已经跃然纸上了。或许我们还可以用奥登自身的经历加以注解：奥登曾写给切斯特一句话--“上帝选择通过你来向我展现至福”。

　　奥登说过：“神爱（agape）是对人爱（eros）的升华和完善，而不是对人爱的否定。”感官的狂喜与虔诚的信仰，有限的肉身与宽广的心灵，眼前的爱人与无边的上帝，这些看似不可调和的方面被奥登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他不断赋予人爱以神圣的意义，认为人爱是神爱的补充，而“婚姻之爱”更是上帝的福音：“就像亚当夏娃/命定的典范，/回应那完整的一/组成对映结构体/二人重叠交合/仍能区分彼此/凭借各自名姓。”（《喜歌》，1965，CP：761）正如亚当和夏娃，每一对真正的人间夫妻都回应了上帝的指令，他们各有“名姓”，却又“重叠交合”，形成了一组“对应结构体”（enantiomorph）。在这里，“名姓”强调了他们本身的独立人格，“重叠交合”既是精神的相通也是肉身的结合，而“对应结构体”就是对“名姓”和“重叠交合”的更为抽象的概括。这个词通常解释为互为镜像却不完全相同的一对晶体或分子，用在此诗的语境里极为合情合理。按照奥登的设想，丈夫的爱、妻子的爱、上帝的爱，全都融合在婚姻的契约中，形成极为牢固的力量，这便是我们在苍茫的世界中为自己找寻的最为恒久的支撑力。

　　结语

　　奥登的爱情诗折射出他在不同时期的情爱观念。从“肉性之爱”到“灵性之爱”，再到“婚姻之爱”，这其中既包含了他对自身荒唐生活的反思，也有他对理想关系的期待。步入中年之后的奥登，对爱情和婚姻充满了美好设想。尽管他本身匮乏这种事实联结，但他的设想未尝不是构建家庭秩序的一种努力：“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座堡垒，/配备最为持久的动力装置”（《平凡的生活》，1963，CP：715）。这动力装置，便是作为丈夫和妻子的“对应结构体”在精神和肉身都彼此交融，以对上帝的虔诚来应对婚姻生活中偶尔出现的危机或诱惑，以对上帝的赞美来充实世俗人生中难以回避的琐碎与庸常。正是在每个人都必然面对的情感生活领域而非宗教层面上，奥登的爱情诗给予我们丰富的启迪意义和认知价值。

　　（编辑：苏琦）